↑田野考古發掘現場

紅星新聞記者丨陳卿媛 實習生丨李雨果

編輯丨餘冬梅 彭疆

近日，“敦煌考古編制崗位無人問津”的話題登上熱搜。在考編、考公大熱的環境下，帶有編制的考古所崗位卻“零應聘”，這在“考古熱”“文保熱”日益火爆的今天，引發大家對相關領域人才現狀的關注。

多位受訪者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提到，敦煌偏僻的地理位置、嚴格的招聘和工作要求、較低的薪資待遇等因素，讓很多應聘者望而卻步。

對于考古行業的求學者而言，能否适應高強度的工作、惡劣的環境等，影響到他們畢業後是選擇其他行業，還是走向專業的考古之路。在考古界，也正在探索方法，試圖擺脫考古人才短缺的困境。

敦煌考古編制崗位遇冷

“零應聘”成熱議話題

9月14日，講述敦煌文明和守護人故事的紀錄片《敦煌師父》第二集正式上線。在紀錄片中，敦煌考古研究所所長張小剛表示，今年考古所編制都有所增加，這導緻願意到敦煌的應聘者更少，“有五六個人報名，結果全缺考，一個都不來。”一時間，“敦煌考古編制崗位無人問津”的話題沖上熱搜榜，引起熱議。

“一邊是考公熱，今年國考報名人數突破200萬人，一邊是考古熱，衆多文物、文物機構和考古相關節目走紅網絡。”人民網提到，考古熱而從業冷亟待“破局”。

張小剛所長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提到，這幾年考古由冷及熱，是全民切身感受到的。比如敦煌，千年IP出圈成了新網紅。考古學的社會意義在國内不斷增強，真正喜歡考古學科的人數也不斷攀升。從大環境來講，現在确實是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但是真正從事考古的人，從來都是少數群體。

張小剛所長還提到，這些年，敦煌考古研究所報考的人時多時少。比較好的情況是2020年，一次性就招到了3個。而2022年原計劃招一個考古的崗位，結果全缺考。目前，敦煌考古研究所人員緊張，隻有20人左右。即使其他工作全都不做，隻做石窟寺考古報告，這些人員依然是不夠的。所以，做石窟寺考古報告或做田野考古會互相影響。

敦煌研究院官網信息顯示，敦煌考古研究所現有科研人員25人，其中研究館員2人、副研究館員8人、館員7人、助理館員5人，具有博士學位者4人、碩士學位者8人，目前主要工作為編寫《敦煌石窟全集》，修訂《敦煌石窟内容總錄》，持續進行瓜州鎖陽城遺址考古發掘等。

公告顯示，2021年以來，敦煌研究院進行了多次招聘，招聘對象包括博士後研究人員、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等，且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敦煌研究院人力資源處工作人員回應媒體稱，他們現在缺少博士這樣的高層次人才，考古專業招兩人，結果隻有一人報名，招聘計劃經常落空。

敦煌研究院是甘肅省直事業單位，隸屬于甘肅省文物局。事業編制的崗位工資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直接的關系。2020年度敦煌研究院（彙總）部門決算顯示，截至2021年6月，敦煌研究院共有職工1507人。根據公開報告，2021年度其人員經費8254萬元，即人均5.48萬元。

據新華社報道，202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超過200萬人，共142.2萬人實際參加考試，參加考試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46：1。但在平均數背後，各地區因經濟發展不同，崗位競争情況差異極大。其中，北京、廣東報名人數均超過20萬人，甘肅隻有不到4萬人報名。

“據我了解，各個地方的大所，尤其是省所，這兩年增加了不少編制。比如有的省從原來不到幾十個人的編制擴大到二三百人，這對全國考古行業來講是個好事，國家、地方都很重視，給考古更多的名額和經費。但我心裡在打鼓，考古專業畢業生一年就那麼多，條件好的地方招的人越多，客觀上我們這個地方就更難招了。同在一個省的省所，招人情況也比我們好很多。”張小剛所長向媒體表示。

地理位置偏僻、薪資較低

如何留住人？

敦煌擁有豐富的曆史資料和濃厚的人文底蘊，但是多位受訪者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提到，因偏僻的地理位置、嚴格的招聘和工作要求、較低的薪資待遇等因素，很多應聘者望而卻步。

在紀錄片《敦煌師父》中，浙江大學考古學碩士張小楊，主攻方向是石窟寺研究，她是張小剛着力培養的徒弟之一。張小楊的同學畢業後大多在上海、浙江等地發展，隻有張小楊一人來到地處西北的敦煌莫高窟。她以前的同學、朋友，有時也勸她回杭州發展。

高強度的工作、惡劣的環境等，讓張小楊陷入了迷茫。在老師幫助下，張小楊逐漸安定下來，重新進入工作狀态，石窟寺考古報告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蘭州大學文博學院的阿清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她畢業後選擇出國深造，回國後打算在老家山西就業。未選擇報考敦煌研究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要求比較高，其次是工作繁重但待遇一般。“如果我找别的工作，可能不會這麼累，并且我可能會拿到一份更高的薪資。”

阿白在浙江大學讀博。阿白向紅星新聞記者表示，考古是一個“為愛發電”的專業。依靠衆多考古學家的犧牲精神和吃苦耐勞精神，考古事業才得以發展至今。敦煌考古編制崗位無人報考的原因不言自明，“錢沒給夠、上升的途徑不明确。”他稱“幹我們這一行的最有夢想了。你完全不缺這個動力，你不會覺得這件事無聊或者我做的事沒意義。唯一要擔心的就是工資問題。”

相比物質條件，浙大的碩士研究生阿團則會考慮結婚生子的可能性和家庭的穩定性，“如果說你的對象沒有辦法在那邊安排工作的話，那你肯定是不會去那裡的。”

張小剛所長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提到，事實上所内考古這個崗位對學曆要求并不高。敦煌研究院招聘都是從研究生起步，鑒于緊缺的情況，同意招聘考古專業畢業生從本科生起步。莫高窟距離敦煌市區有25公裡，現在，研究院在敦煌市區和莫高窟都有家屬院或公寓樓，大家也慢慢都有了私家車，各方面條件好了很多。但對現代年輕人來講，敦煌畢竟不是大城市，有不少人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去了其他單位，或是離開了敦煌。

談到如何留住人，張小剛所長表示有3種手段可以并行。一是待遇留人，想盡辦法提高待遇。不過待遇再怎麼提高，也無法與大城市特别是經濟發達城市相比。純粹靠待遇，是不現實的，所以第二是靠情感留人。第三則是事業留人，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敦煌學博大精深，這裡占據着得天獨厚的地利優勢，在這裡有專業的事可做。通過自己不懈努力，可以取得突破性學術成果，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内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尊重和認可。

專業學子與從業者的選擇

是離開還是繼續？

在紀錄片《敦煌師父》中，敦煌的白天酷熱難耐，從南方過來的張小楊第一次進行真正的田野考古實踐，剛開始很難适應，甚至出現頭暈嘔吐的中暑症狀。敦煌戈壁的風沙量大，無人機勘測和相機工作都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白天，張小楊要去到石窟，對洞窟整體結構和壁畫細節詳細記錄，又要去到探方，多次刮面，并對發掘的遺迹進行記錄。晚上，張小楊還需要熬夜完成考古報告。高強度的工作，惡劣的環境，和同齡人的差距，一度讓張小楊陷入迷茫。

紅星新聞記者從一名就職于内蒙古通史博物館的考古從業者處了解到，田野考古的不确定性較大。墓葬與文化層較為簡單者，在發掘上基本不會有什麼困難。而堆積層厚而複雜、又多受擾動影響者，會造成一些發掘上的困難。并且天氣影響，強降水、高溫、土地封凍等，都會阻礙田野考古工作的開展。

這名考古從業者長期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區工作，當地自然環境比較惡劣，沙塵暴、蚊蟲叮咬，甚至遇到狼等野獸，都是常事。“在外人看來有趣的發掘工作，真正上手之後卻往往顯得繁重而枯燥。一個考古人，既要時刻保持好奇與謹慎，又要吃得下苦，耐得住寂寞。否則，一遍又一遍刮面，一鍬又一鍬取土，一瓢又一瓢排水，很快便會将原本的那份激動磨滅。”

↑田野考古發掘現場

2022年暑假，四川大學考古學學生阿夢參加了羊曲遺址的田野實踐。據阿夢向紅星新聞記者描述，羊曲遺址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興海縣，平均海拔3924米。考古團隊大約有20人，住在距離遺迹較近的羊曲村。從駐地到遺址交通不便，需要先坐30分鐘的車，再爬一個小山坡。羊曲村還沒有通自來水，考古團隊需要買桶裝自來水，用于做飯、洗澡等日常生活。

他們每天早上7點起床，中午短暫休息一會，挖掘工作會持續到晚上6點。晚上時間比較自由，但是需要整理白天收集到的資料，有時會工作到次日淩晨兩三點鐘。

除了工作任務重，惡劣的的自然環境也讓阿夢印象深刻。氣候幹旱、大風、變幻莫測的天氣，對這組科考隊都是挑戰。下田野的每一天都身心俱疲，長期彎腰、屈膝、跪地，對膝蓋和腰會造成一定的損傷。從青海回來一個多月了，阿夢走路偶爾還會膝蓋疼。

↑田野考古人員的手被曬出膚色差

阿民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他從高中開始就喜歡曆史，但讀大學時沒有就讀心儀的考古學專業。他甚至翻牆跑到其他學校蹭課聽。如今，他從事考古工作快兩年了，已去過多地進行發掘，住過工地宿舍。他覺得田野考古需要充足的熱情，才能長期幹下去，“少有專業像考古這樣，工資低、待遇低，中秋、國慶隻有一天假，甚至很多工地一天不放假的都有。”

南北地區的自然條件差異較大，考古發掘的具體情況也有所差别。阿欣暑假時參加了江蘇省的一個考古實踐，為期一個月。南方的土質與北方的土質不同，一旦下大雨，需要用吸水泵将探方裡面的水吸走。而且地面會變得泥濘，用手鏟刮面時還沒鏟多少，周圍就已經包了好幾層泥，不能繼續使用，遇到這種情況會對工具做一些調整。問起休息日時，她開玩地笑道：“休息全靠老天。老天下雨了你就可以休息，老天不下雨你就不能。”

就讀于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的阿金，剛上大學的一年時間裡，一直在疑惑文博是什麼，考古、博物館的意義在哪裡，直到一場講座激發了她對博物館學的熱情。博物館不應該隻是一個單純介紹、傳遞知識的機構，它應該具有更多的人文關懷。它應該對當下的一些社會議題、社會現象有所反映。博物館不僅是展示曆史的載體，更應該與當下、未來的生活産生一定的連接。“會有一種社會關懷在裡面，我覺得這是博物館存在的價值，也是我選擇讀這個專業的初衷，有一種使命感。”

性格外向的阿團，在碩士階段選擇了文化遺産方向。相比考古學，她覺得文化遺産專業實踐性更強，比如對文化遺産進行評估、對大遺址進行保護等。而考古學則更要求人“心靜”。但無論是遊覽博物館、參觀石碑石刻，還是閱讀書籍，進行田野考古，二者都關乎“古人與今人的對話”。

阿團和阿金畢業後想考取事業單位，從事對口專業工作，包括博物館、研究院等，偏好城市在長三角一帶。阿白則選擇留在高校，繼續科研之路。

阿夢還沒有考慮就業的事情。在青海的一個半月時間雖然辛苦，但很快樂。目睹了湛藍的天空，翺翔的雄鷹，雨過天晴的雙層彩虹，草原上吃草的牛羊，紫的、黃的、紅的晚霞，裸眼可見的銀河……她覺得遇到這些風景很幸運。今年10月份，她将參與另一項時間更久的田野考古發掘活動。

阿民習慣在微博上分享考古過程中的片段和感受。雖然他覺得鼓吹考古“小衆專業好就業”的言論是在“把人往火坑裡推”，但是自己卻在“火坑”裡甘之如饴，就如他在微博上發的一句話：“因為熱愛所以我們來到了這裡。”

人才短缺與人才培養

後備力量如何補充？

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曹斌公開發聲表示，人才在任何行業都是其發展的根本，考古自然也不例外。提升考古的人才數量和質量，首先要抓人才培養。“零應聘”成為熱議的話題，這背後反映的最深層次問題，其實是考古人才短缺。而這樣的難題不僅敦煌研究院面對，還有很多機構也無法走出“小馬拉大車”的困境。

《文物調研》發布的《關于當前我國考古工作面臨的編制與從業人員嚴重不足的問題》文章中提到，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省級文物事業單位共有編制1670名，加上國家級單位的編制人數，全國省級以上文物考古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實有人數不足2100名。若以國土面積計算，每名考古人員需要承擔4571.4平方公裡的考古勘探與發掘任務。文物考古事業單位崗位編制不足，意味着科研人員的日常晉升通道較窄，後備力量長期難以補充。

關于專業人才的培養與培養的人才流動情況，曹斌副教授提到，考古作為冷門專業，不隻是招生規模小，還有一些同學及家長因擔心就業難放棄報考。報考考古的學生在進入學校後，還面臨“轉專業”“大類招生分流”等考驗。因此，要擺脫考古人才短缺的困境，給予高校招生和人才培養足夠的支持，是必要的前提。

曹斌副教授還表示，希望用人單位可以放低“本科門檻”。考古單位如何制定用人标準、吸引考古人才、選擇考古人才，是亟待思考的問題。曹斌副教授以其供職的高校和培養的研究生為例，一部分畢業生選擇了考取公務員或到高校從事行政工作。客觀上看，環境艱苦、待遇偏低等因素，使得考古人才的流動性較大，再加上合理的人員流動、選拔晉升等，也會使人才不那麼容易“被留住”。

敦煌研究院自1944年成立以來，70餘年風雨，一代代敦煌守護者堅守大漠，做出了許多科研成果。據媒體報道，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就是敦煌守護者之一。蘇伯民曾多次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基于文保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專業設定等進行呼籲。

2020年全國“兩會”，時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蘇伯民在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時曾表示，中國是遺産大國，現保存下來的遺産數量很多。“十一五”以來，國家在文物保護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開展了許多重要的保護項目，使得許多重要遺址文物病害得到了修複，文物保護科技也有了長足的發展。當記者詢問蘇伯民當前文物保護的人才缺口情況時，他回答稱，“中國目前能夠稱得上‘國寶’的文物保護單位大概有5000多處，世界遺産有50多處，但我估計全國從事文物保護的專業人員，大概不超過2000人。”

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在中新社發布的報道中，蘇伯民提到，“建議科技部依托敦煌研究院、蘭州大學等文博單位和高校，組建絲綢之路文化遺産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近年來，随着中國對文物研究和修複經費投入的逐年增多，據不完全統計，國内相繼有70多所學校設立了文物保護或文化遺産保護相關專業。

“但這些專業往往是挂靠在曆史、考古、美術或材料等學科下的一個研究方向，不具備獨立性，缺乏統一的學科培養模式。”蘇伯民指出，學生雖然學的是文物保護，但畢業證和學位證上會被授予曆史學、考古學或其他學科的學位，在就業和人才歸類等方面常常被外界混淆，這種狀況既不利于文物保護和修複專業人才的培養，更不利于學科的發展。

蘇伯民建議，國家教育部門将文物科學與保護技術認定為獨立學科，在高等院校設立相應的院系，編寫出版統一的教材，制定統一規範的培養方案，此舉将大力推動中國高水平的文物保護研究和修複人才的培養。

（文中阿團、阿夢、阿民、阿金、阿清、阿白、阿欣皆為化名，圖片均由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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