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西方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的《理想國》幾乎和《荷馬史詩》同樣著名。就思想而論，柏拉圖美學奠定了西方古典美學的基礎，他提出的“理念”論美學，曆來被後人重視和研究。正如20世紀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所說的一樣，整個西方哲學史就是對柏拉圖思想的注腳，西方美學也不例外。

柏拉圖哲學美學的出發點是“理念”，什麼是“理念”，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不少讀者對此存在誤解。

有人說，柏拉圖的“理念'’是語言學上的“概念”，如花的“概念”、桌子的“概念”、人的“概念”等；這種說法并不準确。

語言學上的”概念”是指語言的“所指”——概念意義，這種“所指”不是獨立之物，不同于柏拉圖的“理念”。如桌子的“概念”不是客觀存在，不同于生活中的桌子（人們一般不會說，除了生活中的桌子，世界上還有以“概念”形式存在的“桌子”）。後起思想家對柏拉圖“理念”論的批評即是從這個層面立論。

如中世紀神學家威廉.奧卡姆認為（“奧卡姆剃刀”理論的提出者：用最簡單的法則解釋事物），“共相”（柏拉圖的“理念”）僅僅隻是語詞符号，沒有獨立存在，如“花”的“概念”隻是語言稱謂，不指向外部存在。

與柏拉圖“理念”論相關的還有一種流行說法，——“柏拉圖式的戀愛”。很多人認為，“柏拉圖式的戀愛”是指精神之愛。這種解釋說對了三分之一，還有其他深層含義沒有說出。

“柏拉圖式戀愛”的核心要義是：一個人所愛戀的對象是“理念”，并非生活中的某個人（如一位姑娘或一個小夥子）。

柏拉圖認為，世上的所有人都有“理念”，如張三有“理念”，李四有“理念”；張三、李四的“理念”就是人的共性或本質（essence）；所以，人的“理念”是普遍之物——某種“類型”的人，不是個體存在。

換言之，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所愛戀的對象其實是某種“觀念”型的人，而非生活中的某個人。比如有人喜歡“外向型”的人，有人喜歡“内向型”的人，他的戀愛對象必然符合他所欣賞的特定“類型”，這就是人的“理念”。

柏拉圖的學生亞裡斯多德同意柏拉圖提出的“理念”定義，他認為，事物的“理念”即是事物的“類型”，又稱為“通式”、“原理”或“一”（亞裡斯多德，《形而上學》）。

據此，”柏拉圖式的戀愛”的另一層含義才顯現出來：因為人的戀愛對象是“理念”——人的某種“類型“，而人的“類型”本質不是感性存在（觀念），所以這種戀愛隻和精神（理性）有關，和個體無關。這是“柏拉圖式戀愛”的一層含義（“理念”之愛又叫精神之愛）。

“柏拉圖式的戀愛”帶有理想主義色彩，體現了柏拉圖“理念”論哲學的浪漫主義情懷。在柏拉圖看來，真正的愛應該和永恒（理念）有關，和思想認識（理性）有關，與身體無關；所以“理念之愛”是一回事，“現實之愛”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不可混淆。

比如張三喜歡某種類型的人，如特定的身高、膚色、氣質、性格、學曆等，這是張三的“理想之愛”（理念），至于張三能否在生活中找到符合标準的某個人，又是另外一回事，兩者不能等同起來。

通過上述分析，柏拉圖“理念”論的含義基本呈現出來：在柏拉圖看來，“理念”是事物的本質和本源，是感性事物存在的條件和根據，即亞裡斯多德所謂的“終極因”（亞裡斯多德，《形而上學》）。

就審美而言，柏拉圖認為，世上任何事物的美都有美的原型和标準——美的“理念”，如一朵花有美的“理念”，一隻陶罐有美的“理念”，一匹母馬有美的“理念”（柏拉圖，《大希庇阿斯篇》）。

在其代表作——《理想國》中，柏拉圖深入闡發了美和“理念”的關系。

柏拉圖引用了“床”的例子。他說，世界上有三種床：第一種床存在于天上，即神所設計的床，這個床沒有缺點，完美無瑕，是最理想的床——床的“理念”；第二種床存在于塵世，即人們平時所使用的床，這種床和感性物質有關，是不完美的床，是理念之床的影子；第三種床是最低劣的床——藝術家描寫的床（美的床），這種床是生活之床的模仿和影子，既不真實，又不能使用，幾乎沒有價值。

由此出發，柏拉圖否定了藝術美的價值；他認為，藝術模仿生活的“外形”（shape），是生活的幻象和“影子”，最不真實。柏拉圖毫不客氣地把詩人趕出了“理想國”。

柏拉圖以“理念之床”作為标準，否定了美的價值，走向了一條審美取消主義之路，這是柏拉圖美學思想的局限性，經常遭到後人的批評。用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話說，柏拉圖的“理念”論美學不符合辯證法精神——應當一分為二、辨證看待。

如何理解柏拉圖“理念”論美學的實質呢？這裡有一個參照視角——西方文化的科學精神——數學、幾何學精神。

比如，西方文化之所以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化，除了基督教文化因素外，還有一點關鍵區别：西方文化重視數學、幾何學等理論科學；中國古代文化或者重視道德倫理（儒家文化），或者重視精神逍遙（道家文化），這個層面的區别至關重要。

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同，西方文化自古希臘時代起便發展出對數學、幾何學的強烈興趣，如著名的畢達哥拉斯學派。

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宇宙的本源是“數”——數學、幾何學的普遍原理，這種“數學”觀念對柏拉圖思想産生重要影響：柏拉圖的“理念”論美學即建立在數學、幾何學思維的基礎上。

舉個例子，柏拉圖認為，世上有兩種三角形：一是幾何學意義上的三角形——三角形的”定義”（三角形由三條線段相交而成，内角和等于180度）；二是人們畫出來的三角形，這是生活世界中的三角形。

柏拉圖說，隻有幾何學意義上的三角形才是真正的三角形——三角形的“理念”；生活世界中的三角形，無論人們畫的如何精确，也不可能等于幾何學上的三角形。比如幾何學上的三角形沒有大小、粗細、顔色之分，人們畫出來的三角形則有許多區别。

所以幾何學上的三角形是“思想認識”的對象，和人的感覺無關；生活中的三角形是經驗對象，和感性有關。這是柏拉圖“理念”論美學的思維方式——本質和現象的對立、理性和感性的對立。

柏拉圖強調說，美的“理念”如同幾何學上的三角形，永恒存在，不生不滅；美的“理念”是所有美的事物的來源和标準。柏拉圖的上述看法代表了西方古典美學的基本觀點，這種觀念直至18世紀末、19世紀初才發生改變（浪漫主義美學認為，美的标準不是“理念”或普遍性，而是事物的個性或獨特性）。

根據美的“理念”标準，柏拉圖認為，藝術美的靈感來自對“理念”的“回憶”：藝術家忘卻現實生活，借助于缪斯女神的附體就可以看到“理念”（希臘人認為，缪斯女神掌管文藝），這是柏拉圖提出的藝術“靈感”說。

柏拉圖認為，藝術創作不同于其他技藝（如裁縫），其他技藝可以通過學習而獲得，藝術靈感隻能依賴藝術家的天賦——如缪斯女神附體。柏拉圖的上述看法啟發了後來的康德。

康德認為，藝術創造無法學習（不同于其他技藝的模仿），這種能力和藝術天賦有關——一種神秘的創造能力；藝術家可以為藝術立法（制定規則），普通人則難以做到。

康德美學和柏拉圖美學的區别在于：康德認為人的靈魂不能直觀（理性不能直觀），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有直觀能力——通過回憶看到“理念”。所以康德美學導向浪漫主義（藝術表達情感），柏拉圖美學代表古典審美理想——美的“理念”是普遍法則（如希臘悲劇、法國17世紀古典主義戲劇）。

從跨文化比較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并不看重柏拉圖式的本質主義思維。在中國文化看來，世間萬物皆由天地而生，并非來自天上的獨立“理念”，這是中國文化思維方式的特色——“體用一源”論（本質和現象的統一、理性和感性的統一）。

比如老子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意思是說，世間萬物皆包含陰和陽兩種元素，在自然之“氣”的激蕩下生生不息。這是一種唯物主義思想。

莊子認為，通天下一氣耳（《莊子.知北遊》），世間萬物皆因“氣”的聚合或離散而變化——因氣聚而存在，因氣散而消亡。這是一種樸素的唯物論，不同于柏拉圖的“理念”說。

儒家的《中庸》或《易傳》也提出了類似看法。儒家思想認為，世間萬物皆因天地化合而生；天行健，地勢坤——“天”是宇宙萬物的主導，“地”是世間萬物的依托，彼此融為一體，不可分割。這是儒家哲學的生态倫理觀。

柏拉圖的“理念”論思想綿延兩千多年，對西方哲學與美學産生重大影響，如亞裡斯多德哲學、德國古典美學（康德、席勒、謝林、黑格爾）、中世紀“唯名論”和“唯實論”之争，都和柏拉圖“理念”論有關。20世紀以後，随着存在主義（海德格爾）、語言哲學（維特根斯坦）以及分析哲學（羅素）的興起，柏拉圖的“理念”論思維才逐漸退出曆史舞台，被其它新的思維方式代替。

比如亞裡斯多德哲學，亞裡斯多德反對柏拉圖的“理念”論；他認為，事物的本體(substance)不是“理念”，而是“個别”；“理念”是事物的“共性”（共相），并非獨立之物，“個體”（如一朵花、一棵樹、一棟房子）才是第一性的存在，“理念”是第二性的存在。

在此基礎上，亞裡斯多德認為，藝術是生活的模仿，這種模仿不但真實（“藝術比曆史更真實”），而且具有社會作用，如悲劇具有淨化心理的道德功能。與柏拉圖的“理念”論相比，亞裡斯多德美學更加合理，更符合生活實際。

再如中世紀的”唯名論“和”唯實論”之争。唯名論者（如威廉.奧卡姆）認為，“共相”（理念）僅僅是語詞稱謂，和事物的本質無關，非獨立存在。唯實論者（如鄧.司可脫）認為，“共相”代表事物的本質，是獨立存在。兩種觀點互不相讓，尖銳對立。經過基督教會的裁決，奧卡姆的“唯名論”被定為異端，“唯實論”取得勝利。

“唯實”、“唯名”之争關乎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意義重大：假如“共相”僅僅是語言稱謂，非獨立存在，耶稣基督如何“道成肉身”，如何獲得普遍“人性”？耶稣基督又如何實現對“人”的救贖？為了維護基督教正統神學觀——耶稣既具神性又具人性，“唯實論”最終戰勝了“唯名論”。

随着現代語言學以及分析哲學的産生，柏拉圖的“理念”論美學不斷遭到批評。根據語言學及分析哲學觀點，柏拉圖的形而上學命題（如美的本質和現象的對立），可以分解為特定的語言學命題，形而上學思維屬于語言現象（羅素）。維特根斯坦指出，柏拉圖提出的哲學命題（理念和感性的對立）可以還原為“語言遊戲”。

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同樣批判柏拉圖的“理念”論思維。海德格爾認為，人的存在和世界不可分離，美的存在和真理的呈現同出一源——“存在”整體的敞開。

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爾以梵高的名畫——《農鞋》為例，分析了美和真理的關系。他認為，“農鞋”敞開了農婦的“生活世界”，展現了“大地”（自然界）的存在，在此基礎上，存在者（如農田、莊稼、農鞋等）得以呈現出來；美的存在即真理的顯現，兩者無法分離。海德格爾的“真理”觀颠覆了柏拉圖的“理念”論，重新恢複了人和世界的聯系。

綜上所述，柏拉圖的“理念”論對西方哲學與美學産生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就像如來佛的手掌心之于孫悟空，後者始終受到前者的控制，直至啟蒙運動以後，西方美學才逐漸擺脫“理念”論思維方式的窠臼。這既是柏拉圖思想的成就，也是一種曆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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