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80年代之初，薛暮橋的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和張五常的随筆集《賣桔者言》是那個年代的經濟學暢銷書，随後在90年代暢銷的有《顧準文集》。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出現了像《貨币戰争》這樣被讀者調侃為“金融玄幻小說”的暢銷書。而在過去這幾年，經濟學暢銷書的主要類型變為通識寫作。這也是當下對經濟、經濟學感興趣的讀者比較熟悉的一種書籍。

經濟學通識寫作由接受學科訓練的學者完成，寫法有别于專著和論文，它在選題和文字處理上都更加接近讀者。有的寫某個知識領域的通識，有的以通識方法探讨某個經濟議題。做這件事的學者都在努力把複雜的、深奧的知識講得簡單。

在本篇，我們對話經濟學家劉守英。

劉守英，生于1964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院院長。著有《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現代社會秩序的制度基礎》《撞城》等。

劉守英近四十年來一直從事土地研究，并曾參與土地制度改革與地方試驗設計，通過在基層的一手調查向讀者呈現他的思考。多年來，他出版專著、發表論文，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獎等獎項，在2019年也寫過一本講述從農村到城市，記錄鄉城碰撞心路曆程的随筆文集《撞城》。現在，他在教書和研究工作之餘也在籌備寫一本經濟學通識書。最近，他因為《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再版參加了出版社策劃的直播，在8月2日晚上結束一場直播後，他在回家路上和記者在電話裡聊了聊他對通識寫作成為暢銷書的一些看法。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8月5日專題《在偶然與必然之間：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暢銷書之路》的B04版。

新京報：你剛直播完吧？辛苦了。

劉守英：對呀，“我辛苦了”（笑）。你問吧。

新京報：這段時間在整理過去四十幾年的經濟學暢銷書，梳理下來的結果是，印數最高是薛暮橋先生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1979年12月初版書封。

劉守英：你發現有多少？

新京報：共有接近一千萬冊。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到這個世紀最初十年，三十年間暢銷的書有不少類型，也有各種寫法，不過并沒有學術專著。《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是作為一本學術專著在80年代初達到如此高的印數的，而之後，即便是在整個出版界都算現象級的《貨币戰争》也無法實現那樣的印數。

劉守英：《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内容是關于在改革之初怎樣認識曾經的經濟制度。在那個時候，整個國家各個層面，包括老百姓、地方政府官員和科技工作者都非常關心，也就是都在關心如何看待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所以，薛老這本書實際上是以問題導向而寫的，然後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我們的經濟制度和發展問題，這是與“本本教條”的教材不一樣的地方。

新京報：到了本世紀第二個十年，暢銷的大多都是通識寫作，這與此前三十年又不一樣了。在“2021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好書緻敬禮現場，你作為嘉賓給“年度通識寫作”頒獎，當時說了一句話，從陸銘的《大國大城》到蘭小歡的《置身事内》，當下的這幾位青年經濟學者似乎掌握了一些方法。你認為這幾年的通識寫作已經形成某種模式嗎？

劉守英：這個現象包含一種需求。此時的經濟類書籍主要是關于一些熱點性話題，比如貨币、金融和城市化發展等，這些是老百姓也覺得重要并且會關心的話題。在以前，一些作者也抓住了話題，但不一定是專業寫作。而學者呢，主要還是在做研究寫論文。有的學者與此同時也做一些通識寫作。他們接受了專業訓練，對現實也有比較深的關注，另外他們也有積極性将所認識的經濟社會問題向大衆作解讀、分析和告知。

與以前非專業的寫作相比，他們有專業性。他們在專業的基礎上也考慮到一般讀者的理解程度。所以他們的寫作是專業性和大衆性的結合，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人們對社會和經濟的認識。這個過程實際上也提高了經濟學家工作的影響力。

公衆對認識經濟運行和經濟現象一直有很大的需求，滿足需求需要經濟學家去做。西方經濟學界有這個傳統，一部分經濟學家在影響公衆，在解釋日常現實中的經濟問題。我們現在的通識寫作開始暢銷也是在反映這樣一種需求。

新京報：在整理時，我也感受到了這個變化，打算把它叫作從“接近問題”到“接近讀者”。早期尤其是像《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這樣的專著其實文獻參考比較單一，但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強烈的問題意識。原本想的下一個問題是，現在的通識寫作是否在問題意識上不如以前了，聽完你講，發現其實是有的，隻不過不是整體性的問題意識。我們聊一聊你的計劃吧，之前得知你正在準備寫一本經濟學通識書。

劉守英：還在寫呢。

新京報：是關于什麼内容的？

劉守英：從前幾年起，我們原來高增長的經濟發展開始減速，而這是否是另外一個發展階段，需要怎麼認識減速和轉換，這些是這本書會談到的。我們曾經長期生活在高增長年代，也習慣了以高增長的思維來認識經濟和社會的運行。現在增速放緩了，如果還用過去主流的高增長思維來看減速以後的經濟，那麼整個研究範式、公共政策都會面臨挑戰。我們現在的許多認識還是基于經濟的高增長，我認為這是需要重新認識的。

另外這本書也會講一講世界上其他經濟體減速以後的一般規律，特别是公共政策怎樣實現轉向，适應變化以後的經濟。

《撞城》，劉守英 著，譯林出版社，2019年8月。

新京報：有個問題是，對于讀者來說，我們就生活在變化之中。比如，我小時候在老家農村聽到外出打工的大人們讨論“外面（指城市）的錢好掙”，還有家家戶戶購買彩色電視機和電話，到了暑假跟着爸媽進城也看到道路交通、城市建築的變化，第二次去就不認識上一年的地方了。周圍的這一切都在告訴我們經濟正在高速增長。但沒有一個經濟體能永久高速增長下去，即便沒有偶然因素如新冠，也必然會有個轉變，而處在其中的個體也會切身經曆變化的過程，生活可能也會發生變化。剛才聽你講的，是為我們提供一種如何認識增速轉變的解釋，除此外你會在書中考慮加入讀者視角嗎？

劉守英：我在書裡會講的，對個體來說實際上就是如何看待、如何适應這個變化過程的問題。在減速年代，我們可能無法繼續保持高增長之下的生活方式，不是靠原來的數量支撐生活，更多是講究質量——無論是消費質量還是環境質量都會發生變化。另外，高增長年代是數量性增長，你隻要進入“數量擴張”這個框裡面就會有機會，在減速年代就不一樣了，這也是我們将面對的。

在減速年代，對個人來講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的平穩、秩序和安全。盡管沒有那麼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作為支撐了，但是個體需要一個更良序的、更安全的生活環境。

新京報：在國内經濟學界，你和周其仁老師是尤其強調科斯（Ronald Coase）“真實世界”的兩位經濟學家。這是與“黑闆世界”相對應的，就處在我們身邊的世界。你做土地研究，常講“跑不完的真實世界”，收集一手材料，之前出版的也都是專著。現在寫通識書，如何呈現“真實世界”呢？

《土地制度與中國發展》（增訂本），劉守英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7月。

劉守英：曆史也是一種真實世界的呈現，對吧。曆史的真實世界不是說隻有眼見為實啊。其實，從高增長到減速的觀察就是基于真實世界，繼續追求高增長與真實世界不符。我們目前确實進入了增長放緩的階段。

比如，到企業觀察發現，它不像原來那樣追求數量性擴張了，而是更加強調獨特性和質量，以它的個性化參與市場競争。一座城市的品質，也不是完全靠高樓、工廠來支撐了，開始強調文化和地方環境。再看老百姓的需求，對工作和生活的安全、秩序的要求也與以前不一樣，現在的年輕人不是說有工作就夠，還得要求合他/她的意啊，得符合個人的發展需求，不然随時可能辭職。這些都是真實世界已經在發生的，不是我們想象的。在這個基礎上，對我們真真實實地看見的現象做一般的規律性認識和分析。

新京報：最後加一個問題，在高校學術考評中，通識寫作一般都不算作學術研究成果，被認同的是期刊論文、學術專著。而這不包括通識寫作。你既是學者、教師，也是經濟學院院長，有多重視角，對此是怎麼看的？

劉守英：一個寫作者如果做這件事是為了拿去參加考評，就别寫了。考評的内容，都是基于絕大多數老師的特征标準化的。而通識寫作實現的是公衆影響力，是一個附加值問題。

如果一個教師連考評都過不去，可能沒有精力也沒有必要做通識寫作，當然他/她也可以不“care”（在意）職稱考評，也沒問題。但是，學術考評本身有它的标準，是學術導向的，是被大家都接受的。如果通識寫作算作學術成果，那麼到各個地方給企業家做演講，也有影響了，算不算學術成果呢？其實都是附加值。

撰文 新京報記者 羅東

編輯 李永博 李夏恩

校對 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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