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談戶口?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公布數據顯示，全國人口中人戶分離人口為4.93億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增長88.52%；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陸銘談戶口?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陸銘談戶口

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情況公布。數據顯示，全國人口中人戶分離人口為4.93億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增長88.52%；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

對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10年來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上升幅度分别為2.15個百分點和0.22個百分點。細化到省份，江浙滬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呈現增長态勢，但同屬長三角的安徽2020年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較2010年有所下降，降幅為0.12個百分點。

如何理解人戶分離的顯著趨勢？為何會出現平均戶人口持續下降的現象？打破“三人家庭”意味着什麼？四大區域的流動變化格局可能繼續固化嗎？就上述問題，5月11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

多重因素緻戶均人口持續下降

《21世紀》：調查結果顯示，全國人口中人戶分離人口為492762506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增長88.52%、市轄區内人戶分離人口增長192.66%、流動人口增長69.73%。過去十年間人口跨區域流動趨勢非常顯著，而這種現象在市轄區表現得更為突出，如何理解人戶分離的顯著趨勢？

陸銘：我認為關注焦點不應該在市轄區内，而是流動人口的增幅。所謂“市轄區内”，在中國的城市地區，如果把它理解為一個城市的中心城區的話，那麼市轄區内的人口流動有可能是從一個區搬到另外一個區，雖然戶籍沒有搬遷，但是會導緻市轄區内的人戶分離數據增長。這些數據中更應該關注的是近70%的流動人口高增幅，這表明中國跨縣流動人口，即從一個地區到另外一個地區、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動增長速度非常快。跨縣流動的主體實際上就是農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動，而且有相當部分是跨地區的流動。這意味着，中國城鎮化的進程動力非常強勁。包括這次公布的城鎮人口占比達到了63.89%，比之前年度公布的城鎮化率也要明顯偏高。按照之前的說法，2019年是60.60%，2020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0%，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要比之前年度公布的數據高了将近三個百分點。

此外，人口跨地區的流動也反映出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疊加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必然帶來城鎮地區，尤其是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勞動力需求的大幅度增長。因此應該認為，由這次人口普查和上幾次人口普查所表現出來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以及跨地區流動的趨勢會長期存在，它既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及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出現重大變化的一種體現。

《21世紀》：2020年統計年鑒指出，2019年末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2.80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36億人。對比此次普查數據中的到2020年11月1日人戶分離人口近4.93億人的數據，短短一年時間人口出現大量流動的原因有哪些？

陸銘：因為中國除了普查年份以外，其他年份的數據都是推算出來的，不是普查結果。所以這麼大幅度的差别不是因為一年時間人口出現大量流動，而是因為平時基于估算的統計比較嚴重地低估了人口流動的規模。

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甚至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人戶分離的流動人口數據是被低估的。因為截止到去年人口普查時期，中國的經濟，尤其是服務業還沒有完全恢複。如果在常态的情況下，流動人口的規模很有可能比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出的規模還要大。所以，我認為主要原因應不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而是中國在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之下，對于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和跨地區流動需求的帶動。

《21世紀》：普查數據顯示，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10人減少0.48人。如何理解平均戶人口持續下降的現象？“三人家庭”的打破有哪些原因？

陸銘：戶均人口持續下降是由多重因素所導緻的。第一重因素是少子化趨勢。中國近年來的确出生率在持續下降，每個家庭平均的孩子數量也會下降，那麼就導緻了戶均人口數量下降的現象；

第二重因素是社會文化的變遷，年輕人和老人共同居住的傳統家庭模式在發生變化。一種變化是出于人口的流動，比如在農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動過程中，一些青年夫妻會流動出來獨立成戶。在跨地區流動中，一些年輕人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來源後會流動出來，那麼和父母就算做兩戶；

第三重因素是一些社會經濟因素，青年人越來越喜歡擁有一個獨立的生活居住空間的趨勢會長期存在并發展下去。因為城市地區的社會分工和服務業都發展得比較完善，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所需的一些外賣、就醫、養老等服務社會化創造了條件，也會促進“三人家庭”的打破。

東部地區占總人口比重提高的趨勢會持續

《21世紀》：分區域看，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和西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中部和東北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你怎樣看待這四大區域的流動變化情況，未來這一格局可能繼續固化嗎？

陸銘：我認為東部地區所占人口比重提高的趨勢會持續下去，且這一趨勢長期來看不會發生變化。因為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東部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外向型程度更高，更能借助于靠海擁港的優勢發展外向型經濟。以目前東部地區占全國GDP的份額，未來還有可能進一步吸納一些人口。相對應的，中國其他地區人口比重的下降是可以理解的。

西部地區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個百分點，如果等到市一級的數據公布，我相信能看到人口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一些西部中心城市，比如成都、重慶、西安等地驅動的。這些城市近年來也成為國家中心城市，對人口的吸納能力大幅度上升，可以帶動西部地區人口的增長。但是它不會對區域發展格局産生大的影響。因而整體來看，這次人口普查所呈現出來的人口區域流動變化特征，應該在未來會有所持續的。

《21世紀》：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江浙滬人口仍呈現增長特征，尤其是浙江、江蘇的人口增長數在全國31個省份中排名第二、第三，占全國人口的比重也分别增長0.51和0.13個百分點。但同屬長三角的安徽2020年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較2010年有所下降，降幅為0.12個百分點。你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陸銘：人口在全國不同地區間的流入流出符合人口和經濟在區域間重新布局的需要。總體上長三角地區在帶動中國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活力方面是最強勁的地區，所以會成為人口流入地，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相對來講，處在長三角外圍地區的安徽，它的經濟和人口增長空間比較小，即便在安徽内部也有很大的分化，所以不能籠統認為安徽成為了人口流出地。安徽人口在全國的占比有所下降，主要是由皖南皖北以農業或者資源型産業為主的一些地區帶來的。但在安徽内部，合肥周邊以及沿江都市帶，實際上也是人口流入的。

所以我認為不能簡單地看省一級的數據，在城市群内部，甚至在一個省内部，城市間都存在差異。在中國經濟進入到以制造業和服務業占比為主，特别是服務業占比甚至超過制造業的時候，不同城市在創造就業機會上就出現了分化。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一些國家級中心城市和區域性中心城市周圍的地區以及各方面的交通基礎設施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可能會成為人口流出省份中的人口流入地區。

（本報記者劉美琳、實習生毛欣越對此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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