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是中國特定時期的産物，在建國之初的頭三十年發展迅速，成為中國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統計顯示，1975年，全國城市勞動力的78.2%，都住到了封閉的單位大院裡。

大院的建設始于建國之初。當時全國向蘇聯學習，注重工業生産。蘇聯的理念推崇生産，鄙視消費，認為一切都應以生産為中心。

當時國内的社會生産以單位為基礎。國家給每個單位的建設資金有限，撥的錢既包括生産辦公費用，也包括生活區建設的資金。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單位建設一個大院，就成了最佳方式。大院以生産為核心，各類配套圍繞生産功能進行布置。即節省了錢，又提高了生産效率。

大院裡幾乎可以說除了火葬場之外，什麼都有。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個人一生的事情國家都可以管。理論上一個人可以在大院裡生活一輩子不出去。

大院為了各自單位的利益，通常都封閉管理。其内部會形成一個獨立生活的小社會。單位不同，大院内部的情況就不同。

北京作為首都，是全國大院發展最為迅速的城市之一。

建國後，各類國家機構和部門進入北京，這些單位都需要場所容納新來的人口。他們因此開始了“跑馬圈地”的運動。

當時北京的“都市計劃委員會”負責這個事。軍隊的和國家機關的各個部門都過來要地，級别都很高，委員會的人惹不起，不得不撥地。有的軍隊單位涉及保密，想要哪塊地北京市就得給哪塊地。

這些大院有很高的自主權，到1990 年北京頒布《對本單位用地範圍内建設項目實行總體規劃設計的規定》之前，大院的内部建設活動都無需審批。

這樣做造成的局面就是，老城以外的好地方都被大院占了。北京周邊呈現了大院和郊區村落間隔的形态。

不管是機關大院還是小區大院，都是封閉的，這種封閉性，導緻了城中城的出現，在城市空間整體層面上形成了蜂巢狀的結構。（中國封閉小區從何而來：“新單位主義”的回應）

80年代末的時候，北京各種大院據說有兩萬五千個。大院的無序發展讓北京很難成片建設。

做規劃的人都知道，一個片區的規劃，把路網結構确定了，開放空間（比如綠地）系統确定了，基本上規劃方案的骨架就确定了。

這些機關大院，首先占了一塊塊地，城市道路不得不從他們之間穿過去，結果就是很難形成完善的道路網絡和完整有序的城市片區。

1964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提交報告時說道：

“北京市很難有計劃地、成街成片地進行建設，至今沒有建設一條完整的好的街道。……不少單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設，造成很大的浪費。” （北京市檔案館、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 1964》）

北京的大院可以大概分為四類：軍隊大院、國家機關大院、大型國營工廠、高校大院。（鄭以然，北京大院的空間生産與文學再現，2016）。

1）軍隊大院：剛解放時，部隊都在西邊，所以軍隊大院在北京西郊地區的居多。從公主墳到西山，各類軍隊大院和軍隊醫院依次排布，比如空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解放軍總院等。

北京海軍大院照片

2）國家機關大院：這類大院在北京的北邊和西邊居多。集中分布在從西便門到三裡河、百萬莊一帶。

3）高校大院：以學院路一帶為主要聚集區。魏公村也有一些。

4）大型國營工廠：這些在朝陽區居多。比如北京京棉二廠等。

中國的單位大院在建國後計劃經濟的30年間達到高峰。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機關大院逐漸弱化，轉而形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大院”：大型封閉社區。

大型封閉社區是随着改革開放和地産業的發展興起的。

1991-2000年間，上海将83%的居住小區封閉了起來；深圳2001年持有商品預售許可證的樓盤裡，95%是封閉社區。（宋偉軒，《中國封閉式居住模式的源流、現狀與趨勢》）

這些社區封閉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當時采用開發商代征代建的開發方式。開發商拿到地以後，要幫着市政部門建設一部分城市道路，這部分成本也算到了房價裡。買房的人認為這些道路自己掏了錢，自然可以圈起來不給别人用。

第二，封閉小區利于降低犯罪率，提升治安水平。以北京為例：

1995年，北京市西城區展覽路派出所選擇10個治保會進行了“小區封閉管理”的防範試點，結果10個封閉小區治安狀況、公共秩序有了明顯改觀，自行車案件下降幅度達91.5%，刑事案件下降85%。（《人民公安》發表題為《封閉小區好》，1996）

這些封閉的小區是在有整體城市規劃的前提下開發的，因此他們的秩序性比機關大院要好一些。

但是那個時期的城市規劃，喜歡大路網，大街區。圍合街區的城市主幹道距離很遠，街區内部都是小區道路，外部車輛不能進入。

所以這種封閉社區，實際上形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大院”。

北京的這些機關大院和大型封閉居住區，占用了大量建設面積，使城市道路面積嚴重不足。

僅在2003年底，北京大大小小的大院内就約有1000萬平方米的道路沒有和公共道路連通，至少占整個城區道路面積的10%以上。（中國國家地理：《北京大院和交通的“戰争”》）

這兩種大院，再加上大學的“大院”，醫院的“大院”，各種科研院所的“小院”，把整個城市弄得支離破碎，道路不得不在其中穿插，城市道路不成系統。

在這樣的情況下，随着近些年北京機動車保有量大幅度提升，擁堵自然大幅度加劇。

相關部門不止一次考慮過大院的開放。比如2009年，民政部發文《民政部關于進一步推進和諧社區建設工作的意見》，提出“鼓勵社區内或周邊單位向社區居民開放内部食堂、浴室、文體和科教設施”。但是有的大院直接拒絕了，因為他們和民政部同級，民政部的文管不了他們。（《北京：大院之城》，新民周刊，2018）

2016年，國家有關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想通過打開大院的方式，緩解大城市路網密度不夠的問題，從而緩解交通壓力。

當時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讨論，最後看這些文章的結論，都認為沒那麼容易，執行起來具有層層難度。已經成型的東西要改很難，在北京這麼大的城市就更困難了。

結語：

大院是中國特定時期的特定産物，和經濟體制密切相關，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城市的發展。

大院造成了混亂的城市結構和道路面積的不足，但是直到現在，很多大院仍舊完全不開放。

北京的大院在城市結構、交通、人口組成等方面影響了城市的發展，現在想徹底改掉幾乎是不可能的，隻能在未來通過各種輔助手段慢慢改善。

本文作者：城市叢談（KKND2080）。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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