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馮至（左）與散文家梁遇春合影。

1927年出版的馮至第一本詩集。

在20世紀中國詩歌史上，馮至的創造和貢獻顯而易見。如何還原馮至的詩性人生，把握詩人馮至與學者馮至、思想家馮至等多重角色之間的關聯，全面考量馮至的文學軌迹和命運，是馮至傳記不可忽視的問題。王邵軍的《生命的思與詩——馮至的人生與創作》（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沉潛到馮至生活的原始樣态和本真的思想軌迹，吟誦出一首扣人心弦的生命史詩。

馮至提倡通過作品把握詩人的生平，他的著作《杜甫傳》以“以杜解杜”而聞名，借助于杜甫的詩作，盡可能地還原杜甫的時代圖景、文學現場和生命曆程。他在《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中說：“把一個詩人的作品當作一個整個的有機體來研究，把詩人的生活做一個詳細的叙述。”王邵軍或有意或無意地師法馮至，在創作過程中秉持“以馮解馮”的方法論，從馮至的創作着眼，抽絲剝繭，探尋馮至的人生經曆和精神軌迹。他精心提取馮至生命中重要時期的關鍵性事件，勾勒他一生的大緻走向，同時努力還原其真實的生活狀态和精神世界。

王邵軍積極借鑒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試圖重返馮至所處的獨特曆史語境下的地理環境、家族和家庭環境、社交圈等“場景”，探索生動準确的生命現場和思想精神軌迹。

詩歌是人類的偉大創造，能在有限的字句之中潛藏無限的情與思，是詩人精神世界的通關密碼。王邵軍以學理性的眼光觀照和解讀馮至的生平及創作，“以馮解馮”，同時積極借鑒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視角和方法，回歸到馮至經曆和創造的生命現場探求真相，既不失詩人傳記的風貌，又兼具學術著作的體統。

對于傳記文學而言，“詩”與“真”的争議一直是逃不開的話題。人物傳記，尤其是詩人傳記，文學性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在主張傳記史學性和文學性兼備的前提下，嚴格把控“詩”與“真”的度顯得尤為重要。《生命的思與詩》試圖回歸馮至本身，從個體生命的沉浮和精神探索的角度重塑馮至，為平衡傳記的“詩”與“真”提供一些啟迪。

在《生命的思與詩》中，王邵軍堅持客觀求真的史傳立場，強調自己與傳主之間的“距離”，采用近乎“零度”的叙事策略，試圖通過“嚴肅地書寫瑣事”對馮至一生中的重要時段進行“描述”，探尋促使他進行文學創造和精神探索的源流。這裡所說的“零度”，并非完全意義上對作家主體性的遮蔽，而是指向客觀冷峻的學術态度和創作立場。周棉在《馮至先生怎樣對待〈馮至傳〉》一文中簡要概括了馮至先生對自己傳記的意見：回避對他肯定性的評價或者榮譽性的叙述，“調子要壓低”；尊重客觀真實，“不要回避别人對他的批評，不要掩飾他因種種原因造成的不足和遺憾”。《生命的思與詩》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馮至對傳記的要求，堅持以客觀事實和理性判斷為準繩。

文學性追求的是情感的溫度。傳記絕非簡單的史料堆砌，創作者沉潛到傳主的生命長河之中，設身處地、用第一人稱視角觀照他的生活和思想。換句話說，人物傳記，尤其是文人傳記，要求創作者對傳主共情，即“理解之同情”。王邵軍緻力于探尋馮至的内心世界，他清楚地看到馮至的寂寞、憂郁、孤獨，以及靜默深沉的堅守頑抗，而這些恰恰是馮至之所以成為馮至的依憑。

馮至的女兒馮姚平說過，父親“一生低調、平平凡凡，毫無傳奇色彩，讀書、思考、教書、寫作填充了他的一生”，還說他“好像沒有什麼戲劇性的情節”。唐人常以“鏡”比拟湖的“波瀾不驚”，回望馮至的一生，恰似一面甯靜的湖泊，湖水流轉往複，“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靜如鏡”。20世紀的風雲變幻，馮至始終沒有停止思索的腳步。從早期的孤獨，到對孤獨的克服，到隐忍、堅守、蛻變，再到“人民性”，馮至終其一生都在思考、在探索。

王邵軍敏銳地把握住馮至的創造與生命體驗、形而上思考的良性互動關系，通過對代表性作品的深入研究和深度闡釋，成功地建構一個作為精神探索者的馮至形象。面對歌德、杜甫等研究對象，馮至以難能可貴的耐心，深入思考，細緻體悟，從不同角度搭建起與之對應的精神空間。可以說，馮至的精神探索之路，将生命和創造緊密交織在一起，使詩人馮至與學者馮至、翻譯家馮至、思想家馮至等側面有機地融合在一起。

《生命的思與詩》盡可能地展示馮至的各個側面，以他的精神探索之路為主線，打通各個身份之間的互動和聯系。馮至一生低調内斂，不逐喧嘩，靜默守持，于沉思中體味平凡生活的深意，探尋現實人生的内在哲理，并自覺地上升到生命哲學的層面，就像是一條小河，流過森林和花叢，曆經海上的厲風和狂浪，最終凝彙成一片深邃安谧的湖。

（作者：馬文 魏建，分别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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