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引人熱議的就是高考了。提起高考，許多人會把它與古代的科舉制類比。但墨醬以為，二者雖然都對一個人的一生有重大影響，但差别還是很明顯的，作為一種選官考核制度，通過科舉考試之後很多情況下是可以直接做官的。

作為一種選拔性考試，高考經常被形容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同樣，古代科舉考試也是具有一定的難度，而唐朝科考相對來說更難一些。

科舉制度肇始于隋，形成于唐，是指朝廷經考試的辦法，根據成績選取人才、分授官職的一種制度。

唐朝科舉考試主要的形式分為常舉和制舉。制舉一般是皇帝一時興起舉辦的，考試時間與科目均不确定，報考的人數不多。唐代學子投考的主要是每年定期舉行的常舉考試，考試的科目主要以進士科和明經科為主。進士科考詩賦，要求考生在既定的題目寫一首詩，再寫一首賦，靈活性比較大；而明經科主要考察對儒家經典的記憶情況。

參加常舉考試的考生有兩類：一是“生徒”，來源于中央和地方的官方學館，經過學業考試合格的考生；另一類是成績優秀通過州縣保送名額推薦獲得參加考試資格，也稱為“鄉貢”。比如，杜甫就曾經被地方舉薦。

（參考：《新唐書·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

現在切入主題：之所以說唐朝科舉制難，難在哪裡呢？

唐朝科舉制度下，要通過科舉中金榜題名，獲得官職，讀書人需要一路升級打怪。即：縣試、州府試、省試、吏部複試。

考試之前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就是學習。漫漫求學路，對寒門子弟來說尤其艱難。官宦人家的子弟，生來就有“特權”去中央官學或地方官學上學，當然也可以在家塾上學。而非官宦子弟或者寒門學子說一般來說是不能進入官學的，即便能進，往往也需要大量學費。因此寒門學子求學的地方多半是村學、坊巷學、儒生自辦的私塾等。

官學就是朝廷支持創辦的，我們該記得韓愈就曾在中央官學做過老師，官學的教學質量毋庸置疑。民間村學、坊巷學的教學質量與之沒有可比性，不少寒門學子為了尋求更好的教育資源，隻能背井離鄉，外出尋找能夠接納他們的官學或者比較好的私塾。如果實在沒條件求學，就隻能靠自學了。

學有所成之後，就要面對重重考試了。首先面對的是一場“海選”——縣試。縣試一般考雜文（或詩賦）創作。

通過縣試接下來是州府試，州府試要考貼經、雜文（或詩賦）、時務策三場，考查對經書的掌握程度、文章的創作水平以及時政的評論能力等。

州府試通關後，讀書人就可以向京城出發，參加全國性的考試——省試，此“省”指的是尚書省，也叫“禮部試”。省試考試内容、形式與州府試基本一樣。古時交通不便，走到這一步的學子需要背着書籍、衣物長途跋涉去“考點”，如果不想淪為炮灰，去趕考的路上還得抓緊時間複習，相當辛苦。

作為一種選拔性考試，難度是一定有的。

前文提到進士科比較靈活，因為主要的“詩賦”考察，普通的、日常的寫作也許是自由的，而這種答題寫作是“戴着鐐铐跳舞”。有固定的詩題，時政、景色、傳說、儒家名言等有可能成為詩題，涉及的方面非常廣泛。并且有許多形式方面的要求，比如說要用五言律詩，有用韻的限制。而既然是一種創作，還要考慮到審美因素。即便足夠博學，還要具備創作才華甚至還要加上一點運氣才能在考試中脫穎而出。

比如，“大曆十才子”之一的錢起參加省試，面對“湘靈鼓瑟”這個很難寫出新意的“爛俗”題目，以“曲終人不散，江上數峰青”的神來之句赢得了狀元，并且由此聲名鵲起。

而另外的一些題型在不斷改革中，在提高考試難度的方式上卻往往陷入“為了難而難”的怪圈中。

比如，帖經。帖經是唐代常科考試中常用的題型，明經科、進士科等都會采用此種考察方式。而且應明經的考生隻有通過帖經才能進入下一輪，可見帖經的重要性。

帖經是“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唯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随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即将經文中的某行帖住三個字，由考生作答。可以理解為填空題，旨在考查考生對儒家經典的記憶。

然而，為了增加考試的難度，主考官沒有想到巧妙靈活的考察方式，反而專挑那些生僻、容易混淆的經文，出一些偏題、怪題。

又如，“墨義”。即默寫經義，由于口試容易被主考官與考生用來共同作弊，因此有人提出采用筆試的方式代替，即“墨義”。唐朝科舉中墨義和口試的方式經常交替使用。

【解釋一下“口試”。随着科舉制度的不斷改革，開元二十五年明經科增加了新的考試方法——口試，即要求口頭答述經義，故稱“口義”。口試問大義時應考人對題目進行口述，結束後立即宣布成績。類似于面試，既有利于觀察學生的反應能力，又考察了學子對儒家經典深刻的理解度。而且剛開始這種形式是當衆的，具有一定的監督效力，公平性也有保障。

但是，在執行中，考官往往是單獨提問考生，而且不進行記錄，因此事後對成績進行複查也找不到依據。這種考核方法為考官與考生共同作弊提供了便利。】

“墨義”考試即學生根據題目的要求。寫出經文并寫出它的大概意思。類似于問答題。

這種考察方式本來與口試一樣有利于促進學生研究儒家經典并且有獨到的見解。同樣為了增加難度，主考官往往會找一些生僻的句子要求學生作答。

這些“為了難而難”、簡單粗暴地增加考試難度的方式明顯是不科學的，甚至違背了科舉考試的初衷、不利于選拔人才，讓考生不再深究經文大義而是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押題上。

唐朝政府出于“一試定終身”的顧慮，也為了更多途徑地搜羅人才，科舉考試并不是完全拼學識與才華的，因為還有“行卷”“公薦”等靈活的形式。

但在實際中，這些政策卻容易導緻賄賂、請托之風的形成，甚至嚴重影響到科舉制的公平。

所謂“行卷”，是指考生在考試前，從自己創作出的作品中挑選出一些加以整理、編定成卷，呈送給達官顯貴或文壇上的大家名流，希望獲得他們的賞識，從而為自己背書，在同屆考生中營造聲譽或者推薦給主考官，進而提高及第的幾率。

在一次作品投獻之後沒有動靜，考生會過幾天再投獻一次，即所謂的“溫卷”。

“行卷”的确幫助了一批有才學的文士，比如，白居易起初籍籍無名，後來将作品呈獻給當時文壇大V顧況，顧況（看到“白居易”三字，）便調侃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而當他讀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妙句，不禁拍案叫絕，感到非常“打臉”，說：“能寫出如此的詩句，白居也易！”被才氣打動的顧況願意為白居易“推廣”，白居易在文壇的聲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為後來及第打下了基礎。

但是一些達官貴人和主考官未能嚴格執行而帶來一些不公平。如杜牧雖然因《阿房宮賦》聲名鵲起，但當時科考第一的名額已經提前确定了，才華橫溢的杜牧最終隻能屈居第五。

類似地，“公薦”的制定本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選賢舉能，起初一些公正的台閣近臣也确實薦舉了許多真正有學識的人才，如韓愈就是因為得到兄長故交的推薦而最終及第的。

但這種制度後來卻逐漸變味。主持科舉考試的官員或以手中權力來讨好上司，或懼怕權貴勢力，容易對他們所舉薦的學子“開綠燈”。

“公薦”在執行過程中很容易受到權勢的幹擾而難以保持其公平性，甚至為後來的朋黨之禍埋下了隐患。

随着“行卷”“溫卷”以及“公薦”等的推行，一些考生難免要周旋于權貴府前，甚至要出錢賄賂。這對于普通學子尤其是寒門子弟來說難度更大，由于沒有大佬幫忙引薦，他們經常碰了一鼻子灰，奔走往來結果卻是一場空，身心俱疲。

唐代科舉錄取比例之低是後代科舉所少有的，尤其是當時被看重的進士科。大約明經科十中一二，進士科百中一二。“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唐·杜佑《通典》）結合前文提到的進士科的靈活性較大，當時就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這個錄取數據相比于宋朝就顯得很“虐”。宋朝科舉考試錄取人數從太平興國年間進士錄取人數開始達到每舉一二百左右，其他諸科的錄取人數則更多。

披荊斬棘通過科舉考試就萬事大吉了嗎？還記得開頭第一段墨醬說“通過科舉考試之後很多情況下是可以直接做官的。”唐朝就不在“很多情況”之中，沒錯，唐朝舉子中明經、進士之後，僅算作及第，有了所謂“出身”，還不能授官。須再通過吏部選官一關才能授官。

實事求是地說，一朝及第就已經相當優秀了，那些“天選之子”春風得意，一般會聚會于曲江亭、在雁塔題名。而因為尚未入仕，因此也有人發出“猶着褐衣何足羨。”短暫的風光之後，士子們又要奔走于權貴門前，或是度過一段平靜的生活。

為了解決科舉出身後等待入仕的問題，唐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較重要的就是設置了科目選，沒錯，又要考試了。科目選的科目有博學鴻詞科、書判、拔萃、三禮、三吏、三傳、五經、九經、開元禮、明習律令等。凡是考試成績優等的，不論出身年數均可獲得相應等級的官職。

這其中博學鴻詞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考的。比如“學霸”柳宗元，21歲進士及第（還記得“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嗎？），五六年後才通過博學鴻詞科的考核。

從求學到最後授官，這期間的重重考核，想要通過科舉考試進而做官，真心難，真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唐朝做官的途徑不止這一條，卻是寒門學子不得不選擇的方式。emmm你懂得~

中國的選官制度經曆了世卿世祿、兩漢的征召察舉、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等，及至隋炀帝時期創立科舉，從此開啟了中國官吏文官考試制度，到唐朝不可能在短暫的時期内有非常大變革。

唐朝的科舉制，對于加強中央集權、夯實統治基礎，形成奮發向上的社會風氣、促進唐代文學的繁榮等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應看到其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許多漏洞與不完善的地方。

使用頭條搜索，輸入關鍵詞“科舉制度”，了解更多哦~

相關閱讀：

那些經典古詩詞為何喜歡以寫景作結尾？

“文如其人”與“不能以文章觀人”，哪個更符合實際？

白居易：怼皇帝的詩人最好命

《師說》背後：究竟是什麼人不尊師道促使韓愈寫下這篇文章？

「唐詩故事」在唐代，掌握“作詩”這項技能，人生猶如開了挂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