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何晞宇 張傑

詩歌，改革開放之初，四川撥動的第一根琴弦。

四川詩人，作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詩歌浪潮中的絕對主力，孫靜軒、王爾碑、梁上泉、葉延濱、吉狄馬加、歐陽江河、駱耕野、李鋼、傅天琳、張新泉、翟永明、柏桦、李亞偉、尚仲敏、喻言、何小竹等，年輕詩人群更是浩浩蕩蕩，以火辣、生猛的勢頭和獨特的巴蜀氣質影響了整個1980年代中國詩壇。

四十年間，離開和加入這個隊伍的人不斷更新和變化，他們品茗把盞，從成都春熙路喝到重慶沙坪壩；他們淺唱高歌，從朝天門兩江彙合處逆流而上，抵達“中國詩歌重鎮”的原爆點。

成都和重慶水乳交融，詩歌更是兩地文化同源的一個顯著符号，四川省作協副主席、成都市文聯主席、詩人梁平不僅是其中之一，更是“雙城詩歌”的典型代表。因為，在他迄今40餘年的詩歌寫作生涯中，重慶和成都各占了一半，更出版有《巴與蜀：兩個二重奏》這樣表達他兩地生活狀态的長詩集。

四川省作協副主席、成都市文聯主席梁平。攝影/劉開怡

西望升起的星星

上世紀80年代末，西南師範大學推出了一套6位詩人的作品合集，老一輩重慶詩人方敬為其作序時稱：“我們生活在神州大地西部一個地方……我們不豔羨戲鳳與遊龍，而鐘愛的卻是詩的女神，樂于在巴山蜀水間開一個詩窗。”這套詩集被方敬命名為“西窗詩叢”，而“我們”6位詩人中，包括了34歲的青年詩人梁平。

梁平1955年歲末出生于重慶。1975年梁平在江津五裡坡下鄉當知青時，伴随他的隻有幾本讀物，一本《新華字典》，以及涅克拉索夫《嚴冬，通紅的鼻子》和郭沫若的《女神》《紅旗歌謠》。他在農田基本建設工地上編印《工地戰報》，寫好人好事，也寫一些“四言八句”的分行文字填充版面，沒想到被《四川日報》選登，開始走上詩人之路。

《四川日報》總部所在地成都，距離重慶300多公裡，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藝術的“原爆點”之一。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詩”和圍繞朦胧詩的論争，在全國範圍内掀起一股詩歌風潮。當時國内的兩本詩歌刊物：創刊于北京的《詩刊》與創刊于成都的《星星》，一北一南，成為這個詩歌時代的兩面旗幟。

當時甚至有這樣的說法，一個詩人如果和《星星》沒有一點緣分，那他的詩人頭銜便要打個折扣。

與此同時，重慶寫詩的人多，但可供發表的園地少。據出生于成都、後工作于重慶北碚西南師範大學（現西南大學）的詩評家呂進教授調查，重慶詩人要發表作品，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能達到彼岸的，水平都很高。

梁平也同樣逆流而上，在成都嶄露頭角。1984年，梁平在《星星》上發表叙事詩《她留下了潔白的履曆》，獲得“星星詩歌獎”；1989年，梁平的首部詩集《山風流人風流》随“西窗詩叢”出版。

但彼時，梁平工作生活都在重慶，《星星》詩刊的所在地成都對他來說，還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

“（那時覺得）這個城市和我沒關系，太遙遠了，”梁平回憶到，當時重慶到成都之間，坐綠皮火車，要颠簸一夜才能到，“這城市對我來講是陌生的，跟南京、北京、廣州一樣的陌生。由于交通不是很方便，也沒有很多的交流。”

“那個時候（詩歌等）文學方面的交流，也基本上是個人的，跟城市沒有關系”。

沒料到15年後，故鄉重慶與“遙遠的成都”這兩座城市，同時成為梁平最重要的創作主題。

東面故鄉的靈魂

1984年，重慶詩人柏桦第一次到成都，被巨大的“異樣”感包圍，“涼爽代替了酷熱，秩序代替了混亂，時間本能地在此放慢了下來”。梁平初到成都，也有同感，“（感覺）所有的節奏放慢了”。

2002年1月，正值盛年的梁平被調到成都工作，成為《星星》詩刊的執行主編（兩年後任主編）。在“陌生”的成都，梁平自嘲，“四十五年，背井離鄉。一二三步，單走獨唱。”

梁平形容成都和重慶，雖然同屬巴蜀文脈，但卻是不同的兩支，“如果說成都它是一個陰柔的城市，那麼重慶就是一個陽剛的城市。”

這個不同首先體現在語言上。在成都生活了18年，梁平依然說不來成都話。除了重慶方言的母語地位，更重要的成都方言跟梁平性格差距實在太大，“成都話太嗲了”。

“電台男播音員的成都話的确過分/比女孩的粉還要粉//我經常在車裡和他遭遇/總要使勁拍打音箱/抖一些粉落下來”

另一句代表性的成都話，是“不存在”。再尴尬再緊急再嚴重的事态，成都人一句“不存在”，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梁平年輕時，性格火爆，剛到《星星》詩刊，對于成都的“慢節奏”十分不耐。他和共事的編輯說：“在一起共事，我們有兩個适應，一個是我慢慢适應你們，第二個是你們也要适應我。”

“不行，最後還是他們把我同化了！”梁平笑道：“這個環境，大家都很散漫。這個散漫不是貶義，很多時候……它是一種生活狀态，甚至是一種惬意。”

2003年，梁平在成都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詩《重慶書》。站在成都回望重慶，距離帶給梁平書寫惦念的空間，得以撥開他與故鄉情愁，“親其膚，見其血”地展示了這座城市的精神和靈魂。

緊接着，他又以“重慶速度”，将他對成都古今的新鮮觀感轉換為詩行，不到一年的時間内完成第二部長詩《三星堆之門》。

梁平曾接受采訪稱，成都和重慶兩地同源又略有差異，成都陰柔，重慶陽剛。他在兩地來回穿梭，陰陽調和，樂此不疲。

我想要的就是一杯酒的距離

20世紀80年代，一個有關四川詩人狂性的故事流傳甚廣。當時，萬夏等成都的一幫詩人，乘興從成都街巷一路喝到重慶沙坪壩；等到了重慶，再帶着一幫重慶詩人又喝回成都，兩地酒桌上幾乎囊括當時四川全部的先鋒詩人。

文藝批評家霍俊明，曾形容四川詩人群體：這是一群患着“盆地妄想症”的詩人，超越空間的意識極其強烈。他們鮮明、生猛、火辣、張揚，“制造了一波又一波詩壇熱浪”。

梁平覺得盡管成都、重慶兩地文化各有特點，但歸根結底同為巴蜀文脈，兩地文化水乳交融，“在外地人看來，他們（重慶詩人和成都詩人）就是一個地方的人，從來就沒有人把重慶和成都截然分開來。”

30年後，成渝兩地之間，在地緣上更加密不可分。高鐵取代了綠皮火車，一個半小時的疾馳換掉了一整夜的颠簸。過往詩人們的放浪之旅，不過是梁平現在的日常生活。

“成都有一把鑰匙在手/重慶有一把鑰匙在手//往往一腳油門踩下以後/以為人在家裡/手機卻開始漫遊”

“我這個人就是小格局，我覺得我最希望的是成渝兩地，隻有一杯酒的距離。我在成都下班了，可以回重慶吃晚飯。我在重慶沒事了，可以回成都吃一個夜宵。”

對話梁平

梁平，當代詩人、作家。主編過《紅岩》《星星》，還在編《草堂》《青年作家》。著有詩集《時間筆記》等15部、詩歌評論集《閱讀的姿勢》、散文随筆集《子在川上曰》和長篇小說《朝天門》。現為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作協副主席、成都市文聯主席、四川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

封面新聞：梁平老師您是重慶人，在成都也生活了多年。您在重慶曾主編《紅岩》，在成都你又主編《星星》《草堂》。這兩座城出現在你的作品當中的頻率非常高，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這兩座城市，在你心目中有怎樣的特性？

梁平：重慶和成都确實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城市。 我是重慶那兒土生土長的，2002年，40多歲到成都，到現在也快20年了。

兩個城市，有一個是共通的，他們都有悠久的曆史，文化積澱都很深厚。而且兩個城市肩扛中華民族一個重要的文脈，就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就是這兩個城市的文化基因和血脈。

我一直比較強調作為文化的那種血脈。血脈與生俱來，不會因為行政的調整，地域的劃分而割裂了血脈。所以就這一個（巴蜀）血脈滋養的兩地，在我的心目中，它們沒有太大的區别。

而且我和其他重慶在成都的人或者成都在重慶的人，不太一樣的是，我是一個寫作的人。寫作的人，這兩個城市給我的背景、給我的滋養，我覺得都同等的重要。它們的曆史、它們的社會發展和文化傳承，都有相同的脈動。它們沒有讓我去作太多的調整和區分。

成都是一個陰柔的城市，重慶是一個陽剛的城市，實際上陰柔和陽剛，在這兩個城市裡，它不是截然劃分的，他肯定有互補、滲透和融合，我覺得“陰陽”搭配很好。

封面新聞：我們知道川渝兩地的詩人在詩歌史上常被評價為“有靈氣”，詩性“豪爽”、“熱情”，對此您有什麼體會嗎？

梁平：川渝人兩地人都習慣稱自己是川人。川人的整體寫作有一個特别的優勢，是其他地方的人不太具備的。

其他地方很多詩人在寫詩歌的時候，寫得很正兒八經的，感覺是端着臉在寫。川渝很多詩人的寫作，有種揮之不去、勢不可擋的诙諧、機智貫穿其中。這不是刻意去制造的，這好像是血脈裡儲存的東西。

川人臉上永遠挂着的是微笑。與其他地方詩人接觸起來，這是一個标志，這可能跟川渝地理有關，被盆地，被大霧憋久了的反差。

我覺得用“調皮”可能更準确。川人都很調皮。這個調皮，和他們孜孜不倦的激情、調侃、幽默是分不開的，自然也會影響到他們寫作中對詞語的調動。（無論在哪裡）你看到一堆人聚在一塊，最活躍的一定是川人。

封面新聞：您曾說“重慶的嘉陵江，重慶的酒，就是我身上的血液。”帶着重慶的血液，在成都工作，給您的人生帶來哪些影響或者改變？

梁平：回到前面兩個詞，成都是陰柔的，重慶是陽剛的。我的血脈裡，确實是陽剛成分太重。而我到成都來一二十年，成都給我的滋養，讓我性格上那種“幹燥”，明顯稀釋了，消減了。讓我的那種來去匆匆慢下來了。

這對于我來講，我覺得是在修正我人生。我覺得這就是陰陽互補。（如果）原來我是一個性格上特别強勢，特别火爆一個人，那麼我現在拿年輕人的話講，是佛系，一個老暖男，暖身邊所有的朋友（笑）。

來成都之後，我對社會，對人與事，對生命的體驗更豐富了。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挂在嘴上說，我希望我能做一個慈祥的老人，而這個慈祥它是除了年齡增長之外，更是成都這個城市帶給我的這樣一種修身。

封面新聞：來成都工作生活近20年，您過着怎樣的雙城生活？

梁平：我在成都來了這麼多年，有一個大家特别喜歡提及的事情。我在成都的時候，要去重慶，我會說，我明天要回重慶了。我在重慶要到成都來的時候，也會對人說，我明天要回成都了。這兩個“回”字都是不經意間說出口的，但确是我對兩個城市、兩個“家”沒有生分的認同。

這兩個城市對于我來講就是一個，說兩邊都是“回”。這兩個城市融入我的身體，我的血脈，我生命的寄托，我寫作的想象力、創造力，都是這兩個城市給我的，這裡面有我挖掘不盡的寶藏。

封面新聞：您這樣兩地生活近20年，在兩地交通上，您感覺有什麼變化？

梁平：這個感受太強烈了。因為高速路沒開通的時候，這兩個城市原來還是相隔比較遠的。坐綠皮火車要整整一夜，才可以到成都來。

第一條成渝高速公路有了之後，我就經常在這條高速路上開車往返。當時就覺得非常興奮，把那個（火車）時間縮短了2/3，也就是說4個小時多一點，就可以抵達了。現在高鐵、動車都跟着出來了，高鐵隻要1個半小時，而且線路不止一條了，高速也不止一條了。

這樣的一個速度，如果我們再把兩個城市之間的二三級城市連接起來，實際上就成為成渝共生共榮的這麼一個大環境，這樣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是不得了的。

封面新聞：成渝雙城融合是個大趨勢，您對這兩地未來在文藝方面的交流有怎樣的預判？

梁平：重慶和成都兩地的文學藝術的交流還是比較多的。戲劇、美術、書法諸多門類都有密切的交往，文學更是一脈相承。成都是中國詩歌的重鎮。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一些詩歌運動、詩人和他們的作品成就了成都。當時重慶就有相當大一批詩人到了成都，現在還在成都的，包括李亞偉、尚仲敏、喻言、何小竹、李永才、趙曉夢、李銑等，四川（成都）在重慶的也很多，比如李元勝、劉太亨、吳向陽、王傑平、宋渠、宋炜等，這個名單很長，重慶與成都分不開了。重慶與成都在外人看來就是一個地方，從來就沒有人把重慶（詩人）和成都（詩人）截然區分過。

有一段時間，（兩地文藝）似乎有一種分庭，但這樣的分庭它隻是一種表面的分庭。實際上外界對這兩地詩人和作品的評價和認同，都不會讓他們分庭。他們都在巴蜀文化血脈這棵大樹上。我覺得很多詩人無論他現在在重慶還是在成都，和我一樣，是因為這兩個城市相同的文化基因成就了他們。

成都的詩人到了重慶，也像回家一樣，沒有陌生感。至少在我的概念裡，兩地就沒有分開過。

現在川渝融合是國家的大戰略，成渝兩地是重中之重。這是重塑和振興“巴蜀文化”的時候了，就是抓住天時、地利、人和，把重慶和成都的文化血脈真正無障礙聯通。重慶的“巴渝文化”和成都的“天府文化”，都是生長在“巴蜀文化”這棵大樹上的，是這棵大樹的血肉相連的主幹。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共同精心培育這棵大樹，讓這棵大樹的主幹更加強健，隻有主幹強健，才有“巴蜀文化”這棵大樹的枝繁葉茂。

文化血脈是兩個城市最根本的，我們要記住，也要守住。這樣的一種傳統，對兩個城市，無論政治的、經濟的，或者各個領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我們應該非常清楚，能夠貫穿兩個城市社會發展的隻有文化。

讓兩個城市重新理直氣壯地指認“巴蜀文化”，重塑“巴蜀文化”的輝煌。

比如兩地重要的文學藝術活動可以深入互動。成都國際詩歌周作為中國詩歌對外交流的平台，每年一屆已經在國内國際有了很好的口碑，這是成都的主戰場，将來同樣也是重慶的主戰場。兩地作家、詩人要充分利用好現有的平台，整體呈現巴蜀文化風貌。再比如文學刊物，這是呈現和展示兩地作家隊伍很重要的載體，重慶有《紅岩》，成都（包括省上）有《四川文學》《星星》《當代文壇》，有《青年作家》《草堂》，盡管重慶現在隻有一家，但是川渝6家純粹的文學刊物可以整合資源，常态聯動，這對于兩地作家、詩人的整體成長與展示意義非同小可。

封面新聞：您對未來的雙城生活有什麼期待？

梁平：我這個人從來就不好高骛遠，隻在乎做好能做的事，格局小，有粗茶淡飯即可。我最希望的是，成渝兩地隻有一杯酒的距離。就是說我下班了，可以回重慶吃晚飯。我在重慶沒事了，晚上我可以回成都吃一個夜宵。這樣的生活隔閡沒有了，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我始終認為成渝兩個城市的發展，無論有多麼宏闊的願景都需要一步一個腳印踐行，而最終落實到老百姓的身上，它就是我們在這個城市有幸福感，獲得感，生活無差異，情感無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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