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烏克蘭危機自今年2月升級為沖突後，呈現長期消耗态勢。高烈度軍事沖突重創了烏克蘭，打擊了俄羅斯，也使歐洲元氣大傷。沖突和制裁導緻的能源和物價上漲令德國百姓承壓。

剛剛公布的10月民調顯示，61%的德國人認為日常生活受到了負面影響，17%承認受損嚴重，超過70%的人預計經濟仍将惡化。59%的受訪者表示自己越來越看不懂這個世界，2/3的人認為政府沒有能力駕馭當前的國際形勢。

在成本飙升和供應鍊承壓的持續打擊下，德國工業企業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僅為應對能源價格翻倍暴漲，很多工廠和手工業主就已入不敷出。西方對俄制裁導緻的原材料成本上升，疊加歐元彙率跌至20年新低，進一步放大了企業的進口成本。德國作為制造業和貿易大國的傳統競争優勢被削弱，引起政府對産業外遷甚至去工業化的警覺。

推進對俄能源合作，原本是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促進經濟多元化，減少對美依賴，拓展戰略空間的舉措之一。然而伴随俄烏沖突爆發，這一政策成為衆矢之的，在國内遭到“紅綠燈”聯合政府、在野的聯盟黨，以及媒體、智庫的強烈抨擊。在歐盟範圍内，默克爾變成東歐國家發洩不滿的對象，成為貪婪自私的“老歐洲”的化身，令柏林處境十分被動。

圖片來源：ICphoto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聯合盟友掀起持續的外交和輿論動員，鼓動歐洲人從意識形态角度重新思考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一邊是美國财長、商務部長兜售“友岸外包”，打造西方陣營内的“安全”的供應鍊體系；另一邊是德國的外長、經濟部長和歐委會官員三令五申，要求吸取對俄能源依賴的教訓——不能在經濟上對“專制國家”形成依賴，否則将付出遠超經濟成本的安全代價。

面對軍事對抗、能源危機和“政治正确”的壓力，德國的主流媒體、智庫和除左翼、選擇黨外的各政治派别，幾乎無人敢對“依賴威脅論”提出質疑或批評。

這種針對前政府施政的全力否定和檢讨，是俄烏沖突發生後，德國有别于其他歐洲國家的鮮明政治特色。而作為矯枉，默克爾的繼任者們對外交政策的規劃比其他西歐國家帶有更強的意識形态色彩，更傾向于以政治制度為标準衡量經貿合作的安全性和雙邊關系的可靠度。

從陣營對立的視角出發，德國的政界、學界乃至企業界對國際格局演變的認知較從前發生了很大變化：肯定全球化、多極化的聲音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對經濟相互依存的批判，對貿易戰、制裁戰變為常态的擔憂。

越來越多的精英人士認為，世界正重新走向兩極對抗，形成以美中為首的兩大陣營，德國政府和企業縱能一時左右逢源，最終必須要選邊站，投靠美國一邊。

以陣營對立思維重構經貿關系和對外政策，是俄烏沖突帶給德國的“災難後遺症”。

即便近期德美、歐美之間更多矛盾分歧浮出水面，德國也甘願多忍讓，将相關損失看作依附美國需支付的成本。不論是高價從美國購買天然氣，還是面對拜登政府推出的歧視性補貼條款，德國雖有不滿，但與法國相比，還是有意壓低了批評的調門。基于不同的地緣環境、政治傳統和國内形勢，德法兩國對歐洲前途的預期較默克爾時期呈現出更大分歧。

在增加對美依賴的同時，德國還試圖同其他“志趣相投”的國家拓展經貿合作，實現基于共同價值觀的經濟安全。然而，将理想付諸行動，矛盾和挫折也随之而來。

僅就能源合作來說：

德國希望聯手西班牙建設跨比利牛斯山脈天然氣管道，可該計劃因觸及法國經濟利益被後者阻撓；

政府試圖從卡塔爾和阿聯酋擴大液化天然氣進口，國内又批評兩國不民主，難以保證供應安全；

阿爾及利亞擁有大量天然氣儲備，但它曾以終止供氣威脅西班牙，涉嫌經濟脅迫，因此也不是可靠夥伴；

中東和非洲積極發展綠氫經濟，可幫助德國加速能源結構轉型，但它們在政治立場上與德國和歐盟多有分歧；

阿塞拜疆願意和歐盟共建南部天然氣走廊，加強清潔能源合作，可鑒于它和土耳其關系密切，德國人又豈能放心？！

總之，為填補對俄能源依賴的缺口，德國必然要實行進口多元化，但考察一圈下來，發現不僅無法擺脫對“專制”國家的依賴，反而越陷越深——随着多元化的發展，德國需應對和防範的風險點變得更加複雜，在相當程度上超出了本國乃至歐盟對地緣政治的掌控能力。決策者為此大傷腦筋，相互指責，媒體和在野黨則借機對政府發起猛攻。

同樣的矛盾和糾結也體現在處理對華關系上：

德國一方面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又對經濟利益患得患失；

一方面樂于聯合盟友搞對華戰略競争，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某些領域得到中國的支持和配合；

一方面想把對付俄羅斯的經驗用到對華政策制定上，另一方面又怕弄巧成拙，進一步促成中俄抱團；

一方面要防範、避免中國利用經貿關系搞外交“脅迫”，另一方面又擔心一旦經濟相互依存被削弱，德國将失去對華施加影響的籌碼，失去在危機時制裁中國的手段。

決策者想要的東西太多，卻又無法就政策目标的輕重緩急達成共識。在俄烏沖突的“災難後遺症”影響下，德國越發難以在意識形态、經濟利益和戰略運籌之間找到平衡。

聯合執政的社民黨、自民黨和綠黨依據傳統偏好和集團利益，在處理對華關系上相互刁難拆台。這其中又摻雜着總理府、外交部、經濟部、内政部等核心機構對對華決策主導權的争奪。随着朔爾茨訪華和德國對華新戰略公布日期的臨近，黨派之争、部門利益之争愈演愈烈，也變得更加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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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發生在家門口的高烈度俄烏沖突和國内對默克爾外交政策的聲讨，強化了柏林對華盛頓的戰略依附。包括對華關系在内的德國外交決策靈活空間相應收縮。

隻要美國對歐關系不出大的意外（比如被認定參與北溪管道破壞）、“特朗普主義”不在兩年後卷土重來，德國恐怕還要在“災難後遺症”中持續糾結下去。

對此，我們應有清醒認識，确立謹慎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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