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的上古神話傳說和早期宗教文獻中，史前時期的地球曾發生過一次滔天洪水。由于相關神話傳說和宗教文獻所表現的驚人一緻性，即時間、地點、人物、内容等都極度相似，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史前大洪水”确有其事，更确切地說，是“史前全球性海侵事件”。

于是，世界各地的上古神話中便有了“洪水神話”這一龐大支系。它不僅記錄了早期人類所遭受的重大苦難，還反映了他們對抗災難時的種種經驗和智慧。

武漢：漢陽江灘大禹神話園群雕《浩浩洪水》：早在鲧時代，洪水就泛濫成災，百姓四處躲避

在西方，比較有代表性的洪水神話是希臘洪水神話和希伯來洪水神話。尤其是後者，即《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更是影響深遠。畢竟，這兩大神話體系所蘊含的精神内涵，對整個西方文明的塑造意義重大，甚至算得上是西方文明的兩大文化标的，是孕育了整個西方文明的精神源頭。

而在遙遙相對的東方中國，比較有代表性的洪水神話是漢民族的“鲧禹治水”。有些學者把“女娲補天”也劃撥到這一範疇，有一定道理但不具典型性，主要因其特殊的“補天”情節，一般作其他解讀，故而不做深入讨論。還有的學者不提“鲧禹治水”，隻說“大禹治水”，忽略了大禹之父“鲧”。筆者一向不贊成這種說法。畢竟鲧是治水第一人，又頗有普羅米修斯盜“火種”之功，而且也屬于“大禹治水”神話的一部分，所以兼而論之。

武漢：漢陽江灘大禹神話園群雕《臨危受命》：洪水泛濫，衆神推舉鲧，鲧臨危受命，湮堵治水，無果

關于“鲧禹治水”的文獻記載主要出自奇書《山海經》，原文如下：

“洪水滔天。鲧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鲧于羽郊。鲧複（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出自《山海經·海内經》

從此文本可以看到，有關鲧的文字記錄實際上占據了更多的神話篇幅，而且他“竊息壤”的目的是湮堵洪水，而其被殺的原因是“不待帝命”。

在神話傳說中，“息壤”是一種會無限生長的土壤，那麼鲧用“息壤”就不可能治水無功。當然，因為“息壤”是屬于天帝的神土，所以“鲧”的被殺，就很有政治學意義了。因此，筆者認為鲧“竊帝之息壤”與普羅米修斯盜取“天火”相同，實屬為人類謀福利的功績。

再者，雖說治理洪水的普遍經驗是“堵不如疏”，但應急方案還應該是“土石湮之”，這種方法今天還在繼續使用，畢竟“疏”可不是一日一時之功。而且，早期人類受限于認知經驗的不足，隻知“堵”不知“疏”，也是很正常的，畢竟“治理洪水”是一個經驗積累的過程。所以，筆者認為，在後來的一些神話資料中，刻意突出鲧“土石湮水”方法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突出“禹”的功績，也是為了凸顯人類“治洪”經驗的一次巨大提升。

武漢：漢陽江灘大禹神話園群雕《偷竊息壤》：鲧見堵水無成效，偷竊天帝神土“息壤”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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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鲧禹治水的“非典型性”

在神話研究中，典型的洪水神話包括兩部分，即洪水災難部分和災後萬物再造部分。依此來看，“鲧禹治水”顯然是一則“非典型”洪水神話。因為“鲧禹治水”中并無“再創造”這一環節，有的隻是特立獨行的“治水”行為。而“典型”如希臘洪水神話，就有幸存者丢卡裡翁和妻子皮拉丢石頭造人的“再創造”情節。希伯來洪水神話也一樣，洪水過後，諾亞一家開始了繁衍再造的事業。

究其差異的根源，還在于孕育神話文本的兩大文明自身的差異，一個是農耕文明的典型，另一個是遷徙文明的代表。

在華夏中國的中原地區，最先實現以定居為标志的農耕文明，緻使華夏先民們生出“安土重遷”的思想基因，人們因為土地的束縛不願背井離鄉，轉而選擇積極改造自然，勇敢挑戰大自然的權威，“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話應運而生。

武漢：漢陽江灘大禹神話園群雕《死不瞑目》：鲧舍身為民，偷得息壤，天帝震怒，命祝融殺鲧于羽山

而西方文明的三大源頭——古希臘文明、古希伯來文明、古羅馬法制文明，無一不是遷徙文明。這種遷徙文明，正是培養“自由”和“冒險”精神的最佳樂園。所以，在希臘和希伯來洪水神話中，人們對洪水采取的态度是躲避，從而突出了“天神”的權威和人類的渺小。

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态度，我們要理性看待、不偏不倚。畢竟，更确切地講，兩者都是人類被動适應環境的反應，或者說成環境決定論。而衆所周知，環境分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又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且在人類社會早期，必然是自然環境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塑造了社會環境的。所以，當我們面對多元文化形态時，應該客觀公正的對待。

當然，也正因為如此，研究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将有助于我們正确認識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所以，接下來将借助中西方洪水神話的差異來加深對“鲧禹治水”的認識。

武漢：漢陽江灘大禹神話園群雕《大禹降生》：鲧死，腹生大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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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鲧禹治水中的文化思想

在希伯來和希臘洪水神話中，洪水的起因是人類的罪惡。因此，上帝和宙斯降下大洪水是屬于“神罰”。而“鲧禹治水”中，則不存在這一主題，取而代之的是“降水儆予”主題，這在《尚書·大禹谟》中有記載。其中，“儆”是警戒、警告的意思，而降下洪水的是上天。結合曆代王朝的相關政治思想來看，這種“儆予”思想，更多是對統治階級的警示，尤其是對作為統治者的帝王的警示，警醒他們要勵精圖治，造福于民。

相較之下，在西方的希伯來洪水神話中的“神罰”主題，則更多表現為：神是至高無上的唯一存在，人類要對神明絕對服從。毫無疑問，這種理念深深影響了基督教的發展，甚至長期塑造着西方的政治體系，“政教合一”無疑就是這種思想的産物。于是，神無處不在，裹挾着宗教和政治，成為普遍人民的精神皈依。反過來，神也因此被少數人利用，成為控制大多數民衆的工具。而在希臘洪水神話中的“神罰”主題，雖然也表現了宙斯作為主神的權威，但多神體系的存在，避免了絕對權力的出現，這也正好符合希臘城邦制度的特點。

武漢：漢陽江灘大禹神話園群雕《搏殺相柳》：大禹治水，水怪相柳阻撓，大禹搏殺相柳

與此兩者不同的是，在我國古代，曆來就是人間帝王的主場，隻有他們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此，注定缺乏培養“神罰”主題的土壤，也造就了本土宗教信仰的缺失。雖然這些帝王的權力也多包裹着“天賦神權”、“君權神授”的外衣，但實際上中國的神明卻多被擡上香案，高高地供起，與世俗的權力毫無瓜葛。“鲧禹治水”中的鲧，因“治水失敗”、“不受帝命”、“竊帝之息壤”而被殺，就是毋庸置疑的鐵證。其中，反映鲧治水失敗被殺的相關記載，見《禮記·祭法》載：

“鲧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 ——《禮記》

還有《禮記》雲：

“鲧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 ——《禮記》

武漢：漢陽江灘大禹神話園群雕《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

此外，從統治階級中的非統治者層面看，“鲧禹治水”則更多表現為一種“經世濟民”、“濟世保民”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的主要持有人是以“士”為代表的統治階級。

受中原地區經濟形态和社會形态的制約，“鲧禹治水”神話中，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等情節，就充分體現了集體利益至上的原則。在農耕文明社會中，團結内向型的生活方式占據主導地位。大禹治水“疏浚河道”就非一人之功，實際上憑借的是群體的力量。因此，在大多數人的利益面前，少數或個體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無私奉獻、犧牲小我的精神，被廣泛接受和傳播。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更是經由諸子百家之手，将其深深镌刻在漢民族的心上。如孔子的“仁政”思想，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廣而發展的“民本思想”等。因此，我們常能聽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君舟民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類的說法。這顯然是一脈相承的。

武漢：漢陽江灘大禹神話園群雕《應龍畫江河》：大禹持治水工具耒指揮應龍和龜導水入海

另外，在非統治階級層面，“鲧禹治水”神話更多體現的是“忠孝仁義”的思想，體現的是個體對集體前途命運的關心和匡扶。即鲧和禹的治水，實際上是為了廣大人民謀福祉，體現了“仁義”思想。此外，鲧禹治水是領受帝命，因此體現出“忠君”的思想，而大禹繼承鲧的治水工作，體現了家族傳承和“孝”的思想。這種“忠孝仁義”的道德倫理觀念在随後的曆史中不斷上演。

可以說，古代中國就是依靠這些倫理道德觀念維系社會的——上至君王，下至山野村夫，無所不包。但也因為這些觀念的生成更多是外在教化和内在自修的結果，所以更容易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由此，也影響了中國文學慣于“教化”的功能，甚至人民本身也紛紛“好為人師”等民族心理的生成。

武漢：大禹神話園群雕《檢閱九鼎》：禹治水成功，劃九州，九州各鑄一鼎，設官治理，檢閱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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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筆者說

可見，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文化思想的源頭其實早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初見端倪。不過它始終猶如大河之源，若隐若現，若現若隐，讓人難以琢磨，需得好好追根溯源一番才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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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段友文，秦珂.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話性質及其原始觀念[J].中原文化研究，2018,06:85-92

【2】 李景琦.從洪水神話看中西方民族性格的差異[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5（2）:188-192

【3】 向柏松.洪水神話的原型與建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5（3）：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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