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出行、旅居，特别愛傷感，總覺得獨在異鄉為異客。“異”區别于“常”，“客”區别于“主”，所以就會滿身滿心不自在，這也是我國古代行旅文化中特别突出的現象。異地異鄉的風景名物、世态人情本可以帶來令人喜悅的新鮮感，而古人卻常感局促不安、孤獨傷感，其他感覺都似乎變得很遲鈍了。所以古代有一類詩歌就被稱為“客愁詩”，比如杜甫就說：“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有人說，杜甫一生飽嘗離亂之苦，所以他這種感受才如此強烈。其實，客愁很早就已成為一種思維和情感慣性，倒未必源于具體事件。比如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就很難說是有何曆史事件做背景的。客愁、鄉愁、傷春、悲秋等情緒，顯然已是某種集體無意識，隻要有一點外界的撩撥，就忽地冒出來，把人瞬間淹沒了。

中國古代很早就産生了成熟的農業文明，這種文化強調穩定的土地、穩定的人口族群，這就對出遊産生很大的心理牽制力，出遊甚至牽扯到“孝”的倫理問題，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因此，傳統世俗觀念都對“遊子”“遊民”等持排斥甚至歧視态度，認為理想的社會應當是“國無遊人”“鄉無遊手”。這種觀念的形成當然和很多具體的制度、措施有直接關系，如秦漢時期就已形成嚴格的戶籍制度。戶籍關系到徭役、賦稅，管理者勢必格外重視。秦國商鞅變法，富國強兵，創立名為“占”的登報制度，即每人須如實親自登報戶籍，隻有未成年人才可由家長代為占報。假如其間有所隐瞞，自己不報，或不報全，即所謂“匿不自占，占不悉”，就要受到嚴厲懲罰。為此商鞅還立法，“生者著，死者削”，即出生登報戶籍，死時削籍，如果匿戶，按秦律處罰極重。

《食色裡的傳統》，郗文倩著，中華書局出版

秦代在登錄戶籍的時候有比較複雜的人事注記，相當于現今戶籍和人事檔案内容的結合。首先要立戶，确立戶主，寫明籍貫，某縣某鄉某裡。一戶是一個以父家長為核心的小集體，其他人口必注明與戶主的身份關系，包括家内身份關系，如主奴或血緣親屬關系。還要注明社會身份，如是否為士伍或有無具體爵位。

此外，秦律還規定，假如贅婿為父，或有市籍即商人，亦當特别注記。這兩類社會身份，在當時都屬于被輕視的。“贅婿”也就是“倒插門”的女婿，如果有了孩子，也是不随父姓的，這就相當于男方要換姓。而商賈為人輕視，是因為從秦漢時就施行“重農抑商”政策，凡在籍的商賈及其子孫，與罪吏、亡命等同樣看待，都要服役。漢時又規定凡有市籍的商賈不得坐車和穿絲綢衣服，其子孫不得做官。

除此以外，對戶籍中所填報的人口還要進行詳細描述，如自然體狀，包括性别與貌狀、年紀，年紀分大、老、小，有時也要标明年齡。大，标志成年；老，為免役的标識；小，又可分為“使”與“未使”兩個階段，前者是可以服較輕的勞役，後者指年齡幼小，不能役使。此外如果有疾患及侏儒，按照秦法确定為病殘者，即注明“癃”，可免除相關勞役。另外，家中田數、租賦徭役完成情況、有無違法犯罪記錄等也一并記錄。

這種複雜的戶籍制度此後曆朝曆代都沿用，一直到明朝朱元璋時達到高峰。他甚至規定，若有包辦作弊，或者隐瞞人口不報的，經手人員“一體處死。隐瞞人戶，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因為當時戶口冊的封面用黃紙，所以稱為黃冊制度。不僅如此，這項制度還強調職業世襲制，将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幹小類，比如米戶、茶戶、菜戶、漁戶、酒戶等，計八十種以上。管理者希望治下的百姓都像莊稼一樣有根，長在地裡，代代不變。即便發生災荒，跑到外地要飯謀生，造黃冊時被發現，“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

（作者為杭州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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