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時深度對比1964年和?來源：環球時報【環球時報駐日本、韓國、新加坡特約記者 蔣豐 黃文炜 辛斌 王蔚】延期一年舉辦的2020年東京奧運會賽程已經過半而對許多日本民衆來說，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仍然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記憶這是一個跨越57年時空、有關兩屆東京奧運會魔幻般的“黑暗幻想”1964年東奧見證了日本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的奇迹，承載着日本的某種精神撇開地緣政治的象征意義不提，作為亞洲首個舉辦夏季奧運會的城市，首屆東奧無疑是日本迅速成為發達國家的催化劑2020年奧運會的定位原本是“1964年奧運會的重演”，日本政府想要刺激一下“失去三十年”的日本，扭轉停滞不前的國運但在日本人自己和國際輿論看來，相比1964年的那屆東京奧運會，眼下的這屆東京奧運會受疫情及政府應對能力不足等因素影響，能給日本留下的“奧運紅利”或許相當有限，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環時深度對比1964年和?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環時深度對比1964年和

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駐日本、韓國、新加坡特約記者 蔣豐 黃文炜 辛斌 王蔚】延期一年舉辦的2020年東京奧運會賽程已經過半。而對許多日本民衆來說，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仍然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記憶。這是一個跨越57年時空、有關兩屆東京奧運會魔幻般的“黑暗幻想”。1964年東奧見證了日本戰後重建和經濟發展的奇迹，承載着日本的某種精神。撇開地緣政治的象征意義不提，作為亞洲首個舉辦夏季奧運會的城市，首屆東奧無疑是日本迅速成為發達國家的催化劑。2020年奧運會的定位原本是“1964年奧運會的重演”，日本政府想要刺激一下“失去三十年”的日本，扭轉停滞不前的國運。但在日本人自己和國際輿論看來，相比1964年的那屆東京奧運會，眼下的這屆東京奧運會受疫情及政府應對能力不足等因素影響，能給日本留下的“奧運紅利”或許相當有限。

“成長期的奧運”和“末世奧運”

截至8月2日晚，日本選手已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上獲得17枚金牌，超過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赢得的16枚。當年的16枚金牌極大振奮了日本民衆的自信心和榮譽感，幫助日本人逐漸擺脫戰敗後“二等國”的自卑感。1964年東奧成功舉辦，扭轉了日本國民的心态，加速了日本經濟高速發展，讓日本很快跻身世界強國之林。株式會社“日建設計”的社長大松敦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作為給世界人民造成傷害的戰敗國，1964年舉辦奧運會時的日本正努力成為國際社會中新的一員。日本需要通過舉辦體育賽事鼓舞國民精神、加快城市建設，這其中包含着被全世界認可的強烈願望。”

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對日本來說，是戰後重建、經濟高速增長的象征。日本為此投入巨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并使城市現代化建設有了實質性的發展：機場擴建、多條高速路開通、新幹線投入使用、三大都市圈連接後從東京到大阪由過去的7小時縮短到3個多小時。日本1963年頒布《觀光基本法》，1964年就有約35萬人次的外國遊客湧入日本，開啟了日本的“觀光元年”。東京新大谷酒店等多家大型酒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至今仍在接待國際遊客。随着奧運的到來，私家車以及空調、彩電、冰箱等電器也開始走進日本的千家萬戶。

《環球時報》記者近日請幾個年長的日本網友談談他們對兩屆東奧的看法。一個年近七旬的日本老人說：“你看過電影《永遠的三丁目的夕陽之1964》嗎？這部電影描寫了三丁目居民對1964年奧運會的熱情，大家争着買票看比賽，孩子們也很興奮，大家過着充實的日子，很多人的生活也出現轉機……”他的話讓記者想起電影裡的一個場景：走在大街上的行人，一擡頭看見飛機在空中畫出五彩的奧運圖案，一下子開始歡呼雀躍。還有個日本網友說：“1964年我還是個小學生，記憶中，周圍的大人都很興奮，日本也很有活力，不像現在，連年輕人都失去熱情。或許這與現場沒有觀衆也有一定關系。1964年，賽場内座無虛席，各國選手也能深入了解日本。總之，57年來日本從經濟高速成長到停滞不前，本屆東京奧運會之後還需要尋找新的出路。”

與上世紀60年代相比，日本民衆也變得更為挑剔。為迎接1964年奧運會，日本修建了國立代代木競技場等一批經典建築物，深受民衆好評。但2020東奧開幕後，日本建築學家五十岚太郎撰文說，“舉辦開幕式的新國立競技場是黃昏時代的象征”，航拍這個體育場就像數字“0”，似乎象征着這是一屆空虛的奧運。還有批評者認為，今非昔比，東京和紐約、上海等國際大都市相比已經落後了，但更可悲的是日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日本小說家、法政大學國際文化系教授島田雅彥7月25日在《每日新聞》以“奧運會的黑暗幻想”為題撰文說：“作家三島由紀夫觀看1964年東奧開幕式後，寫文章說，‘很高興我們舉辦奧運會，如果不辦，日本人民會生病的’。57年後，我們的感受完全相反，可以這麼說，‘因再次舉辦奧運會，日本人的病情會惡化’。不僅會加大新冠肺炎疫情，政治、經濟、媒體和民衆生活中的病竈也會擴大，可能導緻日本又面臨戰敗一樣的局面，但沒有人為此承擔責任，就像過去的戰争一樣。”他甚至認為，相比讓日本重新加入國際社會的那場“成長期的奧運會”——1964年東京奧運會，今年的奧運會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末世奧運會”，沒有意義，沒有發展前景，隻是為了給既得利益者分配利益。

不容忽視的相似之處

實際上，在1964年東京舉辦夏季奧運會後，日本還于1972年、1998年舉辦過劄幌冬奧會和長野冬奧會，但前者在當時不過是錦上添花，後者則沒有終結日本“失去的十年”。從上世紀90年代初至今，日本的國運轉眼間已延續了3個“失去的十年”。有分析說，1964年，日本還沒有受到老齡化、少子化的困擾。當時近一半的日本家庭至少有4名成員，約1/4的家庭至少有6名成員，而現在近1/3的家庭隻有兩個人。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的扶植下，日本戰後經濟發展迅速，幾乎沒有失業現象。超過30%的人從事制造業，近1/4的人從事農業、林業和漁業。過去三四十年，在就業機會流向更廉價的海外市場之後，日本絕大多數工作崗位在服務業，25%在制造業。

1964年被日本民衆看成是巨大的成功先例，且“奧運紅利”持續了十餘年。為此，日本以向世界展示災後重建為主旨，再一次申辦東奧成功，并希望以此提振經濟。在疫情發生前，日本政府将奧運視為“旅遊經濟複興計劃”的重要一環，期望在奧運年實現 4000 萬人次的國際遊客訪日目标，用外需彌補内需的疲軟。盡管按照野村綜合研究所的估算，無觀衆舉辦奧運會造成的經濟損失微乎其微——與2020财年日本名義國内生産總值相比，占比僅約為0.02%，但日本各界更看重的是新的東京奧運會能推動日本通信、AI、數字化轉型等領域的快速發展。

日本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坦言，“東京奧運會的大環境越是嚴峻，日本就越需要更多更高的技術來支持。如果不是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舉辦奧運會，日本可能還無法在如此短的時間内完成如此多的技術創新。”這也是日本哪怕“賠錢”也要堅持辦奧運的原因之一。日本政府顯然有着更長遠的打算。日本國土交通大臣赤羽一嘉曾表示，為迎接本屆東奧，也為今後能更好地迎接外國遊客，日本在完善觀光資源上投入很大，包括Wi-Fi 設備、無障礙設施、多語言支持服務等。換個角度看，有了這樣一個準備期，當日本重新打開國門時，外國遊客對日本的滿意度會更高。

據SCSK株式會社董事會主席田渕正朗透露，為迎接奧運會，日本各行各業從申奧成功後開始發展商務新模式，直到疫情出現前，因籌備奧運帶來的經濟效應其實已顯現出七八成，應該說，這也是2020年東奧的“紅利”。

兩屆東奧其實也有着不容忽視的相似之處。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6月，日本NHK針對舉辦奧運會做過一次輿論調查，結果顯示60.6%的人認為“辦奧運加重國民負擔”，有58.9%的人認為“應把辦奧運的錢花到解決其他問題上”，有47.1%的人認為“奧運跟我沒什麼關系”。可見，首屆東京奧運會舉辦前，沒有完全得到民衆的支持。不過，等奧運會結束後的調查結果又顯示，89.8%的人都認為“辦奧運有利于日本發展”。民衆意識上的前後差距，其實跟眼下的日本也很像：直到7月23日開幕式當天，東京各處還能看到反對辦奧運的示威者，但開幕式當晚居高不下的收視率已表明日本民衆的心态有所轉變。據日媒報道，與東京奧運會開幕前相比，一些奧運商品直營店的銷量也增加了近10倍。有日本民衆和《環球時報》記者開玩笑說：“靜待奧運結束後的輿論結果吧，讓我們見證一下奧運的力量！”

“重拍經典的努力令人失望”

歐美輿論對兩屆東京奧運會的對比非常多。彭博社稱，在日本剛赢得1964年東奧主辦權的上世紀60年代初，這個國家的繁榮才剛剛開始，城市的擴張從推倒搖搖欲墜的木房子和簡陋的棚戶區拉開序幕。很快，東京借奧運會完成前所未有的城市轉型，也給後來舉辦奧運會的亞洲城市漢城（首爾）、北京提供了參考。但2020年東京奧運會因沒有提供新的發展模式而被人诟病。日本社會學家吉見俊哉在《奧運與戰後》一書中說，“我們需要改變我們對城市的看法，從‘更快、更高、更強’轉變為‘更愉快、更有彈性、更可持續’。奧運會未必能達到這個目的。”

英國《衛報》文章稱，1964年的東京從來沒有想過會迎來那麼多外國人。文章援引1962年來到日本的美國大兵懷廷的話說：“開幕式當天晴空萬裡，這多虧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沖走了污染。這标志着日本在戰敗後重新融入世界，這讓很多日本人流下了眼淚。”如今已是作家的懷廷說，1964年奧運會之前，東京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污染、惡臭的爛攤子”，幾乎沒有人想去參觀，當時日本人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以後的每屆奧運會之前都成了一句口頭禅：“這座城市怎麼能按時準備好呢？”但作為亞洲首個舉辦奧運會的城市，東京做到了。

“麻煩的續集：東京重拍1964年經典奧運會的努力令人失望。”美國《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認為，1964年東京奧運會，标志着日本從戰敗的廢墟中站起來，象征着日本被重新納入國際秩序，這是一個民族充滿自豪感的時刻。當日本提出申辦2020奧運會時，是想借機向世界展示另一場治療創傷的機會：2011年的地震、海嘯和核洩漏事故給了日本沉重打擊。上智大學政治學教授中野晃一說，“當時的想法是要重現和重溫日本從廢墟中崛起、成為國際舞台重要角色的榮耀時刻”，不過，這些目标現在都無法實現。

在西方輿論看來，東京再次申辦奧運會的初衷是為刺激日本經濟的複蘇，扭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停滞不前的境況。但日本褪色的“奧運夢”與1964年的樂觀形成鮮明對比，堅持舉辦2020年東奧一度引發國民的焦慮和反感，而不是1964年的樂觀情緒。《1964——日本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年》作者羅伊·富澤在接受美聯社采訪時說，1964年東奧是一屆“包容性奧運會”，而2020年東奧是“非包容性的奧運會”，不管民衆怎樣想，日本政府都要舉辦。美聯社的文章認為，這是日本想在新冠疫情中展示其韌性，但兩屆奧運會面臨的挑戰是不同的，社會背景也發生了改變。正如一家香港媒體所說，首屆東京奧運會是整個日本的亮相派對，而2020年東奧更像是安倍晉三、菅義偉及其所在政黨的亮相派對。

韓國媒體對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評價顯得更為苛刻。《韓民族新聞》文章認為，戰後日本通過1964年東奧打造了從二戰廢墟中站起來的形象，但本屆奧運會的開幕式體現出的不是日本的未來而是衰落，日本政府希望借奧運會“從疫情中複興”，但結果卻是展示衰退。《韓國經濟》文章認為，日本政府此前夢想的“2020東奧紅利”不會太多，至少日本期待的“奧運外交”實際上已收效不大——隻有十多位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首腦級政要出席開幕式。日本共同社分析說，東京奧運會開幕式是近年來各國首腦出席人數最少的一屆，而且也意味着菅義偉力争開展的“奧運外交”意圖最終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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