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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巍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來源 | 光石法學院、法制周報

楊立新我國著名民法學家。1952年1月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兼任中國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家法官學院、國家檢察官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等院校兼職教授。1975年至1989年，在吉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任審判員、副庭長、副院長、常務副院長、黨組副書記。1990年至1992年，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任審判員、婚姻家庭合議庭負責人。1993年至1994年，在煙台大學法學院任副教授。1995年至2000年，在最高人民檢察院任檢察委員會委員、民事行政檢察廳廳長。2001年以來，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任教授。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立法專家委員會立法專家，參與我國原《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十餘部法律的起草和修訂工作。2015年以來，全程參與《民法典》編纂工作，成為我國首部《民法典》的起草專家之一。2020年11月9日，第二次被聘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

治學嚴謹與學術傳承

楊立新教授對博士生的培養，就一個字——嚴。

在我剛入學的時候，楊立新教授給我布置了一個作業：寫一篇有關法律行為的文章。那時的我沒有把寫文章看成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在兩天的時間内，我寫了一篇長達1.5萬字的文章交給楊立新教授，等着得到他的表揚。

第二天，楊立新教授給我傳了一張“紙條”，上面用紅筆寫着蒼勁有力的四個字——“狗屁不通”。

對于我而言，這四個字猶如晴天霹靂。于是，我隻能重新查閱資料，開始了最漫長的寫作時光。一個多月後，我将新寫好的文章重新交給楊立新教授。幾天後，楊立新教授将文章的打印稿交給了我，讓我回去“好好看一下”。

我忐忑地翻看這篇文章，但随之而來的是震驚。在這篇1萬多字的文章上，楊立新教授用紅筆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批改标記，既有寫作意見又有注釋規範，甚至連标點符号都給改正确了。

後來，我的這篇文章發表在《當代法學》上，并成為一篇被引用次數非常多的重要學術文章。透過這件小事，我讀出了楊立新教授治學的嚴謹。後來，我将楊立新教授改過的這篇草稿珍藏了起來，不時地反複琢磨，就連幾次搬家，它都不曾丢失。也正是從這件小事以後，我撰寫的文章再也沒有出現過“不通”的情況。現在，我開始帶自己的研究生寫文章了。在我每次修改學生文章的時候，都會想起楊立新教授當年修改我的文章時的情形。也許，學術的傳承就是靠這樣細緻的言傳身教得以體現吧。

在我博士快畢業的時候，由于我的博士論文寫得比較慢，眼看交稿時間将至，楊立新教授屢次催要未果後，據說他真的發火了。于是，我的師弟、師妹特地跑來告知我，讓我在沒寫完論文的時候注意“避一避”。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曆來膽子很大，但唯一害怕的就是楊立新教授發火。在那段時間，我除了寫論文外，其他時間都足不出戶。如果非要去見楊立新教授，也會提前向他人打聽：楊立新教授最近的心情可好？

有一次，我正打算提交論文，卻不敢直接見楊立新教授。當時，我在教學樓徘徊，想先問問熟人，看看楊立新教授的心情如何，正好碰到姚輝教授。一般情況下，姚輝教授都會為我向楊立新教授說些許“好話”。那次，他見狀後就和楊立新教授說：“你太嚴厲了，把朱巍都給吓得不敢進門了。”聽罷，楊立新教授笑着說：“趕快讓他進來吧！”

這段趣事，直至今日姚輝教授還經常跟我們說起。也正是得益于楊立新教授的嚴格要求，才使得我順利通過博士答辯，取得博士學位。

記得當年，我有一位同門師兄，因為妻子剛生孩子而耽誤了畢業論文的寫作，所以這位同門師兄也和我一樣，特别害怕見到楊立新教授。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吃飯，這位同門師兄的座位正好對着楊立新教授。正當他忐忑不安之時，楊立新教授突然很慈祥地問了一句：“你家孩子幾個月了？”

同門師兄聞言渾身一震，立即下意識地回答道：“已經寫了兩三萬字了！”于是，在座者集體噴飯。如今，這位同門師兄早已順利畢業，家庭美滿，事業有成。而他的這段論文趣事，也成為我們師門聚會時必講的經典橋段。

房間的燈火總是最晚熄滅

在人民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我幾乎都在人民大學明德法學樓的一個辦公室“坐班”，并有幸能與人民大學民商法學的知名教授同在一層樓内朝夕相處，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些學術氣息。

我的辦公室在楊立新教授辦公室的斜對面。雖然我幾乎每天都去上班，卻鮮有比楊立新教授先到辦公室的時候。早上8時，當我到的時候，楊立新教授已經坐在辦公室寫文章了；晚上7時，當我準備離開時，楊立新教授還在辦公室工作。我不知道楊立新教授到底是早晨幾時到校。即便是冬天，天亮得很晚，明德法學樓10層最先亮起燈的房間一定是楊立新教授的那間屋子。

楊立新教授總對我們說，要珍惜時間，沒有時間就擠出時間。當年，楊立新教授在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時候，每天上班坐車時，他便會在腦海中将一天的工作作出規劃，上班後立即辦理；下班坐車時，他也會在腦海中開始構思某篇學術文章的框架，回到家，他就開始進行學術寫作與研究工作。即使在星期日，當我們出去玩的時候，在楊立新教授的辦公室裡，也總能傳出老式打印機打稿的聲音。于是，我們都在說：“楊廳長又要發表新作了。”

2015年，我統計了楊立新教授每年的發稿量：每年都能在核心期刊發表十幾篇學術文章、數十篇其他類型的文章；每年都會出專著……這些學術成果的背後，都是楊立新教授用幾十年如一日的勤奮換來的。也正因如此，在學術圈内，人們願意用“一個人抵得上一個法學院”來贊譽楊立新教授的學術成果之豐富。

多年來，我耳濡目染了楊立新教授的品行，也養成了寫稿比較勤奮的習慣。當有人問我為何能如此高産時，我隻能不失禮貌地回以“呵呵”，但我會在心裡說：“那是你們沒有看到楊立新教授的高産！”

時至今日，每當我有些許懈怠情緒時，我的腦海中總是會浮現出在人民大學明德法學樓10層那最先亮起的燈火，耳邊也總會回蕩楊立新教授當年打印書稿時老式打印機發出的“吱吱”聲。

在我看來，楊立新教授這種人格力量帶給我心靈上的震撼和啟迪，是無法用文字表達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楊立新教授為人處世總是為他人着想，以幫助别人為樂。

在人民大學辦公室坐班的時候，一些老師會遇到有人來學校反映問題的情況。每當遇見這樣的情況，楊立新教授常會免費給這些人提供法律咨詢服務，有時也會直接為其進行法律援助。他總能樂于助人，總能以初心對人。我也親眼見到過這樣的事情。

對待學術交流，楊立新教授的态度很嚴肅，自己參會從不遲到、早退。我從未見過他參加學術研讨會遲到或提前離開，甚至在學生們搞的讨論會上，他也會非常尊重與會者，堅持坐到會議結束。

楊立新教授曾說過，要尊重學術，首先就是要尊重他人，表現方式就是遵守會議規則，不能耍大牌。

楊立新教授曾為整個師門寫過“學術會議規則”，要求每個人不論是教授還是學生，對待學術和學術會議都要嚴肅，不要沾染不良習氣。受他的影響，我從未在任何學術會議上遲到或早退過。過了很多年後，我逐漸明白楊立新教授對待學術的尊重，其實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想，“未出土時先有節，便淩雲去也無心”，說的應該就是楊立新教授這種人吧。

儀式感就是自重

儀式感并非流于形式，而是以強調形式來表現實質。楊立新教授尤其注意儀式感，特别是學術儀式。

在我剛讀博士那年，我的穿着很随意。即使在出席學術會議時，我也身着休閑裝。為此，楊立新教授曾多次批評我。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去印度開會。當時雖然是秋季，但印度還很熱。所以，我沒有帶西裝。楊立新教授告訴我，在出國開會時，箱子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帶西裝。因為衣着上的莊重就是儀式感的嚴肅，就是對會議主辦方的尊重，就是對他人的尊重，也是“自重者然後人重，人輕者便是自輕”。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在參加各類國内、國際研讨會時，總會留意和注重自己的服飾。楊立新教授還對我言傳身教過很多此類儀式感的禮儀問題。在人民大學上學時，我組織過很多次大型會議或活動。擺桌簽、發言次序等細節問題是很重要的問題。楊立新教授曾多次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判斷主座在何處，如何适宜地排放桌簽的順位，如何安排發言的次序。這些看似細枝末節的地方，卻也有着深刻的内涵。可謂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我慶幸自己能師從楊立新教授，從學問的點點滴滴到生活的點點滴滴，都讓我受益匪淺。直至今日，我在安排自己的研究生組織會議排座次的時候，總是會與楊立新教授當初教給我的一樣，教給我的學生們。

那些年，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在我的認知中，楊立新教授是非常熱愛生活的。作為他的弟子，我曾經跟着楊立新教授種過菜、做過飯、爬過山、下過鄉、遛過彎、洗過溫泉、K過歌、喝過酒、遊過泳、打過球、看過電影、逛過商場、講過段子。

楊立新（一排左起三）與學生們在一起

上學的那些日子，我幾乎每天都和楊立新教授一起度過。在很多時候，對于我們而言，他更像是慈父。可能世界上有很多的導師，不過，像家長一樣跟着學生們一起生活和學習的導師，則不多見。我很幸運，遇到了楊立新教授。

楊立新教授每天中午都會在11時從斜對面的辦公室來喊我們一起吃午飯。午飯後，我們開始午間散步，一般是圍繞人民大學走兩圈。在散步的過程中，楊立新教授會詢問我們的學習情況、論文進展情況、某個會議的安排情況等。他也會對近來發生的法律事件或重大事件，與我們一起進行讨論。

在古希臘時期，亞裡士多德的教學方式比較特别：他是以散步的形式教導學生，這就是聞名于世的“亞裡士多德式散步”。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楊立新教授和我們一起散步時，可不僅僅限于午餐散步，更是學術交流。我們聊到的很多學術觀點後來都被我們所吸收，并經過細緻再加工後，變成學術文章，并發表了出來。當年，我們一起散步時談話的話題很廣泛，多有涉及為人處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楊立新教授總是以他的人生閱曆，為我們詳細講解無數個“為什麼”。這些看法和觀點，會深刻地影響着我。直到現在，一旦我遇到重要問題時，總是會想：如果是恩師的話，他會如何思考？會如何處理？

在人民大學法學院内，每到楊立新教授上課時，教室内可謂是“人滿為患”，經常遇見在過道加把椅子的情景。他的課之所以這麼受歡迎，就是因為“養分大”，語言表達和案例選擇都來源于生活。有的學生會說，楊立新教授的課隻有幾個小時，仿佛一轉眼就過去了。還有的學生會說，楊立新教授的課就像是在講“評書”。

在讀書時，我是師門中聽楊立新教授的課較多的。楊立新教授講授的課，我甚至是年年都聽。這些看似重複的課程，楊立新教授每次講課時，都會增加新意，都會充實很多新鮮的内容。這些新内容都是恩師教學相長的部分，都是來源于他豐富的生活和紮實的學術能力。

因此，在我看來，“評書”教學法看似簡單，但沒有相當的積累和功力是絕對做不到的。後來，當我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時，我在教學方面受過多次獎勵，也曾被人說過，我的課像“評書”，所以選我課的學生很多，甚至也遇到過有個别學生跟我當年一樣，年年選，年年上。

我很清楚，這一切都得益于從恩師楊立新教授那裡學到的治學理念和生活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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