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龍門石窟視覺中國供圖

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曾有詩曰，“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隻看洛陽城”（《過洛陽故城》）。意思是說，想要了解古今朝代的興亡，請大家看看洛陽城就明白了。

的确，洛陽位于河洛之間，居天下之中，曾經有14個王朝在洛陽建都，時間長達近千年，使之成為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最早和最本色的中國。

那麼，洛陽為什麼會成為千年帝都呢？

天下之中

古人擇都要考慮很多因素，除了經濟、軍事、環境等因素之外，跟城市的區位還密切相關。

大家都知道，現在社會的交通、通訊發達，一個國家即使把都城設在相對偏遠的區域，也無關緊要，古代可不是這樣。古代擇都，要考慮都城是不是位于整個統治區域大概中心的區位，也就是所謂的“天下之中”。如果都城位置太偏了，既不利于帝王和國家政令的上傳下達，也不利于對于偏遠地區的控制。

都城設置在統治區域的中心位置，無論是對于國家政令的下達、地方信息向中央的彙總，或者賦稅的征收、軍隊的調動等，路程遠近都差不多。地方政府給中央交納糧食和物資的時候，東西南北距離也大概是均等的。再加上，“中”有中央、中心的意思，對應着天宮裡衆星環繞的紫薇垣。這樣一來，都城是不是位于“天下之中”，就顯得異常重要了。

但這又帶來第二個問題，哪個地方是天下之中呢？

中華民族早期起源和活動的區域主要在黃河中下遊地區，之後，以黃河中下遊地區為中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因此，這個區域似乎就是“國之中”。夏朝建立的時候，把全國的區域劃分為九州（兖、青、徐、冀、豫、雍、梁、荊、揚）。以今河南為中心的地區叫豫州，正好位于其他八個州的中心位置，人們就把這裡叫“中原”或“中州”，被人們看作“天下之中”。

那麼，“中原”或“中州”的中心又在哪裡呢？在西周建立的時候，周公輔佐周成王治理國家。他當時曾受周成王的指派，去測量哪個地方是“天下之中”。周公當時利用的是比較原始的“測影”方式，測量結果顯示，中嶽嵩山就是“天下之中”，并把這一結果報告給了周成王。西周時期，嵩山歸洛陽管轄，那就意味着，洛陽就是普天下相對中心的城市，就是帝王苦苦找尋的“天下之中”。所以，東周時，都城就從今天的西安遷到了洛陽。

司馬遷曾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禅書》）。三代指的是夏、商、周，那時我國的版圖還沒有今天這麼大，古代先民主要生活在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因為這裡氣候溫和、四季分明、水源充足，非常适合農業生産和人類居住。後來，東漢、西晉、北魏、隋（炀帝）和唐（武則天）等很多朝代也都在洛陽建都，使洛陽成為千年帝都。

牡丹花城

唐朝時，武則天建都洛陽，并把洛陽改為神都。在此期間，牡丹花成為洛陽的市花，春暖花開時節賞牡丹成為洛陽人的習俗。詩人劉禹錫曾有詩贊曰“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賞牡丹》）。傳說武則天非常喜歡牡丹，洛陽城牡丹花的興盛也與她有關。

武則天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建立的武周政權前後存在了15年，為了穩定皇權，她可以說費盡心思，也在洛陽留下了很多故事。

比如，武則天很會用人，使狄仁傑、蘇味道這樣的才幹之士為自己服務；也用了不少酷吏，來打擊異己勢力，周興、來俊臣一幹酷吏因此飛黃騰達。不過，過度殘酷的鎮壓也引起很大的恐懼、不安與民憤。武則天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她就又反過來清除酷吏，以此平息民憤、安定朝局。

武則天在位時期，政治相對穩定，經濟和文化都有所發展，為接下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她本人晚年寵信佛教，喜歡花卉，注重養生，成為中國曆史上為數不多的超過80歲的長壽皇帝（624~705年）。

但是，她畢竟曾借酷吏之手殺了很多人，也曾大肆招攬面首，還曾鎮壓過南方地區的叛亂、株連過很多大臣，在朝廷内外引起過不小的非議。因此，在武則天去世後，她留下遺言，在和唐高宗的合葬墓乾陵的陵前豎立起一塊無字碑。女皇是用無字碑這種方式告訴人們：我什麼也不寫，讓後人評價我的功過是非吧。

心靈故鄉

洛陽“天下之中”的地理優勢和它人文中心的文化優勢，使得很多王朝把國都定在了洛陽。可是凡事都有利有弊，正因為洛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使得洛陽成為兵家必争之地，飽受戰火的洗禮。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曾說，“洛陽處天下之中，……蓋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洛陽必先受兵”（《書<洛陽名園記>後》）。意思是，洛陽位于天下之中，是四方必争之地，天下太平的時候不要緊，當國家動蕩，洛陽必然首先遭受戰争的影響。牧野之戰、官渡之戰、安史之亂等曆史上大的戰争都發生在中原一帶，“問鼎中原”“逐鹿中原”等成語典故也說明了中原戰事的頻繁。

面對戰亂，老百姓又作何應對呢？兩種方式：

一是逃避，即從洛陽地區外遷。主要有三個方向：一是向西，進入關中的陝西，這是所謂的“走西口”；二是向北，去山西、河北，這是所謂的“闖北方”。但這兩個方向都不是理想的選擇，關中土地狹小，容量有限；洛陽發生戰亂的時候，關中往往也不能幸免。闖北方，山西、河北緊鄰着北邊的遊牧民族，也很不安全。

剩下的一條路就是向東南，這叫“東南飛”。這是一條比較理想的外遷路線：一，戰亂少，易于定居；二，經濟基礎好，東南一帶氣候溫濕、土壤肥沃，利于農業經濟發展；三，交通便利，從中原向東南有許多自然河流和人工開挖的運河，沿着這些河流，就可以很容易到達東南地區。所以，在秦漢、魏晉、隋唐和兩宋之際，洛陽人都曾大規模南遷。

這樣會形成什麼樣的文化現象呢？

一方面，懷有深厚的中原情結。比如，北宋滅亡後，南宋建都杭州，偏安東南一隅，大量仁人志士滿懷報國熱情，一心光複中原，收拾舊山河。嶽飛以光複中原為己任，卻受到秦桧等人的陷害，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于杭州風波亭，死時年僅39歲。在杭州西湖邊，嶽飛墓的墓阙上曾經有這樣一幅楹聯：“人從宋後少名桧，我到墳前愧姓秦”。這個楹聯反映了中國人的是非觀，更反襯出中原這塊土地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南宋時期的愛國詩人陸遊，更是把這種深厚的中原情結表現得淋漓盡緻。他在晚年曾做過一首《示兒》詩：“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以臨終遺囑的形式告誡兒子：當王師光複中原的時候，你千萬别忘了在祭祀的時候告訴我這個好消息。不能收複故土、光複中原，是詩人心中永遠的痛。

另一方面，尋根到河洛。因為河洛地區是我國早期先民活動的主要區域、天下之中、中原的核心區域。所以，今天，世界各地的華人在尋根的時候，不約而同都來到了河洛。還有很多江浙人、閩南人、台灣人，特别是客家人，至今還稱自己是“河洛郎”。同時，在南方的江、浙、贛、閩、廣等地，家族宗祠特别多。很多地方比如江西婺源、福建客家土樓等的宗祠，都修建得富麗堂皇。祠堂裡供奉着每個家族的先祖，而幾乎無一例外都記錄了家族的先人是如何從河洛、從中原地區千裡跋涉來到南方，進行艱苦創業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告誡後代子孫：慎終追遠，牢記河洛。

（作者系河南大學教授，《百家講壇》“六大古都”“黃河上的古都”“絲路上的古城”主講人）

程遂營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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