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

在不斷變幻的生命旅程裡，時間就是個賊。

作家李其恩曾說，小時候他特别不喜歡重陽節，因為覺得去祭祖特别無聊，每次非得在父母的生拉硬拽下，才裝腔作勢地在墳茔前喊上幾句：“太爺爺太奶奶，我來看你們了。”

十五年後他的呼喊裡多了“爺爺奶奶”，三十年後他的呼喊裡多了“爸、媽”，那時候他才明白祭祖的意義。

如今每一個重陽節，他都匆匆前往，隔着墓碑對父母說說話，聊聊天，邊上的白桦葉子“嘩嘩”地響，仿佛那些人都還在身邊，心中就會泛起一股股暖意。

這也正說明了重陽節的意義，絕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喝杯菊花釀酒、吃塊重陽糕，而是滿懷着愛與善意，告訴我們别忘卻了那些故人，别忘記了回家團圓，也别忘了從小長大的故鄉......

尤其是一直在等待着你的父母，他們一直在默默等你回家，世間皆可緩，唯有盡孝不等人。

就像龍應台在《目送》中說的：“所謂父女母子一場，隻不過意味着，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着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的确不必追，時間的腳步沒人能攔得住。

龍應台65歲時，她92歲的母親已經不記得女兒的名字了。龍應台去看望母親前，給她打了個電話：“你知道我是誰嗎？”

母親的聲音特别愉快：“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歡的人。”

老人把什麼都忘了，唯獨記得這份喜歡。

女兒也知道母親最想要的是什麼，于是辭職回鄉，在最後的日子裡，像小時候母親照顧自己一樣，給母親喂飯、洗澡、梳妝，帶母親散步、看日出日落，為這場親情緣分，畫上了一個不留遺憾的句号。

那麼，常伴我們身邊的這份【親情】，到底是血緣凝結成的，還是時間堆積成的呢？

從《步履不停》到《比海更深》再到《如父如子》，日本當代電影大師是枝裕和圍繞着家庭親緣間常見的矛盾以及戲劇化的延伸，帶領觀者穿越了一組組不同的家庭，體會着支離破碎下暗藏的溫情。

這個世界上從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愛恨糾纏，哪怕有血緣維系，如果不是真心相對，依舊會充滿波折。然而一旦傾注了感情，羁絆就會自然生長，就像小說《如父如子》中的良多和慶多，“當意識到孩子也在注視着自己時，那一瞬間，便懂得了什麼是如父如子。”

這本感動了無數人的小說講述了野野宮良多對父子情誼理解的轉變。野野宮一家生活安穩富足，父親良多工作努力、事業有成，母親溫柔賢惠、持家有方，兒子慶多可愛懂事，本以為生活會按部就班的持續下去，誰料一通電話便改變了一切。六年以來朝夕相伴的可愛兒子竟然與自己沒有任何血緣關系，而這一切都源自于當年在醫院抱錯孩子的事故。

也許劇情并不出奇，甚至在很多人的眼裡，這樣的情節安排有着未免太過刻意。但也正是這種刻意的兩難，将良多推向了反思感悟的道路，如果生活一直平順安定，也許我們注定要錯過很多可以彌補改變的機會。

我們總以為這樣的情感連接和血脈的力量相比是虛浮而軟弱的，一開始良多也是這樣想的。在知道慶多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後，他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果然如此”。良多對慶多性格上的内向軟弱，學習上的落後笨拙等等不滿在此時有了一種近乎于解脫的輕松，似乎不必為慶多負責是一件令人開心不已的事情。

這和大多數父親都很像，他們對孩子有付出，但多為金錢上的付出；他們對孩子有期望，又都是子承父業式的期望。當孩子無法達到他們的期望時，他們往往将原因推在伴侶和孩子的身上，卻不會反思自己在父親這一角色上是否失職。

可以說是周圍的所有人，包括慶多、琉晴、母親綠，以及雄大都給父親良多上了意義沉重的一課：什麼才能算親情，父親又該是什麼樣的。

或許兩位父親的一段對話，就足以将作者是枝裕和對父親這個角色的理解完美地表達出來了——

雄大：“良多先生比我這老骨頭年輕，還是多擠出點時間跟孩子一起比較好。”

良多：“這個世上有各種各樣的親子關系，我家的方針就是培養孩子什麼事情都可以獨立完成。”

雄大：“對這些事，你可不能嫌麻煩啊！這半年的‘交換留宿’，我跟慶多在一起的時間，比迄今為止良多先生跟慶多在一起的時間都要長啊！”

良多：“有些工作是非我不可的。”

雄大：“為人父也是非你不可的工作吧。”

的确，完成一個身份的确立需要經曆漫長的修正期，當一個男孩長成男人，繼而成為父親，他會天然地将自己所受過的教育和磨砺反射給下一代，而下一代的孩子也将經曆如他當年一般的順從或是抵觸。這便是血緣所能容納的東西，如父如子，一脈相承。

小說的最後，是兩家人在一起，慶多平等地和良多說着話，雄大和孩子們正在大笑，此刻已分不清誰是誰的兒子，誰又是誰的父親.......

何謂父子，何謂親情？《如父如子》定能帶給你暖心的答案。

順便說一下，翻開這本書，你會發現更多關于“人性”的彩蛋——難道你就不想知道為什麼兩家人會在醫院報錯孩子嗎？

如果僅僅是巧合，那就不是是枝裕和的風格了。

說起親情，估計大家心中的最熟悉的還是楊绛先生的這本《我們仨》。

當初寫這本書的想法來源于楊绛先生的愛女——錢瑗。1996年初錢瑗患肺癌轉脊椎癌晚期，盡管身體已非常衰弱，錢瑗還是想利用躺在床上的時間，把過去和爸爸媽媽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寫下留為紀念。楊绛先生心疼女兒，勸她停筆多做休息，可停筆後五天，錢瑗便去世了。次年，錢鐘書先生也離開了。

人們總說傷心事不能多說，每說一次便是向他人展示一次傷口，次數多了傷口是會發炎的。然而楊绛先生為了為完成女兒心願，堅持寫出《我們仨》，回憶了昔日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以及接連失去雙親的心路曆程。她曾說“做完他們的事情，心裡才踏實，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經不要緊了，即使現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有人說，楊绛先生的文章像下午四、五點鐘的陽光，絢麗、柔美、暖和，卻毫不刺目。是的，在這本中，楊绛先生将女兒重病住院直至去世這一段講述為一段夢鏡，文字雖然簡練，哀傷卻是層層遞進、浸入骨髓的。

“我覺得我的心上給捅了一下，綻出一個血泡，像一隻飽含着熱淚的眼睛。”

“我的心上又綻出幾個血泡，添了幾隻飽含熱淚的眼睛。”

“我的心上連連地綻出一隻又一隻飽含熱淚的眼睛。”

“我心上蓋滿了一隻一隻飽含熱淚的眼睛，這時一齊流下來……”

字裡行間彌漫着難以言表的親情和憂傷，讀來令人動容，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那份愛和疼。

生命的意義，不會因為軀體的生滅而有所改變，那安定于無常世事之上的溫暖親情已經把他們仨永遠地聯結在了一起。

父母子女以及家的意義都在先生的書中得到了盡情的闡釋。

就像海桑《給我的孩子》那首詩中所說的，所謂父母子女一場，誰都不是誰的替代品，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希望，都要完成自己的夢想，但這場夢裡，定有一道最深刻的印記是留給彼此的，因為愛，永遠存在。僅此而已。

這個重陽節，你最想念的人是他們嗎？

如果可以，就收拾起行囊去到父母身邊吧；如果不可以，也一定要記得打電話告訴他們“天涼加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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