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第40章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道者，路也。引申為各人所走的人生大道，即人生志向。這裡的“道”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職業或者職業理想，而是指的是人生大志向、大信念、大道義的“道”。

這個意義上的“道”涵蓋了儒家的修己安人，修身平天下，包含有最起碼的仁義理念。比如共産黨員所堅持的“道”就是共産主義理念。

由“道”延伸出的意思非常多，比如天道、人道、孝道等，不同思想學說，“道”的意思又不盡相同，老子在他的《道德經》中，開篇就提示：道可道，非常道！意思就是說：我這裡所說的“道”，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那種“道”。

同：“回合也”。此字始見于商代甲骨文，其字形一般認為由一種四人擡東西的用具的形狀和“口”組成，表示四人用口令協調行動。

同的本義指合力、會合，例如《詩經·豳風·七月》中說的：“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人執宮功。”這裡的“同”是會合、聚集的意思，“我稼既同”是說自己的莊稼已經聚集會合在一起了。

“會合”在一起的事物一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又引申出“相同、一樣”的意思，例如《論語·子路》中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意是君子不會因與人意見不相同而與人相處不悅，小人表面和人意見相同但内心不悅。

而由“相同、一樣”引申表示共同、統一，例如陸遊的詩句“但悲不見九州同”，“九州同”，即指國家統一。

而“同舟共濟”的“同”是指的“共同、一起”的意思。“統一”就意味着和諧和安定，因此人們常說“大同社會”，其中的“同”就是表示和諧安定的意思。即“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胡同”是由金元時期蒙古語演變而來，這時的“同”讀第四聲。

謀：慮難曰謀。商議出辦法或盤算出主意就叫謀，《論語》中有“為人謀而不忠乎”？其中的謀和本文中的“謀”同義。

謀也有營求，圖謀等意，如《論語》：“君子謀道不謀食。”成語“不能遠謀”、“與虎謀皮”等。

全文理解為：

孔子說：“志向信念、思想觀念不同，不要在一起謀劃共事。”

孔子說的這句話是萬古不變的箴言，史上引用這句話的人不計其數，如《史記·伯夷傳》中出現：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意思是，志趣不同就不要再共事下去了，還是各找各的志向吧。

在《老莊申韓傳》中也有一句：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意思是志向不同，不相為謀，難道不是這樣嗎。

“道”在這裡的外延較廣，既指人生志向,也指思想觀念、學術主張等。

俗話說，人各有志，所以道不同是很正常的現象，并不代表某條道是正确的，另一條道就是錯誤的。也不表示，持這種觀點的人就是君子，持其他觀點的就是小人。

不同職業，不同領域的人并不代表不同“道”，這裡的“道”是指大道，不同職業，不同領域的人，他們的“大道”有可能是一緻的，比如他們都在為社會、為人民、為國家作貢獻。

如果兩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金錢觀等不一緻，就可以算是“道不同”了。

割席絕交其實大可不必！

東漢末年，時人稱華歆、邴原、管甯三人為一龍，其中華歆為龍頭，邴原為龍腹，管甯為龍尾。

華歆（157年－232年），字子魚，漢族。平原郡高唐縣人（今山東省高唐縣）。漢末至三國曹魏初年名士、重臣。華歆早年拜太尉陳球為師，與盧植、鄭玄、管甯等為同門。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今山東臨朐東）人。東漢末年名士、大臣。邴原家貧、早孤。邴原年少時曾因為沒錢讀書，路過私塾時放聲大哭，後獲得了私塾先生的同情而免費讀書，這就是“邴原泣學”的典故。

邴原初為北海相孔融所舉。曹操為司空時，任邴原為東閣祭酒。建安十五年（210年），邴原擔任丞相征事，後又代涼茂為五官将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随曹操征吳，于途中去世。

管甯（158年－241年），字幼安。北海郡朱虛縣（今山東省安丘、臨朐東南）人。春秋時期名相管仲之後，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著名隐士。

漢末天下大亂時，管甯與邴原及王烈等人避于遼。在當地隻談經典而不問世事，做講解《詩經》、《書經》，談祭禮、整治威儀、陳明禮讓等教化工作，人們都很樂于接受他的教導。

直到魏文帝黃初四年（公元223年）才返鄉，遼東太守公孫恭親自送别。此後曹魏幾代帝王數次征召管甯，他都沒有應命。正始二年（241年），管甯逝世，年八十四。著有《氏姓論》。

管甯與華歆是坐在同一張席上讀書的同學。相當于現在的“同桌”，有一次，有個達官顯貴乘坐軒經過門前，管甯視若無睹，華歆卻放下書出去看。

又有一次，管甯和華歆一起在園中鋤菜，發現菜地裡有一片金子，管甯把它看作瓦石一樣，依舊揮鋤不止，華歆卻先揀起來看看，然後才扔掉金子。

于是管甯将坐席割成兩半，與華歆分開坐，對華歆說：“你不是我的朋友了。”這就是“割席斷交”的典故。

管甯之所以這樣做，想必是從華歆的行為中看到了其對權力和金錢的貪欲。管甯是個清心寡欲，不和世道同流合污的人，所以他覺得道不同，不相為謀。

之後的兩人也确實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一人入仕為官、一人歸隐田野，那麼他們各自的命運又如何呢？

當時，漢室在“黃巾起義”的打擊下，已成日暮西山之态，各地豪強割據一方，同姓諸侯也虎視眈眈，華歆曾被推薦為孝廉，由朝遷授予郎中一職，但因病而辭職回家。

大将軍何進輔政後曾調華歆入京授以尚書郎之職。之後何進身死，董卓強勢入京，将漢獻帝押往長安後，華歆逃走了。

華歆到了袁術的領地，并勸袁術發兵讨伐董卓，但袁術沒有采納，華歆決定抛棄袁術另走他鄉，在這時正好碰到了漢獻帝的太傅馬日磾（音midi密笛，經學大師馬融之族孫，今陝西興平縣人），被馬日磾召做掾屬，最終華歆還是繼續為天子做事。

被漢獻帝任命為豫章太守後，華歆愛民如子，“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甚至當揚州刺史劉繇死後，整個揚州民衆共推華歆為刺史，但華歆還是以“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拒絕了衆人的請求。

當時小霸王孫策有雄才，意圖謀劃揚州，華歆知策善用兵，為了不使戰火波及到無辜的人民，思量再三後，華歆乃幅巾奉迎，為豫章避免了戰火。

而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召華歆至許昌任職，繼承父、兄産業的孫權不願放華歆，華歆進言說：“将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仆得為将軍效心，豈不有益乎？”勸說孫權不要因為不願意放過自己這個“無用之物”而交惡曹操，孫權同意了。

入魏後華歆因其才能而被曹操重用，先後任司空、尚書、侍中，再代荀彧為尚書令，可以說是位高權重了。

以管甯之才，如果他願意的話也可以與華歆一般居高位、做大官，但他卻沒有這樣，反而選擇了與好友不同的道路——歸隐。

儒家的歸隐和道家的歸隐不同，儒家歸隐後，會從事教化民衆、繼續求學等工作。管甯歸隐後曾避禍遼東，時任遼東太守公孫度為管甯等人安排住所，管甯拜見公孫度，隻談儒家經典而不語世事，也沒有接受公孫度的示好，而是居住在山谷中。

當時很多來避禍的人仰慕管甯之名，都來跟從他，一月之間就形成了村落，管甯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人們都很樂于接受管甯的教導，并且十分愛戴他。

曹操任司空後征召管甯，公孫度的兒子遼東太守公孫康截斷诏命，不對管甯宣布，當時的公孫康有稱王之心，因此他想要管甯輔佐自己完成霸業，然而公孫康卻始終不敢提出這事，“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

無論是魏文帝曹丕還是魏明帝曹叡，都多次征召管甯，但管甯都沒有接受，管甯不想投身于政治的污泥之中，但他确實能預測天下大局。

本欲在遼東頤養天年的管甯卻看出新的遼東太守公孫恭的無能，也看穿公孫康之子公孫淵的狼子野心，管甯擔心禍亂将起，于是帶着家眷又匆匆離開，果不其然，公孫淵反叛曹魏，僭号稱王，被司馬懿所滅。

華歆曾“稱病乞退，讓位於甯”，可見在華歆眼中，管甯之才高于自己。

很多所謂的隐士，他們遁入山林，不僅是博美名，最終的目的卻是入帝王家，這叫“終南捷徑”，然而管甯不同，他是真的隐士，所思所想皆是學問真理，相與為伴皆是自然山川。

而世人追求的榮華富貴對他卻如浮雲，管甯在避禍遼東時，隻談儒家經典，整治威儀、陳明禮讓；遼東不太平，他回到中原，也是抱道懷貞，僅是求道講學，堅決辭讓來自魏帝的征召。

而華歆的志趣卻完全不同，他輾轉各路勢力，靈敏的政治嗅覺讓他最終傍上曹魏這根大腿，此後平步青雲，官越做越高，權越來越大。成了曹丕篡漢自立的急先鋒。

曹操廢伏皇後時，華歆親自帶領士兵進入皇後寝宮，将躲在牆壁中的伏皇後抓捕殺掉。曹操死後，華歆又當面威逼漢獻帝讓位于曹丕，為曹魏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華歆有另外的一面，他愛民如子，且深得民心，他淵清玉潔，有禮有法，也難怪名士嵇康将他與諸葛亮比肩：“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

“割席斷交”的典故已被世人曲解成：管甯是不慕名利的君子，而華歆隻是貪圖财物的小人。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時勢造英雄，亂世出人才”，管甯高風亮節，不慕名利，一心用自己才學教化民衆，固然可敬，而華歆則是将保民救世，安定天下的責任攬于己身，又有什麼錯誤呢？

所以，管甯的“割席絕交”大可不必！朋友之間可以“不相謀”，但沒必要“不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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