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歐洲，而不是中國或者中東、伊斯蘭帝國等任何一個其他社會，在近現代（文藝複興之後）從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在之後的幾百年内占據世界體系的中心呢？

當然，我們知道标準答案，那自然是文藝複興和工業革命。

我們知道工業革命發生了，大國間的格局改變了，因為有的國家可以制造更高噸位的軍艦、生産更多的鋼鐵、更有效地組織它的人民。

但是，它們為什麼會發生，或者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呢？

這個問題其實更為複雜。

複雜的問題不容易被分析，更不容易被記憶，所有很多單一因素理解的方式往往被更多的人談論，但是，就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這根本無助于理解真實的曆史。

過分的清晰化，隻是學者頭腦中想象的産物，也是受衆思維淺顯化的标志。

曆史的複雜性和偶然性，會随時沖破一些看似清晰的分析。

國家的興衰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隻能抓住一些極個别的點，來分析其可能的影響，但是這也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些方面将受到忽視，比如對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民族士氣、道德力量、文化創造力、政治能力、軍事組織、動員能力、教育程度等等。

這些複雜因素中的任何一個，都有可能在曆史的關鍵時刻扮演着支配性的因素。

所以，我們來分析這個問題，隻是談其中一些可能有較大影響的點。

公元1500年前後，世界形勢中最有影響力的權勢中心有明代中國、奧斯曼帝國及穆斯林在印度的支脈——莫卧兒王朝、俄國、德川時代的日本和歐洲諸國。

如果你觀看16世紀世界地圖時，你會發現歐洲有一個極為醒目的特征，那就是政治上的分裂。

是的，歐洲在政治上總是四分五裂，即使羅馬帝國做過最大的努力，他們的政府也從來沒能超過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遠。

而羅馬陷落之後的1000年裡，主要的政治權利單位的規模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穩步擴張相比，都是既小又局限的。

歐洲政治上的分裂是由地理狀況造成的，這裡沒有建立騎兵帝國的大平原，也沒有像長江、黃河、恒河、尼羅河、底格裡斯河、幼發拉底河周圍那樣廣闊而肥沃的流域可以給農民提供糧食。

歐洲的地形支離破碎，衆多的山脈和大森林将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離開來，而從西到東的氣候變化也極大。

這些地理條件使得同一控制變得很困難。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反之亦然。

沒有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從軍事和商業兩方面促成了近代歐洲的發展。

首先是政治分裂帶來的改進武器技術的動力。

因為存在許多競争的政治實體，他們大多具有或者能夠購買維護自己獨立的軍事手段，更重要的是，競争帶來了極大的動力，當時許多發明家和有學問的人，都被慫恿去設計和改進武器裝備。

雖然中國明朝政府在當時享有大炮的壟斷權，而俄國、日本和莫卧兒王朝統治下的印度也陸續取得了這種壟斷權，但是，既然他們的政權已經确立，則改進和加強這種壟斷權的誘因就要小得多。

而後，中國和日本更是轉向閉關鎖國，就更為忽視了武器生産的發展。

歐洲在軍事技術這個特别領域，由于競争而不斷加強。

其次是多樣化帶來的商業的發展。

因為歐洲地區氣候條件的多樣性，各地區就形成了諸多适合交換的産品。

随着市場關系的發展，貿易蓬勃發展，這些貿易促進了歐洲的繁榮，而定期的遠距離商品交易就促進了國際範圍内的彙票、信貸制度和銀行業的發展。

這些分散的不受壓抑的貿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場發展形成了歐洲的政治和社會特征。

與中國明朝政府一樣，封建主和羅馬教皇對這種貿易發展是極其厭惡的，但是歐洲不存在一個可以有效阻止這種貿易發展的統一政權。

所以基本事實是，即使别人在掠奪和驅逐商人的時候，歐洲總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貴族願意容忍商人的行為方式。

大部分歐洲政權逐漸與市場經濟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系，為市場經濟提供了國内秩序，并以稅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長的商業利潤的一部分。

這種日益加劇的商業繁榮和殖民競争帶來的軍事技術發展，從合理的角度來看，是科學、技術知識與市場活力的平行發展。

在近代歐洲的發展中，其優勢也許正是經濟自由、政治和軍事多元以及智力活動多元的一種結合，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産生了所謂的歐洲奇迹，讓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發展為世界舞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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