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疾控中心容易進嗎?與“疾控人”的交集有十多年了“疾控人”的那份“使命、責任和擔當”在春節前突然竄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冠肺炎的災難中，“疾控人”與這個該死的病毒，來了一場撕殺，來了一場戰疫大戰舍小家顧大家，他們的職業操守讓我再一次感動内心湧出一個情愫，是該為“疾控人”做一點什麼的時候了，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市疾控中心容易進嗎?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市疾控中心容易進嗎

與“疾控人”的交集有十多年了。“疾控人”的那份“使命、責任和擔當”。在春節前突然竄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冠肺炎的災難中，“疾控人”與這個該死的病毒，來了一場撕殺，來了一場戰疫大戰！舍小家顧大家，他們的職業操守讓我再一次感動。内心湧出一個情愫，是該為“疾控人”做一點什麼的時候了。

初識“疾控人”，那時候很尴尬。因為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社區科教發展中心（後來改名稱為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公益文化中心）的領導要來我們這個不大也不小的“老、少、邊、窮”地區調查了解受艾滋病影響少年兒童的學習生活情況。當時，我受命與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疾控中心）防艾科的“海”科長（化名）對接這個事兒，請他提供基本情況。現在還清清楚楚記得那天的天氣，天烏沉沉的、風冷飕飕的，好象要下雨但雨終究沒有下。

海科長告訴我：你來了解這個情況，我們是保密的。北京來的領導是應該知道的。不準張揚不準宣傳，範圍要小啊！

看到海科長那一本正經的模樣，初次涉及此事的我在心裡暗語：不就是個病嗎？知道的人多了，也許幫助的人也就更多了，難道不是好事嗎？

後來與海科長打交道多了，他将專業的書和宣傳的冊子送給了我厚厚的一摞（大約有20餘本），深究細學之後，知道了不張揚、不宣傳的重要性和紀律性。

“流調員”老張

兒時看《渡江偵察記》電影，對“先遣隊”和“偵察兵”有了一個大概的認識。記憶深處便冒出了那支小小的“先遣隊”率先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渡江上岸，“神兵天降”出現在敵人心髒前沿陣地“指揮部”抓“舌頭”……從事疾控工作快30年的“流調員”老張事後說：我們是在1月22日淩晨四點得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确診信息的。多年的“職業病”告訴我，我便第一時間趕到流調組（流行病調查組），聽從中心分管領導的工作安排，啟動緊急工作預案。一級行動。

冬日裡的夜漫長着，兩個多小時的部兵排陣，全副武裝的我們第一時間趕到患者居住小區，當時天剛蒙蒙亮。抽絲剝繭，揭示疫情的傳染面紗。

老張說：我們是“不開藥不治病”的醫生。當患者看到我們，第一反應是高興的和開心的，以為是來給她（他）治病來了。當我們向患者詢間發病的時間和地點、治療情況、居住的家庭與周邊環境、生活習慣、相關暴露情況、去過哪些地方和哪些人接觸過等。我們得到了答案，患者那滿是希望的高興得知我們不給她（他）開藥治病，那份失落和痛苦讓她（他）失去理智增生不安和恐懼，怨恨的漫罵是我們收獲的“最高獎勵”。

如此詳細的調查和記錄，為的就是通過這些蛛絲馬迹精準探尋出傳染的源頭，并将一個個看似不相關的片段，串成緊密相連的傳染鍊條，勾勒完善出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源、傳播途徑、傳染性強弱、易感人群、三間分布等畫像，為實現傳染病的全面控制提供重要決策依據。

就這樣，老張他們穿梭在危機四伏的隔離區，通過紙和筆收集一線材料，與正在蔓延疫情賽跑。

那天流調工作回到辦公室，老張便脫下外調工作服換上日常工作職業裝，坐在辦公桌前開始撰寫當天流調報告，完成工作時，老張艱難地從坐椅上站起來，伸伸懶腰抖一抖手，擡眼望去。牆上的挂鐘，時針已指向第二天淩晨零點零分。工作不過夜，是老張幾十年來從事流調員工作做“疾控人”的“先遣隊”與“偵察兵”一貫的作風。辦公桌上最遠角那兩個空桶裝康師傅方便面似乎又說着什麼？舉手可及的依稀可見“為人民服務”字樣的搪瓷缸裡沒了茶水隻剩半缸子茶葉似乎也在說着什麼？

老張說：他是軍人複員的。知道命令是什麼？知道責任是什麼？

常年的先進工作者，多年的勞動模範對老張來說，榮譽感也讓他“生命不息，戰鬥不止”，中心主任評價老張說。

消殺員“小王”

“小王”其實不小，按年齡來說，應該叫老王。從防疫站到疾控中心，人們一直叫他“小王”，領導這樣叫他，同事們也這樣稱呼他。是因為他是上世紀國家允許子女頂替父母工作那陣子，“小王”不願讀書，在學校裡老是惹事，同學們怕他，老師在家訪時對他在防疫站工作的父親說，“小王”愛動不愛讀書，現在國家有政策，可以頂替，你管退休算了，讓他早日工作。“小王”的父親“恨鐵不成鋼”，左思右想，最後狠下決心，将自己晚婚晚育34歲才得到的“寶貝”兒子，初中沒畢業的年僅16歲的“小王”參加工作，50挂齡的父親是以身體不好的名義退休的，讓“小王”趕上了“頂替”工作最後的末班車。為這事，“小王”的父親内疚了一輩子，常常歎息與人說到教子育人，極端的語言奧惱自己，沒有使用“棍棒教育兒子”，讓他安心讀書靜心讀書發憤讀書。以至後來的工作隻好出蠻力流大汗，做一點“直統統”（單一簡單）的工作。後來，“小王”的父親改變了對“小王”的看法，并引為驕傲，是“小王”成了“精”，單位在大起大落中，“小王”泰然自若。每每有任務，他都做到不浪費“恰到好處”。

在單位有些年景，工作業務經費非常拮據的時候，往往是恨不得“一分錢掰着兩分錢花”，常備的消毒液（藥）也因為多領而浪費少領又沒有達到目的。事倍功半和費力不讨好成為消殺組在每個任務總結會上的“教材”被領導提出來“正”該如何如何？“反”又該如何如何？

“小王”每每此時此刻，本來1米6不到的矮小個子在會場上不被人注意，而他覺得是自己工作沒做好，業務沒有精益求精，浪費資源和一次達不到目的是自己在犯罪。臉燒得辣辣作痛，恨不得地下有縫鑽進去。後來，“小王”便像“目不識丁”的生意人，手忙提稱，随口而爆出應付多少多少“真金白銀”，寫不出加減乘除運算，可心算口算。在單位，“消殺員”這份工作，從“小王”參加工作開始到現在快要退休了，年齡已經是老王了，幹的還是背着消毒箱，做着消殺工作。自然而然“小王”的稱呼也就沒有變化過。

常規下50餘斤重的消毒液背在個子矮小的“消殺員”小王身上，他是“輕松自如，熟能生巧”的。從接到任務開始，“小王”總是要刨根問底，“疫區”的面積有多大？居住人口有多少？是山村還是小區？山村的民居有多少間，小區樓栎有幾棟幾層，多少個單元？等等。得到具體數據之後，他便向帶隊隊長報告，此次任務，需要申請領取多少消毒液，多少消毒箱，最佳人數是多少？工作量為多大？領導們往往也是問“小王”首先咨詢“小王”，從他那裡得到方案而安排工作。每每如此，一次次疫區消殺任務，總是一次次漂亮的“殲滅戰”，事後總結表彰大會，受表彰的名單中都沒有“小王”的名字，究其原因和理由，領導說：“小王”沒有爬坡過坎的“文憑”，隻是一個初中都沒有畢業“工人”身份，沒有上升“台階”的“硬通貨”，隻好将先進的榮譽讓給有“梯子”的人。而“小王”每每于此，總是“缺席”這樣的“推薦會”、“總結會”，個人獨自躲在無人的角落裡，擡頭望天，目光無神。有一次，在與小學同學聊天說到内心深處苦惱和苦悶時，“小王”說：有很多次機會，他可以去“混”一些電大自學之類的“文憑”來“華麗轉身”，可他看到那些沒有“真金白銀”硬通貨的本領，又覺得還是做個實實在在的“普通人”，掌握一點“貨真價實”的本領心安理得。

“實驗員”小麗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民獲知的警報比說書編故事都還要巧合，我們中國人最最看重和重視的春節前夕，武漢封城。突發的公共衛生重大災難就這樣打亂了小麗與家中父母兄弟姐妹“合家團聚”的喜慶，特别特别重要的是在另一個城市也做“疾控人”的男朋友計劃好大年初二趕到小麗家中，拜訪小麗父母與小麗的兄弟姐妹歡樂同桌共飲，初三又趕去男朋友家中，回望未來的公公婆婆，初五、初六邀約同城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同學登山踏青……滿打滿算在“五一勞動節”的日子裡，勞動人民慶祝勞動節，用結婚來祝賀表示。

小麗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托腮凝眸靜思自已的計劃和安排，仿佛聞到了媽媽辛勤操勞的“團圓飯”香噴噴饞人口水直流，仿佛看到了男朋友第一次見老丈人丈母娘那“千篇一律”山海經故事場景和自己去見未來公婆是該落落大方還是淑女作态，小麗突然啞口失笑，驚得鄰座側目斜視。小麗歉意，将頭轉向窗外，田野裡，綠油油的油菜苗一片生機，一條母狗帶着幾隻小狗在鄉間小道上悠閑走着，母狗腹下的奶頭通紅通紅，惹得小狗串上跳下，時而鑽進母狗腹下，擡頭張嘴含住奶頭，搖頭晃腦，吮吮吮，兩條後腿蹬蹬……歡樂與母愛讓小麗思緒蕩漾。此時，手機震動信号響起，一條短信入眼：實驗室緊急任務，速歸。

小麗從遠天的神思中回來，想到在宿舍裡裝點行裝的時候，辦公室送來内部情況通報說到武漢發生了公共衛生災難，各地疾控部門要啟動應急預案，中心主任說到單位先按三級預案進行，原先計劃回家過春節的繼續，特别是小麗，考進我們單位三年多了，第一次計劃回家過春節，應優先保障。

小麗知道，自大學畢業，自己考進A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那一刻起，她非常珍惜這份工作，做着鄉村教師的父親和一輩子在田土地裡操勞的母親總是以她為驕傲，她是小山村第一個全日制本科大學生，她的成功成長，讓父母在偏靜的小山村掙回了尊嚴彰顯了小農意識的優越感，離家到遠山遠水A市來報道上班的那天早上，父母早早起床，做好早飯，一家子吃了早餐，母親又将煮熟的雞蛋塞進小麗手裡，叮囑她父親，要送車，娃剛去參加工作，三年兩年不要回家來，多送一程多看一眼……

深夜，夜空下的疾控大樓在寒冬下是那樣醒目耀眼，因為整棟大樓裡燈火通明，在實驗室裡，透過窗戶不時能看到實驗員小麗和她的同事們小步快跑的身影。從半道下車轉車回到單位便馬不停蹄投入實驗室工作的小麗，這樣的節奏已經持續快兩個月了。做一個實驗需要四個來小時，剛開始的第一例凝似病例，我們是連續做了兩次，确診無誤後才向領導報告的。小麗告訴說。

實驗室是凝似病例求證的審判台。在這裡，實驗員要與未知病毒“親密”接觸，從進實驗室那刻起，實驗員們得不吃、不喝、不屙在實驗室全副武裝與未知病毒“相親相愛”四個小時，其間的甘苦與風險隻有經曆者才知其中味道。

“全副武裝”的防護裝備，一套常規價格在400元左右，一次實驗過後，這套防護服便完成了任務。如果中斷實驗員要内急方便或臨時有事走出實驗室，這套防護服也就提前結束了“工作任務”，繼續完成工作得重新換上新的防護服。小麗她們深知這個道理。在“疾控人”的幾次分分合合的命運當中，老一輩“疾控人”都是一臉嚴肅地告訴新來者，缺“錢”是我們“疾控人”永遠邁不過的一個坎，節源開流，厲行節約是我們“疾控人”常抓不懈的“警示良藥”。各科各室的防護設備物資和辦公設備乃至一支工作用筆一張辦公用紙都有明文細則規定和使用說明。更何況數百元之“巨”的防護服。哪能随便更換，都必須用到規定極限。

厚重的防護服和負壓的環境下持續幾個小時的工作是很消耗體能的，離開實驗室時防護服能擰出水來。一次一班倒沒有什麼，害怕的是“連軸轉”。為了節約防護服，連續兩個班次工作是常的事。A市第一例凝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樣品送到實驗室，己是下午下班時間六點鐘，從那一刻起，小麗和同事在實驗室裡得到第一次結果，做出第二次結果。

淩晨兩點，結束實驗。小麗和同事走出實驗室，在更衣間脫下已經在流水的防護服，一步一步蹒跚走向休息室，倒在床上，醒來時分，已經是下午晚餐時間。

在後來的抗“疫”戰中，小麗和她的同事們在實驗室幾乎天天滿負荷運行。從一例檢測到5000餘例實驗檢測數據。硬棒棒的數據對一個僅有三五個人的A市疾控中心實驗員的“小麗”們們來說，這場“疫”戰，她們參與，她們功不可沒。

出實驗室要淋浴，為了快速打理，小麗從做實驗員那天起。隻是一頭烏黑的短發。常常在大街、商場裡、廣場上看到同齡女孩那秀發披肩、盈盈笑臉，一絲情緒又湧上心頭。很快，那絲情緒又稍叢即失。小麗說：既然選擇了這個職業，選擇了這份工作，就得時刻準備着。（楊聰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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