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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向陽是北京一所高校的英語教師,同時還是一名文學翻譯。走上文學翻譯的道路,是各種因素綜合得來的,其中之一就是他偏文科,數理化不是他強項,這也讓他成為一個學不明白數理化隻能做個“翻譯家”的人。在晏老師眼中,翻譯承載着開闊眼界,溝通思想,助力建造人類“通天塔”之使命。從他的身上,既可以看到一個教師的儒雅随和,也可以看到一個翻譯家砥砺前行的堅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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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從頭說起的話,我對翻譯的興趣應當追溯到父母親是老師這件事上。母親是英語老師,父親是語文老師。所以從小,我就覺得自己語文和英語要學好一點,而我也确實天生就恐懼數學,連背個乘法表都費半天勁,所以就一直偏文科吧。
高中文理分科的時候,我是毫不猶豫地就選了文科,其實相對來講,那時候在我們縣城中學裡,周圍的人一般都選擇理科,因為(理科)教學質量會好一點,考上大學的人會多一些,選文科考上大學的人就很少,但是我還是堅定地選擇文科,因為實在太怕數理化了。在文科班要想跟别人拉開分數的話,英語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科目,所以我一直英語學的還可以。
後來上了大學,選的也是不用學數學的英語語言文學,我考上的是江西師範大學。既然是學了這個,那肯定是要做點翻譯的,這個就是你的專業嘛!
我畢業的時候分在我們南昌的一個師範學院教書,當時有空的時候會稍微翻譯一些文章,那時候還能投稿到期刊上。後來到了北京,就覺得這方面有必要發展一下。我讀研時候的翻譯老師還挺不錯的,跟着那個老師學習之後,的确覺得自己有點長進嘛!就躍躍欲試地要翻譯一點東西,發表了幾篇文章之後,認識了一兩個編輯,然後有的編輯就會邀請你去做翻譯。我記得我翻譯出版的第一本書是一本小童書,關于沙漠探險的。就是在這樣情況下一步一步開始正式走上翻譯道路的。
其實一開始我對翻譯也談不上特别喜歡,但跟數理化比起來那我還是選翻譯,确實是因為真的不喜歡數理化!在文科裡面你總要選一個比較有技術含量的吧,所以就這樣走上了一個外語翻譯的道路。
如果要繼續說我為什麼從事翻譯的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是受文學的影響!我記得小時候能讀的書不多,那時候有一個大家都比較喜歡的節目就是中午12點到12點半的評書和小說連播,一般播的是單田芳、袁闊成的評書,算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些東西。我記得印象比較深的一次,就是有一天突然開始播王剛老師演播的《神秘島》。那是第一次從廣播上聽到外國小說,當時就覺得很新奇,開始對外國文學開始産生了興趣,于是就接觸到了史蒂文森的海盜小說、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那時候我們縣城裡面有一個圖書館,可以借點書,我當時是把那裡面能借到的這些外國通俗小說差不多看了一遍,導緻我對譯制片感興趣了,雖然譯制片充滿了跟當時社會環境反差很大“外國味兒”,但當時吸引我的正是那種異國情調,“哦,我的上帝呀!”什麼的就會讓你覺得跟我們中國的東西不一樣!從這個方面慢慢的對外國的文學感興趣了。
聽評書我是跟着我哥哥學會的,而我姐姐當時已經開始發表作品了,她在《兒童文學》上自己寫了一篇安徒生童話的讀後感,發表後竟然還獲獎了。獲獎的獎品就是一堆的文學書籍,其中有一篇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法國作家圖尼埃對魯濱孫故事的改寫,叫《禮拜五:太平洋上的靈薄獄》,是以《魯濱孫漂流記》裡的禮拜五為主人公的故事。看過這本書我好像忽然開竅了,突然就覺得這個文學真的是一個前後勾連的世界!前面的一個人可以寫魯濱遜的故事,後面一個人他可以把魯濱孫故事當中的其中一個人物拿出來再寫一部故事。後來我才知道《禮拜五》這本書是一個非常現代主義的一部作品,在這本書裡魯濱孫并不是那麼積極向上的有資本主義開拓精神的人,他是幹累了感到絕望了就會躲到一個泥潭裡,就像回到了母親的子宮的感覺,那當時讓我覺得非常的震撼!它是個完全不受所謂現代文明約束的靈魂,最終反而把魯濱孫的刻闆資本家性格給扳回成自然天性了——原來文學不僅要寫所謂積極向上的東西,還可以寫個人深層次的體驗!文學不一定是非得用來宣傳方向、主義之類的東西,還可以寫個人體會。這些引導了我對文學感興趣,所以後來自己學了外國文學。
既然我對文學感興趣,又學了外語,自然而然地會想着去翻譯一些作品,會思考如果把它轉化成中文會不會同樣吸引人。我本科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寫的是關于狄更斯的論文,他的《雙城記》當時我好好地看了一遍,就寫了一些文字。到了讀碩士的時候開始對一些現代派的小說、反戰小說、戰争小說比較感興趣。比如庫爾特·馮尼古特的《五号屠場》。這類戰争小說基本上已經進入了所謂的反戰階段了,不再去描寫英雄主義,全都是反英雄的東西,這就開拓了我的視野。在沒接觸過這些現代主義作品之前,我覺得人生是非常嚴肅的、要不斷的上升的,就是所謂的達爾文進化主義,直到看了這些作品,就覺得人類的曆史未必都是進步的、光明的,也有曲折倒退的時候,這些東西都需要思想來表達出來。
《如果這都不算好,什麼算?》 庫爾特·馮尼古特 著 晏向陽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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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做翻譯,是有困難的,而且有些困難不僅是當初經曆過,我到現在也一直在經曆着。其實中英翻譯最主要的還不是語言上的問題,畢竟現在的技術越來越好了,你可以上網搜索各種各樣的詞典、網絡信息,它們都可以幫助你。但是最麻煩的是文化的問題,有一些東西在原書裡,人家都覺得不用講的,他也不會有解釋,你在網上搜可能也搜不到有人解釋的這個東西,因為懂的人沒覺得需要解釋。所以在這個時候你隻有進入那個環境裡面,去跟别人互動以後,才能慢慢體會到。這個問題對我而言一直都存在。現在這個時代,你可以自己想方設法地通過結交朋友、到國外參觀、去留學,這些都能夠幫助你把文化體驗感提升一點,但是它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因為你畢竟還是在國内。其實那些在國外的華人做翻譯會比較有優勢。當然了,現在随着網絡發展,在網絡上的交往肯定會越來越多的,可以克服困難的途徑也越來越多。另外一個就反過來。剛才說的主要是英譯中,如果中譯英的話,就會比較麻煩一點,因為有些文化方面的東西,你意識不到你這樣翻譯過去,人家可能會覺得不好,這個還是要靠你不斷地去提升。所以我們翻譯其實是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職業。我是通過了翻譯資格考試的,他們有一個要求,就是你每年要接受一定學時的培訓。那這些培訓不僅是說你要在專業上提高的培訓,而是說你要保持一種跟業界的發展、其他同行們還有一些專家們的交流,才能保證你在這個文化方面越來越精深。所以說這也是克服困難的一個方式!
《黑河釣事》 科倫·麥凱恩 著 晏向陽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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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家基本上就是帶着鐐铐跳舞的人,因為翻譯不能背離原文去完全做自己。我覺得翻譯家跟作家的區别,一個是在于翻譯家有更多的培訓,受更多的束縛,在原創性上沒有作家那麼強。因為作家要寫的都是自己的東西,翻譯家都是為他人做嫁衣。但是事實上如果人能夠在戴着腳鐐的情況下跳好舞蹈的話,他去寫一些作品,應該也完全沒問題的,主要是看個人是不是有這方面的興趣。翻譯家跟作家還有一個區别是什麼呢?一個出了一兩部作品的作者當然他就是個作家,可一個出版了十來部作品的人卻不敢稱自己是翻譯家,隻敢稱自己是翻譯者。還有,這兩者的全國性組織,一個叫作家協會,一個隻能叫翻譯者協會。所以就說明大家對翻譯家的要求更高。我們文學院的班級取名字的時候,還糾結是叫做翻譯者班還是翻譯家班。老師們就說你們為什麼不敢稱自己是翻譯家?翻譯要求高是因為譯者們翻譯的作品往往是已經經過了檢驗和挑選的作品,像我雖然自己沒寫過什麼作品,但我翻譯的都是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人們很自然就會覺得你的水平要配得上作家的名氣,對你的要求會更高一些。
在魯迅文學院的翻譯家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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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譯界,信、達、雅是一直在讨論的東西(“信”指意義不悖原文,即是譯文要準确,不偏離,不遺漏,也不要随意增減意思;“達”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譯文通順明白;“雅”則指譯文時選用的詞語要得體,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簡明優雅。),這個概括隻有三個字,可見它的抽象度非常高了。一般來講,我們去看一部作品,首先如果是作為一個完全不懂外語的人來講,是他能不能看懂。然後作為懂外語的人來講,會去追求能看懂的前提下,你是不是很好地表達了原來的意思。最有争論的其實是“雅”字,一定要把原先人家不好的語言都變得文雅華麗才好嗎?還是說就是要準确地表達原先的情緒、身份、文化背景等等意思?随着語用學、文體學、社會語言學等等的進一步發展,這個雅現在也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更多的争議了。我自己翻譯過程中的個人特色和習慣是肯定有的,因為任何人都擺脫不了自己的一些限制吧。這個可以說特質、特色也好,可以說限制也好,或者特長也好。當然,你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特色給充分地融合到作品當中去。但是基本上來講,一個翻譯的職業道德還是你應該要盡量地去理解原文,按照原文的特色來翻譯。但是你插入了自己的東西,那也是沒辦法的,翻譯界有一個著名的論斷——翻譯即叛逆,就是說一個人不可能100%地把原文的意思情感都表達出來,所以你隻要翻譯了,你就有背叛。翻譯得好不好,融合得好不好,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如果融合的好,那你就有可能會成為經典,比如說像傅雷的翻譯作品,他個人的色彩也是非常濃厚的。但是大家都覺得他跟原文結合得好,所以就成為了經典。
《大自然為我們做了些什麼》 托尼•朱尼珀 著 晏向陽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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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翻譯對象這個其實就跟一個演員挑選角色一樣,都想挑選自己最喜歡的,但是往往翻譯市場不由你來決定。有的時候出版社沒有提供給你特别喜歡的作品,你也隻能自己挑選可以接受的作品。我付出最多心血的譯作應該就是福克納的傳記《成為福克納》。因為福克納本人的作品就非常的難懂,寫他傳記的人要不斷地穿插引用,再從邏輯上勾連、判斷他的藝術跟他的生活中的情節都有一些什麼樣的聯系。所以是相當複雜的。為了翻譯這本書,我還特意去了一趟美國,在東南密蘇裡大學的福克納研究中心待了一個月,向那邊的老師們請教、溝通。即便如此,它未必是我一個最好的作品。前兩天做紀念福克納的活動,在豆瓣上帶着網友們共讀這本書,我又重新把它看了一遍,确實覺得裡面還是有一些佶屈聱牙的地方,如果有機會的話,還可以再改進一些。翻譯永遠不可能達到完美的,隻要願意花時間去鑽研的話,你總是可以把它做得更好。
《成為福克納》 菲利普·韋恩斯坦 著 晏向陽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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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翻譯這項工作的社會責任基本上就是開闊人們的眼界。為什麼七八十年代會有一個大的文學爆發呢,其實就是因為改革開放以後進來了一大批作品,那個時候也是我們翻譯的一個高峰啊。在這次福克納共讀活動,網友們提到餘華、莫言都說自己當年讀到了大量的外國作品後大開眼界,尤其是讀了福克納之後,說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思路就打開了。現在的互聯網不一定是打開了你的眼界,它有可能是更進一步地禁锢了你的視野,因為他總是把你喜歡的東西都推給你看。作為一個翻譯家要養成的一個習慣,就是什麼東西都要看,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态吧!像我們翻譯界最最聞名的一個故事,就是通天塔:以前隻有一種人類語言的時候,大家能夠通力協作,想造一個通天塔企圖登上天堂,後來上帝就把我們的語言打亂了,我們變得彼此無法溝通。所以說翻譯的責任就是幫助重造一座通天塔。
《午夜北平》 保羅•法蘭奇 著 晏向陽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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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領域的抄襲比較難判斷。在前些年紙媒時代的時候,就存在着大量的抄襲活動,但那種抄襲就是把人家好的譯本對着人家的句子重新改一遍,這其實就是一種抄襲。但是确實很難鑒定,基本上除非非常的粗制濫造的那種作品,直到擔心它要污染我們的語言、污染我們的文化的時候,才會被人注意到,否則的話很難被讀者關注到。在那些爛書的滋養下,再進行網絡創作的話,确實是會弄出一大堆很爛的作品。現在的網絡語言會被人诟病,可能也跟這個有點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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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在高校任教,其實大學老師這個職業是做翻譯最好的一個身份。因為我可以支配的時間還是挺多的,多做翻譯,可以幫助做研究、教課的時候也會有一些好的想法迸發出來。最近幾年,我開始轉做行政工作,外事翻譯(主要是中譯英)之類的,這也就可以鍛煉我的英文。其實白天工作和晚上自己做翻譯雖然都是英語相關的活兒,但中譯英和英譯中切換可以調節一下(笑)。希望自己将來能夠接到更好的本子,然後能夠發揮得更好,真正地翻譯出一些能夠留下來的經典吧!但是翻譯行業,包括整個紙媒行業還是挺難的。其實我有好幾本譯本,交稿好幾年了,人家都還沒給出,确實是整個行業不景氣。剛才之所以說《成為福克納》是花了我最大心血的,也是因為我在翻那本書的時候,我的右眼出現了視網膜脫落的情況。那時候我自己也被吓到了,不知道這份職業還能不能持續下去。所以我現在也不敢制定什麼宏偉的規劃,隻能說慢慢來吧,我還是會堅持的。畢竟翻譯可以一直做到老,技藝還會越來越純熟。
(圖片源自網絡)
文章:整理于晏向陽采訪
編輯:呂聖芳、小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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