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貿易體系有進入“戰國時代”的危險。為了維護和擴大過去幾十年貿易一體化帶來的收益，各國必須開展合作，盡可能在不增加扭曲性貿易壁壘的前提下化解分歧

文 | 高占軍

中信證券原董事總經理、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新型經濟格局，新型多邊主義”——這是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總裁克裡斯蒂娜·拉加德2018年10月11日在IMF與世界銀行（WBG）聯合年會上緻辭的題目。她感慨道：在過去70多年裡，全球經貿合作曾經推動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如今其所依據的各項原則和制度卻遭到強烈抵制，面臨重大挑戰。她估計，當前貿易緊張局勢的升級有可能在未來兩年削減全球GDP将近1％。拉加德呼籲，必須緩和這些争端，為此必須改革、齊心協力修複而不是摧毀全球貿易制度。

（美國芝加哥一家超市内，趁着“黑色星期五”購物的民衆。圖/ 視覺中國）

在同一次會上，IMF發布了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将2018年-2019年的全球增長率由之前的3.9％下調了0.2個百分點至3.7％。報告認為，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以及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可能被削弱，這是全球經濟面臨的主要威脅，進而會引起金融市場動蕩，最終導緻投資和貿易減緩。全球供應鍊會因貿易壁壘的增加而遭到破壞，新技術的傳播也由此受到阻礙，最終将導緻全球生産率和福利下降。IMF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球貿易、制造業和投資已出現減弱迹象。

基于規則的全球治理結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與挑戰。不誇張地說，全球貿易體系有進入“戰國時代”的危險。為了維護和擴大過去幾十年貿易一體化帶來的收益，各國必須開展合作，盡可能在不增加扭曲性貿易壁壘的前提下化解分歧，否則，全球生産率和福利下降的苦果将由所有人來品嘗。

美貿易政策根本改變

通過加征進口關稅和啟動“301調查”等方式，美國掀起了一輪罕見的貿易戰。中國被動響應。但美國發動貿易戰并非隻針對中國，也包括歐洲和日本，反映了美國全球貿易政策的根本轉變，即反思全球化，質疑自由貿易（free trade），強調公平貿易（fair trade）。特朗普執政後，先是退出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轉而突出雙邊談判，甚至對加拿大和墨西哥以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相威脅，全然不顧其長期特殊關系，均反映了這種政策轉變。

為讨論這種政策轉變的根源及其影響，首先要厘清兩個基本事實：

事實一：貿易并非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下降的主因。

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下降并不是新近發生的事，自上世紀60年代（那時國際貿易還不很發達）就已開始并持續至今。尤其是，制造業就業崗位下降并非美國獨有，發達工業國大都如此，就連制造業主要順差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也不例外。這充分說明美國制造業就業崗位的下降與貿易關系有限，否則，為什麼貿易順差國也出現制造業就業崗位的下降呢？

那麼，主要工業國制造業就業崗位緣何下降？兩大要素：一是因科技進步，勞動生産率顯著提高；二是對制造業産品的需求相對不足。美國著名貿易專家、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勞倫斯（Robert Lawrence）曾對此進行充分論證。

所以，即便美國無貿易逆差，即便美國如德國一樣是貿易順差國，其制造業崗位也會同樣下降。當前，在美國已達到事實上的充分就業狀态下，試圖通過貿易政策改善就業，更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事實二：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出在美國國内。

經濟學理論顯示，長期看，一國的貿易差額與其儲蓄缺口（儲蓄與投資的差額）有關：如果儲蓄大于投資，會産生貿易順差，否則，會有貿易逆差。美國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儲蓄持續低于投資，長期貿易逆差由此出現。

日美貿易便是一個突出案例。因日本對美國有大額貿易順差，1985年美國通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均未能解決問題。沃爾克在他與行天豐雄合著的《時運變遷》（于傑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中寫道：“本書記錄的我所經曆的諸多諷刺的事情之一是：自1971年美元反複貶值後，到對日本下跌60％及對德國馬克下跌53％的價位時，美國的貿易和經常賬戶逆差卻比上世紀60年代想象的要高很多。相反，在一些主要的工業化國家中，那些彙率強勢升值的國家，同時有更高的儲蓄、更強大的生産率和更具競争力的産業，而且最後是最強勢的貿易差額。”

筆者預計，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的貿易逆差會持續（因儲蓄小于投資的狀态很難改變），且可能進一步增加（因減稅和基礎設施投資增加會加大财政赤字，其結果是拉大儲蓄缺口，導緻更大的貿易逆差）；同時，美國制造業就業所占比重可能進一步下降（因科技進步和制造業産品需求下降的趨勢不變）。基于上述預測，不能排除貿易争端長期化的可能。

曾被視為體現美國領導力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突然轉為特朗普政府極力反對和挑戰的對象，表明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正在發生重大改變。這是經貿關系，也是政治博弈。對此，要有清醒認識，并制定長期策略。

對資産價格的影響

自2018年初以來，美國對進口自多個國家的太陽能電池闆、洗衣機、鋼鐵、鋁和2500億美元的中國産品加征關稅，并受到對方的相應報複。除中國外，美國與其盟友的貿易摩擦也相當尖銳，涉及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日本和韓國等。雖美國與墨西哥和加拿大于9月底完成了對NAFTA的重新談判，美韓自貿協定也于10月初簽署，但美國與歐盟、日本、英國和印度的談判才剛剛啟動，而與中國的談判仍存在相當大的不确定性。

受貿易緊張态勢影響，全球貿易量和工業生産在經曆了2017年快速增長後，均開始放緩。IMF最近調低了全球GDP的增長預測，将2018年-2019年的經濟增速均由3.9％下調至3.7％；其中，美國和中國2019年的GDP增速均較2018年下降0.4個百分點，但受基數影響，美國較2018年的2.9％下降幅度為13.8％，而中國下降6.1％。

随着貿易戰的不斷升級，各類資産價格的波動性顯著加大，且分化明顯，無論是股票、債券、貨币還是大宗商品，莫不如此。

在股票市場，美國表現較好，而歐、亞普遍下跌；在債券市場，除中國外，幾乎所有債市都在跌，而新興市場和美國長期國債跌幅居前；在彙率市場，對美元上漲的貨币則屈指可數，跌幅最大的則是阿根廷比索（-53.4％）和土耳其裡拉（-38.5％）；大宗商品普遍下跌，這顯示市場對未來全球經濟走勢的不确定性擔心加大。

引人矚目的是，在各種不确定性增多的情況下，黃金卻喪失了避險工具的功能。金價今年跌掉4.9％，主因是美國利率上升和美元升值，可能小部分也與中國和印度的需求下降有關。黃金沒有利息，美聯儲加息降低黃金吸引力。美元升值，而黃金以美元定價，導緻以其他國家貨币來購買黃金變貴。

美國消費物價指數（CPI）8月和9月同比上漲分别為2.7％和2.3％，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升幅均為2.2％，超出2％的目标線，加之就業市場強勁，10月18日的美聯儲會議紀要已釋放12月繼續加息的預期，美元在一段時間内或仍将保持強勢。

透視NAFTA談判

NAFTA的重新談判于美國東部時間2018年9月30日晚取得重大進展，美國和加拿大在截止時間前的最後一刻達成協議，從而結束了長達近14個月的僵持。

重新談判NAFTA最早啟動，焦點和沖突也極顯著，從中可一窺特朗普的談判策略及關注點。美國在協議達成後也聲稱，未來将把NAFTA重新談判視為其他貿易談判的“樣闆”。所以，認真研究NAFTA重新談判的進程和内容，或可為中美貿易談判及未來可能的WTO改革或重新談判，提供借鑒。

特朗普在退出TPP不久，便于2017年8月16日啟動了NAFTA的重新談判。這輪談判的戲劇性在于，直到協議達成的前幾天，各方尚無一緻預期。筆者觀察，有三個因素可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墨西哥已先于8月份做出了相當大的讓步，這對加拿大無疑很具吸引力；二是特朗普對中期選舉的重視，以及對換屆後議會投票的擔心，決心在9月底的最後期限前達成協議；三是加拿大對美國貿易出口的依賴性相當大，很難承受談判破裂的負面影響。雙方在最後時刻，都做了比較大的讓步。關鍵的讓步包括：在加拿大方面，開放奶制品市場；而在美國方面，則是保留原NAFTA的特别法庭，允許某一成員挑戰其他成員施加的貿易壁壘。

談判的核心涉及幾個重要方面，包括改善勞動條件、原産地規則、争端解決機制、日落條款、農産品開放和關稅豁免等。汽車産業是重點，因其關乎所有NAFTA原有25個章節條款的全部内容。

首先看勞動條件。勞動條件很少被包含在一個貿易協定中。WTO中沒有，NAFTA也同樣如此，因其通常被視為與貿易無關。但美國堅持，目的一為就業回流，二為争取民主黨選票。

為此，美國要求一輛汽車要有40％的部分由最低平均工資為1小時16美元的工人生産。還要加強勞動保護。如果提高工資，加強勞動保護，墨西哥汽車産業的成本會大大提高。目前墨西哥的汽車裝配工人的小時工資為8美元，一些零件生産企業隻有4美元。在這些方面，美國占有優勢。墨西哥認為40％這一比例過高，曾建議降為20％，以讓企業有更多時間去适應和調整。

再看原産地規則。在原NAFTA協定中，要求一輛汽車的62.5％的比例在北美生産。美國建議提高至75％，且包括發動機、變速箱和電池等核心部分必須來自北美。這有利于美國。而墨西哥認為不應高于70％。

争端解決和仲裁機制。在現有機制下（即ISDS，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企業可以起訴一國政府，并由一個國際仲裁專家組來裁決。美國試圖取消它，以限制加拿大和墨西哥企業獲得美國政府采購的機會，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傾向于保留該條款。最後的結果是該機制得以保留，但其約束力較以前大大下降。除此之外，保留了原NAFTA協定下的特别法庭，允許成員挑戰其他成員施加的關稅或非關稅貿易壁壘——這是加拿大頂着美國的壓力，直到最後階段仍未放棄的結果。

日落條款。增加了日落條款，但較最初的動議延長了續簽到期的時間。該條款是美國要求增加的，含義是除非屆時續簽，否則若幹年後自然到期。美國試圖通過此舉增加其影響力，而加拿大和墨西哥出于對未來不确定性的擔憂都極力反對。美國最初提出若不續簽則到期期限為5年，最終協議增至16年，同時三國每6年會談一次來決定是否續簽。

農業市場開放。來自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出口到加拿大的奶、芝士和其他奶制品價值6.37億美元，順差4.18億美元；且至少自2010年以來，每年均為順差。雖然如此，美國仍指責加拿大進行不公平貿易，其原因在于：加拿大奶制品市場有一個複雜的“供應管理”體系，政府設定産品價格和産量，進口産品有數量上限，對超出部分加征200％以上的關稅。

對已加征和未來可能加征關稅的處理。美國在6月份對進口自加拿大的鋼鐵和鋁加征的關稅，未能因談判成功而馬上取消，未來将單獨處理。美國曾聲稱要對進口他國的機動車及其零部件加征關稅，此次談判的條件之一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均将被豁免。

美國重新談判NAFTA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讓制造業回流美國。無論是原産地規則，還是提高勞動條件，均有此效果。即便因此可能提高成本，并降低北美地區汽車産業的整體競争力，也在所不惜。此外，通過弱化企業起訴政府的條款以限制别國企業獲得美國政府采購，以及增加日落條款以保持“威懾”，均有很強的傾向性。

在NAFTA談判中，特朗普采取了“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策略，即分别單獨與加拿大和墨西哥談判，使其相互競争，以取得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

美國的談判策略似乎逐漸清晰：先與墨西哥和加拿大談；再與日本和歐洲談；之後是印度和英國；最後是中國。算盤是：談下了墨西哥，與加拿大就好談；而談下了其他經濟體，與中國就好談。中國較難對付，放在最後談。

那麼，中國應該采取怎樣的策略？第一，同美國以外的其他經濟體加強互動，一方面加快既有的貿易談判進程，同時也要适時啟動新的談判。第二，與美國也總是要談的。要做好準備，何時談，什麼條件下談，談什麼，底線在哪裡，能做哪些讓步，向對方提什麼要求，提前想清楚。第三，WTO改革與全球貿易體系的走向，關乎中國的未來，需盡早籌劃，把握主動。

改革WTO

在此輪貿易摩擦中，美國被指公然違背WTO規則，挑起貿易戰；而美國則稱歐盟、中國、加拿大、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對其的關稅報複，才是對WTO原則的侵犯。中國、歐盟、加拿大等在誓言捍衛WTO這一多邊貿易體系的同時，也認識到必須對WTO進行根本改革，以适應形勢的變化。

WTO的作用既重要又尴尬。說重要，WTO有164個簽約成員，規則對所有成員都具約束力，其貿易争端解決機制雖耗時漫長，卻非常有效。自WTO成立以來，已受理500餘個案件，其中200多個有裁決，涵蓋幾乎所有的WTO協議，影響深遠。

但面對不斷升級的貿易戰，WTO隻能作壁上觀，難有作為，凸顯了這一最重要的多邊組織的尴尬。WTO的主體是簽約成員，成員之間彼此談判，而WTO隻提供談判平台，并不評論和主動約束簽約成員的行為，除非成員提起上訴。在制定規則方面，自2001年啟動多哈談判以來，始終未取得顯著進展，令人失望，WTO自身也因此受到削弱（參見表1）。

WTO多哈談判已持續多年，為何遲遲難獲進展？原因之一是WTO遵循“單一承諾”（Single Undertaking）原則，即除非所有的成員都同意，否則不會有任何協議。多哈談判最初目标雄心勃勃：減少農業壁壘和補貼、降低發達國家的稅率、推動貿易便利化等。164個成員，彼此千差萬别，若想達成充分一緻，難度極大。

第二，多哈談判自啟動至今，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2001年談判啟動之時，初衷之一是幫助發展中國家，更多下調發達經濟體的關稅和壁壘，因為那個時候，發展中國家經曆了20年的低增長，境況艱難。但随着時間的推移，發展中國家經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而發達經濟體增長減速，後又于2008年陷入危機。

第三，多哈談判還試圖在競争政策、投資和政府采購的透明化方面取得進展，但因達不成共識，很快在2003年的坎昆會議上被放棄。一些國家，如印度，強烈反對在多哈談判完成之前加入新的議題，進一步導緻僵局。

在筆者看來，WTO多哈談判已死，不能期待按原有計劃談下去，改變或追加新的談判議題，至關重要。新的議題可以包括投資、制定電子商務交易規則和貿易便利化等。

必須改變談判方式。164個WTO成員，訴求差異極大，很難達成共識。可就某些議題展開局部談判，僅限有興趣的成員參加，提高成功的概率。談成之後，其他成員随時可申請加入。

要強化WTO的功能。除了組織談判、提供争端解決機制外，WTO作為一個組織，要賦予其維持秩序的權力。如果隻是聽任成員之間相互争執，甚至不經由WTO程序便輕易直接訴諸關稅大棍，極有可能出現失控。

如何提高争端解決機制的效率也是一個大問題。一個案件，往往耗時三年甚至更長時間才有裁決，裁決之後，甚至可能不被成員遵守，有的拖了十年以上仍未有最終解決，令人頭疼。同樣是國際經濟組織，但相對于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來說，WTO的人手不足和經費短缺是個很大的問題，影響效率提升。

重視WTO上訴機構大法官的任命，維護WTO的争端解決機制。随着越來越多的上訴機構成員離職，必須盡快通過新成員的任命程序，否則争端解決機制就可能陷入癱瘓。因特朗普政府阻撓對現有人選的任命，最遲将于2019年12月破壞世貿組織争端解決機制，屆時上訴機構成員将不足聽取訴訟的最少人數3人。

加拿大和歐盟已經對如何改革和加強WTO提出了具體建議，中國應盡快就此提出自己的主張，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

WTO是多邊貿易體制，此外還有區域和雙邊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雙邊投資協定均是其中重要内容。一國在全球的貿易地位越來越依賴于區域或雙邊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的簽署。截至2018年10月，中國已與24個國家和地區簽署16個自貿區協定；成立了一個優惠貿易安排（《亞太貿易協定》）；正在進行13個自貿區談判；同時有10個自貿區已納入研究視野。要加快《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的談判。積極接觸并在條件成熟時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适時啟動與歐盟、英國的貿易談判（參見表1）。

繼續推動改革和開放，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放寬市場準入，改善投資環境，減少國家補貼和政府幹預。這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有助提高在國際上的權威性和話語權。另外，中國加入WTO在2016年便已滿15年，但至今未獲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已向WTO提出訴案；通過上述措施加強可信度，将提高獲勝的概率。以改革開放引領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也有助中國實現貿易和經濟轉型。最近在這些方面出台和即将出台的政策，體現了這一方向。

（編輯：袁滿）

（本文首刊于《财經》2019年刊：預測與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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