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範圍内的反現代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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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反現代化思潮，我們能清晰見到其中有确定的模式存在，無論何處這種持續的批評之基本内涵，是建基在一套反映了現代與傳統社會種種異點的二分概念之上的。在這個批評的傳統中，存在着一個我們稱為“文化民族主義”的範疇：在任何文化或國家，隻要是它面對現代化的民族國家的軍事力量與經濟優勢，被迫為自衛向外做文化引進時，不可避免地就要發生。文化民族主義的普遍模式首先在日耳曼諸邦及其他“非西方”的歐洲民族中（如俄羅斯諸民族）出現；他們的文化哲學理論與批評預示了也顯示了非西方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态。隻在極少數的思想家中（如甘地）這種矛盾才不存在，其理由正因為這些思想家情願犧牲他身屬的民族國家的強盛，也犧牲其人民生活的物質标準，才會成為可能。

許多反現代化批評者在少年時都是獻身現代化的，也常是熱切的反傳統主義者。在他們年少生命的某一點上，他們身曆了一種精神的或情緒的危機，經驗了一種宗教性的“改宗”或“覺醒”，其結果，他們變成了熱切的反現代化傳統主義者，而其原因并不清楚。

《持續焦慮》，作者: [美國] 艾恺，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年4月

他們的文化哲學的絕大多數并不真的是反對現代化；卻是在實質上倡行一種本土精神文化與外來物質文化的混合、連接或融合。許多都隐然地意味着本土精神文化的高超性，卻同時提倡從現代文化做選擇性的引借。這個公式隐含的結果是：本土文化因之具備了現代化控制自然的裝備，同時也保有着其原有的高超精神性。在這些文化哲學的大部分中，本土文化被說成是“外人”的文化（現代化文化）的反面；同樣地，對“外人”的構想，也就必然地以本土文化恰恰相反的形象而出之了。

是故，與現代文化的對峙為本土文化提供了界定其自身特殊性與要義的一個場合。這些文化哲學中的國家主義因素，包括了創造國家認同對象的強烈企圖，這個認同對象在向現代文化進行大規模文化引借時面臨了嚴重的威脅。例如，日耳曼浪漫主義，變成了德國國家主義思想與泛日耳曼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泛斯拉夫主義的理論也采納了不少斯拉夫主義者的理論。至于泛亞洲主義，通常每個思想家都以他自身的文化為整個亞洲的“精義”、“代表”或“中心”；事實上，政治上最重要的泛亞運動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它容納也運用了日本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

形成民族認同對象的努力的一個方面—特别是在向外進行大規模文化引借的時期—是對本土文化複蘇與重振的想法。這想法同時也包括了摒棄與否定傳統文化中某些不适于現代社會的因素，與此同時界定真文化的“核心”與“要義”。與此相關地，那些思想家常鼓勵别人或自己進行對過去文化傳承、語言、文學與曆史方面的研究。如果本土文化的文學傳承不厚，研究的重心則置于民俗、口頭俗文學方面，或界定本土語言之純粹性方面。在很多的情況下，本土文化的“精義”被認為包含在文學與語言的傳統中，例如，泰戈爾和甘地，他們兩人對印度本土語言與文學的振興與保存都很感興趣。

在認識論方面，許多反現代化哲學常界定一種超越于通常理智的非理智性知識，其描繪的方式常常是指一種直覺，同立基于一種認現實為一“過程”及“流轉”的宇宙概念。是故，直覺（有異于“靜止”、“限制”與“受束”的理智）能以洞見“最終”“真切”的現實。如果這個思想家是西方人，這種能力被當作人類普遍共有，如柏格森的直觀與紐曼的推斷力；如為非西方人（俄羅斯、亞洲等），這種能力則被說成在本土文化中特别敏銳、有力或成熟，如斯拉夫主義者的“整合理智”。

我在這個探讨中所得的結論很簡單：一種持續的、世界範圍的對現代化加以批判的思潮，其存在基本上相似的内容，不管批評者個人來自怎樣的文化背景或國家。唯一的差别是：在現代化的中心地區（西歐與後來的美國）不如“非西方”地區，很少采取文化民族主義的形式；在非西方地區，反現代理論與國家主義理論合流，強調斯土人民的獨特性及其文化精神的優越性。

東西方反現代思潮之類似，其理由也很簡單：他們攻擊的共同敵人“現代化”，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個樣子。盡管現代化及其批評的具體形式在各文化中皆有一定程度的變異，我認為它們基本上或根本上是一樣的。現代化在任何地方基本上是同一個過程，也産生同樣的問題、苦痛與不安等—或者，我們可說任何地方皆付出類似的代價。是故，對現代化的批評也就代表了深植普遍人性的一種同樣有普遍性的反應。

電影《大都會》劇照。

現代化是“理智化”的不同表現

各個批評者明定的批評對象因人而異—他們很少用“現代化”這個詞本身—他們各自專注于若幹因素或應用若幹詞彙，如：官僚化、科學、西方化、科技、工業化、都市化、機械化、物質主義等。盡管如此，根據我對現代化的定義，所有這些不過是同一件事：“理智化”的不同表現。隻專注在其種種不同表現的一兩個方面，現代化批評者常希冀對他們社會接納現代化的方面加以選擇，可獲現代化之利而不付出代價。

心理學家們将現代生活的效應視為非理性的，這終極在若幹層次都是諷刺性的：第一，他們的職業本身乃系現代化的一部分及其産品；第二，當然，現代化的精髓是為理性，那麼，日增的理性與理智化怎麼會将人類帶到它的反面、非理性呢？在這裡，存在着現代化的最大的困惑：當人類生活與社會的各個部分日益理性化後，整體似乎日益地非理性化。例如，官僚體制，其本身不過将理性的原則應用于行政管理的過程，由于日益的分工增添了過程的效率，同一原則運用于現代工業生産，如韋伯所指出的：官僚乃經濟領域機器生産的政治社會之對應物。由是，過去兩百年來，官僚體制在世界各角落無例外地加速成長，與現代化過程的其他部分齊頭并進。

在經濟的領域，情況一樣：當經濟體系的某一分離部分—技術、生産、分銷、廣告等愈益理智化與有效率，整個經濟體系卻變得越來越非理性。貨品之發明與生産是為了發明新的需求，不然，如果考慮以社會為整體所付出的代價的話，其應用就變得明顯地無效率。現代工作在其利用有限資源及能源方面效率是極為低劣的，如果以之與“前現代”的利用方式相比的話。加在這些上面的是：自然環境的破壞、污染、能源危機、人口危機—人口之所以成為危機，實由于現代醫療、工業、其他方面之現代化—以及其他類似的問題；這一切，遂令我們不能不做這樣的結論：據現代化的本身标準與原則以觀理性的利用——理智化所導緻的乃諷刺性的非理性！由理智化所産生的最大的非理性與非效率性，當然就是戰争的現代化：及至于生産昂貴得驚人的武器系統，而若一旦加以使用，完全達不到它們預期的功能！是故，理智化的成分與表現：科學、技術、民族國家——引緻的不外乎非理性的絕對本質：人類的徹底毀滅。理性世紀的最終産品，啟蒙原則的實施與“邏輯”的發展，看來似乎恰恰是非理性的具體體現。

那麼，啟蒙理性主義其他社會政治方面的原則：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它們與經濟的現代化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又是怎樣的情況呢？無疑地，過去兩百年中，在世界範圍内都日益推行着這些原則，其程度有如官僚化、工業化、科技等，然而，它們不也導緻了整體的非理性化嗎？

個人的自由與平等當然難免有其代價、苦痛、不安與受罪之處，而個人解放之結果并不能因為它違反了促其實現的标準而成了“非理性”的東西；相反地，這些現代化的政治與社會側面之負面結果之所以是負面的，恰恰因了人類本性所存在的深邃的兩面性與暧昧性。民主與平等之“好”，是不能否認的；而其“壞”的效果也是無可否認的。

它們恰恰是同一個狀态的體現。換句話說，“失常”乃個人自由的根本性質，也是它的代價。現代生活，其非個人性，缺乏恒常的人際紐帶，沒有道德準則或道德的确定性，欠缺認同主體等，恰恰是個人自由與解放的終極狀态。個人自傳統社會的“暴君統治”下“解放”了出來，也自家庭、社區及其道德律中脫出。正如在經濟領域，現代化的正面必須要付出代價去交換，因為這些正面的東西對人類産生的效應先天上是兩面性的與暧昧的，它是一體的兩面。

我現在試着用一個具體的例子“家庭”來進一步闡明這種二重性。家庭曾經是大部分“前現代”社會中的主要單位（盡管它在每個文化中所采用的具體樣式有異）；現代化的種種勢力會把這個單位削弱，或終将毀棄。在現代社會中個人享有了較多的舒适、富裕的生活及較大的自由。有如在所有人們的集合中都存在着約束個人自由的權威，當家庭日益喪失了它的功能，更因為國家之作為個人權利與自由的保證人，國家遂合法地逐漸将個人自家庭中“解放”了出來；個人之從家庭紐帶與權威中得到解放，也隻有在喪失了家庭在情緒與精神上的支持與安适的代價下才會成為可能。

電影《曼哈頓》劇照。

例如，離婚和男女的平權，以及其他相關的個人權利，都是由國家通過法律的手段予以支持，這些對于家庭之作為一個穩定的單位産生了笃定的摧毀性效果。盡管在某些現代化國家如美國，這種摧毀比其他國家（例如日本）程度尤甚，但跟“前現代”的家庭相比，同樣的趨勢在所有的社會裡都明顯可見。

現代化及其批判，會持續下去

我願總結道：現代化是一個古典意義上的悲劇，它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求人類付出對他們仍有價值的其他東西作為代價。事實上，大部分近來的文學與哲學（最起碼在現代化了的國家）之勃興，恰恰源于（也面對了）這麼一種文化條件：人類看到他們珍視的事物被他們想要的東西所削弱或摧毀。質言之，每個地方的個人對平等、民主、個人主義、入世思想、科學及現代工業産生的解放給予高度評價；然而，同時也繼續為傳統生活、家庭倫理、教會與社區，明晰道德理脈中緊密的個人關連、安穩的社會地位、與自然相契合等，大聲疾呼。這兩組欲求之間的沖突，不但象征和表達了人類最深的社會沖突，也象征和表現了人性本身的深邃矛盾。在曆史上，人類大衆選取了一組欲求而犧牲了其餘，但當其傳統被毀後，他們就抱怨他們的損失。

持續的反現代化批判的貢獻與意義是：在批評的過程中，辨明了現代化過程的真正本質，也确定了人類應付的代價。最終的一個問題，這些個批判是不是“對”的呢？或者，我們應該問這麼個問題：現代化增加了人類的幸福與滿足嗎？

我們當會期待一個正面的回答；因為認為增加了生理的福祉、個人自由、平等、知識等（皆應拜現代化之賜），将增進人們普遍的幸福與滿足，這個假設在邏輯上是可以成立的。話雖如此，答案卻又有另一面：在現代化與人類的幸福及滿足之間實際存在的卻是“成反比”的關系。幸福與滿足既然是那麼主觀的内在狀态，我們似會認為上面這個論旨無由證明或予反駁；然而，倘若我們接受1945年至1971年美國在這個論旨上進行的檢驗，我們是掌握着經驗性的證據的。

當然，可以理解的，世界各地在現代這個曆史時期的所有人，都會認為美國人在這時期中自感快樂：在這個時期中經濟快速成長，生活水平大幅躍升，無數的科技進步，對個人福祉日增的公共福利，民權的突飛猛進等。當時，最糟的環境污染、通貨膨脹、犯罪增加、能源危機及其他問題如越南戰争與水門事件也都還未發生。關于這26年，專家學者們收集了大量的統計資料，這些問卷式的調查，在于反映各個社會階層、性别、教育水平、職業及年齡的人們的生活滿意度。接受調查的對象被問及他們對自己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是更快樂滿足，或更不快樂、不滿足；或者他們認為世事是在“變好還是變壞”。其結果顯示：美國人對這時期中現代化的進步越來越不快樂，越來越不滿意。

在這同時期，有統計資料證明，美國進入精神病院的人數不斷穩定地增加。根據上述快樂日益消逝的廣泛指标，似乎有理由可以預期人們會渴慕過去的“舊日良辰”。然而，這個假設也是錯的。根據同一個調查反映說，情願活在過去的“舊日良辰”或“騎馬趕車”年代的人，其百分比亦在同時期日益減少。

這個二重性如何解釋呢？我相信在這極明顯的矛盾背後存在着根本的理由，那也就是說明了，自啟蒙以還，為什麼人類一邊放手地現代化，同時，又一邊放手地批評現代化——也就是說，各個地方的人們，隻要有機會，就會做出摧毀其傳統文化的選擇，而在同時又抱怨他們如此行事不可避免的結果。

基本上，所有人類的内在狀态——滿足和不滿足、快樂與不快樂、滿意與不滿意，甚至于快感與苦痛——都是主觀的；是故，在延續生命必需的物質最低程度上來說，快樂—滿意—滿足是完全與預期相對的。種種期望則多依向過往經驗的記錄。當人們在現代化社會中，從過往經驗中做概推，不可避免的結果是預期超過了實得，他們因而感到不快樂、不滿足、不滿意。現代化提高了人們對舒适、财富、健康等的期望水平，同時相應地提高了人們對環境與對其自身生活條件的需求。換言之，對現代化産生不滿要在它膨脹預期的程度快過于能滿足那些預期；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效應，因為預期越快得到滿足，它加速得也越快。

電影《摩登時代》劇照。

換一個說法，現代化創造了可以預見的人類生活物質條件方面的改善；當某些改善實際上發生時，人們卻對之大打折扣，拒予正面評價，因為他們預期的是那麼多（或通常都是更多），一旦改善完成，人們打它的折扣，因為他們早已将他們的目光寄托在将來進一步改善的預期之上了。矛盾的是，現代化自促進人類快樂的觀點而言，是自毀性的。就算是在政治與社會理論的領域——如平等民主等——同樣的原則也能适用：過去兩百年的曆史，相當清楚地，不管一個社會在一定時期有多民主，從來都未被認為“夠”民主，而相對的“非民主”之感則繼續增加；不管政治權利的基礎在一時多麼廣泛與民衆化，大部分人中相對的無力感亦日增不已；不管在一時一個社會中人們的權利與機會多麼平等，相對的不平之感也是與日俱增而不是俱減。是故，在美國，在黑人所要求擴張其權利與機會、就業平等，及國家支持的特殊利益既得後，墨西哥人、亞洲人、婦女、罪犯、同性戀者、老年人、年輕人、兒童、殘障者、精神病患者，及其他各類人也都随之有所要求，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然而，盡管種種預期難以滿足，現代化提供種種改善與好處的代價還是要付的——這就是我們所檢讨大部分批評者的中心主題。是之故，現代化造就不快樂的能力乃大大超過其予人快樂的能力。但是，又為什麼人們越來越不願意回到“前現代”時期的物質與社會條件中呢？我相信物質的舒适和個人自由都是會“上瘾”的。無疑地，人類的物質欲望與預期所進行的隻有一個方向：向上，向上提升得快且容易；但是，一旦達到一定程度的舒适或某種程度的消費，它偏偏就下不來了；古語說“由奢入儉難”，真是一語道破啊！

廣大民衆當然是不願意犧牲他們早已習慣了的那些現代化物質利益，然而這樣的熱衷卻無法承受長期的考驗。在20世紀60年代作為“對抗性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許多西方青年參加了農村公社或其他形式的公有組織，獻身于降低對現代技術的依賴，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團體事實上企圖重新創造“前現代”的社區生活，其中有些存在了好些年，然而漸漸都失敗了。就算有一群真正同心協力的人，決意忍受“前現代”時期物質的限制與不适，以赢回他們在精神與心理上的損失，那還是不可能的。單單民族國家存在的這個理由，就夠了：民族國家之不能夠準許它的百姓做這樣的犧牲，很簡單地，倘若如此就立即會被現代化的強鄰所主宰。例如甘地，他真是情願做此犧牲，且詳為闡明其理。當然，他是現代印度無可否認的精神之父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盡管如此，當前印度卻絲毫找不出甘地原先為它籌劃的任何一點痕迹。

現代化、民族國家、國家主義、個人主義、平權民主自18世紀在西方同時湧現以來，它為西方所産生的經濟、軍事與政治上的優越性，使得這個例子成了全世界人民最終追随的樣本，事實已經證明。但它也損害了種種人類重要的價值、制度及其他實體。自現代化誕生之日始，其批判者即指出這樣的事實。這個批評現代化的“傳統”和現代化本身一樣有其普遍性與同一的内涵。我們可總結道：現代化及與其同時存在的反現代化批判，将以這個二重性的模式永遠地持續到将來。

本文為獨家内容，經出版方授權摘編自《持續焦慮》中最後一章《結論》，有小部分删節。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作者/艾恺

摘編/走走

編輯/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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