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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舜時代的大洪水，真的存在嗎？

這兩個來自不同文化和地域的傳說，共性如此之明顯，讓我覺得，與其說史前洪水曾經在中國大地上泛濫過，毋甯說，它曾經在古代先民的意識中泛濫過。

史前洪水象征着先民心中對水的某種共同的情結。解開這個情結，我們才能找到破譯史前洪水傳說的密碼。

遭遇洪災，對中國古代先民而言應該是一個大概率事件，無論他身處于中國的哪一個區域。這種情況的發生與中國古代先民的居住選址有直接的關系。

根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王畿之内的三川地區也就是泾水、渭水和北洛水流域發生地震，當時目睹這一災難的伯陽甫說了這樣一番話：

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徳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征也。

——《史記·周本紀》

中國古代都城的選址講究憑山藉川，依地利而建。

山脈形成相對封閉的空間，成為軍事防禦的屏障。而川流一方面打通了走向外部的孔道，另一方面又提供了農業生産必須的水利資源。西周的都城鎬京坐落于關中平原上，就是這個原因。

從軍事防禦上看，關中南界秦嶺，北阻高原，西有龍山延綿，東攬華、崤之固，号稱“山河四塞”。

而群山拱衛中的這塊區域則因為有了泾河、渭河與北洛河形成的沖積平原，成為農業生産的天然沃土。因此周都鎬京，秦都鹹陽，漢、唐都長安，都坐落于這個地标上。

非但關中，它西南方向的成都也同樣是在這種選址思路下形成的古都：龍門山與龍泉山東西拱衛，成都夾山而立，易守難攻。

同時岷江及其支流又為川西平原的農耕提供了豐富的水利資源，這才有了曆史上美名傳揚的“天府之國”。

伯陽甫說得很清楚，對以農業立國的政權而言，土地的農業産出是立國的經濟基石，而農業生産的豐欠則與川河水利的使用關系密切。

所以伊水與洛河的枯竭足以導緻夏朝的覆滅，而黃河的幹涸則直接葬送了殷商的國祚。

既然以農業為生的先民們必須傍水而居，那麼這些川流無可避免地會帶來洪水泛濫的自然災害。

所以先民治水的意圖是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史記》當中記載的大禹治水應該是這個意思。

《史記·夏本紀》中說，大禹治水的時候，帝舜為他安排了兩位助手：益和後稷。益職司虞人，掌管山林川澤。後稷則是教民稼穑的農業官員。

當大禹治水成功之後，益随即“予衆庶稻，可種卑濕”；繼而後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從這個記載看，益和後稷兩位賢臣着手農業生産的時間和大禹治水銜接得很緊密，傳說中的這個細節透露出的正是當時農業生産和治理水患之間的因果關系。

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

如果大禹治水就是一個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的尋常故事，為什麼傳說中的洪水規模會顯得這麼誇張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

傳說中對洪水的描寫表現的不是曆史的真實而是先民們的主觀感受。

對于從事脆弱的原始農業生産的先民們而言，尋常水患對農業生産的破壞遠大于今天。更兼農業豐欠事關國運興衰，水災對先民們的心理沖擊之巨大是我們今天難以體會的。

無法複原這種心理狀态的朋友不妨去看一看1989年楊國立導演的《魯冰花》。

電影中那個嗜畫如命的天才少年古阿明在畫茶蟲的時候為什麼把它畫得跟蛇一樣大？

因為山茶是他們一家三口唯一的經濟來源，而茶蟲正是蛀空家庭經濟支柱的罪魁禍首。把茶蟲畫得像蛇一樣大，這誇張的背後反映出的正是對自然災害的畏懼啊！

在梳理了史前洪水的來曆之後，我們還需要解決另外兩個問題：

其一，縱觀《五帝本紀》的曆史叙述，為什麼傳說中的黃帝、颛顼和帝喾時代不見洪水泛濫之事，而到了堯、舜時期，洪水卻似乎毫無征兆地自天而降？

如果将《五帝本紀》看作一個完整的曆史叙述，我們會發現，從黃帝開始，原始中國就已經進入了農耕時代。

但是對于如何發展農業生産這個執政的核心問題，從黃帝到帝堯，傳說中的早期天子們的關注焦點都不在興修水利而在觀測氣候、制定曆法上。

所以《五帝本紀》中才有了黃帝“迎日推筴”、帝堯“敬授民時”的記載。

這說明中國古代農業技術最早是從制定曆法、順應氣候這一點上逐漸發展起來的。

當制定和使用曆法的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水利的薄弱便成為了制約農業生産進一步發展的最大瓶頸。因此治水的必要性就被凸顯出來了。

正是因為這個關注點被突出，所以才有了關于史前洪水的傳說，而并非洪水隻發生在特定的堯舜時代，之前的時代就不存在。

大禹治水這個傳說出現的時間點表明的是制定曆法與興修水利在中國古代農業技術發展上的前後相繼關系。

第二， 為什麼《史記》中記載，帝堯時代的鲧治水九年無成能，到了帝舜時代，大禹治水卻取得了成功？這一成一敗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曆史上傳說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因為他采用了疏導的方法而鲧錯誤地選擇了圍堵洪水。

選擇哪一種方法更有利于控制水患，發展水利？這是一個非常具體而專業的技術問題，限于學力，我無法從這個角度給出科學分析。

但是，無論是築堤圍堵還是通川疏浚，這樣的工程用我們今天的話說都屬于大型基礎設施建設。

在國家層面組織實施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它的成敗絕不完全取決于采用哪種技術，甚至可以說，這樣的微觀因素都還不是影響工程成敗的關鍵。

影響工程成敗的首要因素應該是國家在宏觀層面是否具有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對人、财、物的調配是否具有高效率。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分析《史記·五帝本紀》中的治水記載，我們就會發現，鲧的失敗和禹的成功反映出，他們所得到的行政支持是不一樣的。

作為上古之君的帝堯，孔子曾經這樣評價他的執政特點：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論語·泰伯》

上天對人類繁衍生息的助力是潤物無聲，有質而無形的。所以我們雖然意識到上天的對人類有恩惠，卻很難确指它究竟體現在哪些地方。孔子說，堯的執政就是以天為榜樣的。

如果用中國傳統政治的術語來表述，帝堯執政的特點是“無為而治”。

如果用今天通行的政治術語來表述，因為政治體制的發展相當初級，所以帝堯領導的是一個弱勢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之所以把“無為而治”這個褒義詞與“弱勢政府”這個貶義詞聯系在一起，是因為它們極有可能是同一事實的不同表述。

在《史記·秦本紀》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秦穆公問由餘）“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由餘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滛。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簒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秦穆公的困惑是：中原諸侯國在嚴密的政治制度管理下尚且不時生亂，為什麼缺乏政治制度建設的少數民族政權卻表現得更加穩定？

由餘的回答歸結起來就是四個字：“無為而治”。

但這個“無為而治”并不真的意味着當時少數民族政權的組織形式較之中原諸侯國更高級，相反，它一定是處于更蒙昧的狀态。

最直接的證據是：當秦穆公向戎王贈送女樂以便腐蝕他的時候，戎王對秦穆公射來的糖衣砲彈根本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因此，由餘的“無為而治”說，與其說是他對戎狄政治的褒獎，不如說是這個生長在戎狄的晉國後裔對中原政治的觀察和批判。

孔子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應該與此異曲同工。

堯領導的是一個弱勢政府。

這個弱勢政府之所以能夠完成觀測氣象、制定曆法的工作，是因為人類對氣象隻能順應，不能改造，因而也就無需大規模的政府行動。

由此，堯成了孔子口中的“法天而治”的聖君，其實也就是無力做出大有為的事情。

這個弱點在治水的必要性被凸顯出來之後就被放大了。

因為治理水患、興修水利必須有所作為，而帝堯領導的弱勢政府達不到這一要求。因此鲧治水九年，功用無成，最後他還得站出來背鍋。

鲧的兒子禹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較之帝堯，帝舜的執政風格更加強勢，而且行政體制也更為完備。

堯舜時代執政風格的轉變從鲧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帝堯執政時，鲧治水九年沒有成功，但是也沒有遭遇任何問責。而帝舜上台之後立馬就處置了他，導緻大禹在此後十三年的治水實踐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三過家門而不敢入。

政府的強勢作風可能是大禹最終能夠成功治水的原因之一。

另外，根據《尚書·堯典》和《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記載，當帝舜執政之後，對大禹等二十二位大臣的工作職責做出了詳細的區分與規定。

這些記載容或參入了後人想象的成分，但傳說中體現出來的基本事實是，較之帝堯時代，帝舜時代的行政分工更加明确，政府的組織形式更加嚴密，而這将為大禹治水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

因此，大禹治水的成功，既是他對自己的成全，也是時代對他的成全。

治水的成功對上古時代的先民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從流傳下來的治水傳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共同特點：成功治水的大禹與鼈靈最後都被推上了王位。

這意味着在那樣一個時代，誰能在治水這一關鍵的農業發展環節中取得成績，夯實國家的經濟基礎，誰也就擁有了号令部落民衆的資本。

王位，便是對上古時代的“水利專家”們最好的褒獎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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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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