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怎麼來的?根據“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将達到60%這意味着中國正日漸由一個“鄉村中國”轉變為“城市中國”，由一個“鄉土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然而，傳統的“造城運動”抑或“攤大餅式”城鎮化的發展模式忽視了新型城鎮化的本質含義——公民的權利再生産，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新型城鎮化怎麼來的?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新型城鎮化怎麼來的

根據“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将達到60%。這意味着中國正日漸由一個“鄉村中國”轉變為“城市中國”，由一個“鄉土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然而，傳統的“造城運動”抑或“攤大餅式”城鎮化的發展模式忽視了新型城鎮化的本質含義——公民的權利再生産。

作為空間實踐的新型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的本質在于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資源要素的空間重配，進而實現人民的權利再生産。新型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一種空間實踐深刻形塑着城市空間的“權利再造”。其核心要義就在于基于人本主義的空間重構與“權利再生産”。作為空間實踐的新型城鎮化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城市發展的空間性特征。新型城鎮化的過程就是現代性空間再生産的過程，通過城鎮化内部的“經年累月”自組織功能的累積逐漸對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進行解構，與此同時，在城鎮内部自發或者他發地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空間、經濟空間、消費空間、權益空間，以及每一個現代人得以在社會中平等自由流動的上升空間與多元價值選擇空間，通過對傳統鄉村社會的結構與現代性空間的再生産，新型城鎮化逐漸顯現出其固有的空間性特征。

二是城市空間的人本性特征。新型城鎮化要求實現人的城鎮化，是将城鎮化的動力、目标和發展過程回歸到人的本身，将人的權利、人的發展能力、人的福利和幸福作為城鎮化的核心。城市人本空間的塑造與重構不在于基于地産擴張與樓宇建設所驅動的經濟過程，而是應着重提升人的發展潛能，注重人的參與和發展，重視以人為本的經濟參與和社會公共服務的建構。

新型城鎮化的空間邏輯

正如亨廷頓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發展是衡量現代化的尺度。城市成為新型經濟活動、新興社會階級、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場所，這一切使城市和鎖在傳統桎梏裡的鄉村有着本質的區别。”因此城鎮化和現代化交織在一起，伴随着現代化而快速推進的新型城鎮化，呈現在空間邏輯層面也帶有複雜性特征。

第一，以空間演進秩序來看，新型城鎮化遵循的是“自為”邏輯而非“自在”邏輯。“自為”邏輯強調的是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通過政府的行政力量進行系統規劃、設計進而達到預設的城鎮化的目的，在整個過程中需要不斷發揮主觀能動性，尊重城鎮發展的規律性，以期達到城鎮化空間演進的有序性、可控性發展。而“自在”邏輯主要是指依靠事物自身發展的内在邏輯，盡量避免強制性的行政力量的植入，依據城鎮化發展的規律順勢而為。

第二，從空間治理路徑來看，新型城鎮化選擇的是“治理”邏輯而非“行政”邏輯。行政邏輯與治理邏輯是城市空間管理的兩種不同的路向。從空間治理路徑來考量，新型城鎮化的空間治理邏輯需要注意幾點：其一是整體性治理思維，以往的碎片化抑或是“不出事”城市空間行政邏輯應該逐漸置換為“以人的管理與服務”的整體性城市空間治理邏輯，以期擺脫以往的碎片化行政模式的弊端，更加高效地提供公共産品和服務。其二是預見性治理思維。基于城市空間的風險性特征，以往的反應性行政模式應該逐漸置換為以預見性、主動性、互構性為主要特征的能動性治理模式。

第三，以空間動力找尋來看，新型城鎮化演繹的是“複合動力”邏輯而非“單一動力”邏輯。以“政府主導、市場牽引、社會（農民）推動”有機互動的複合動力結構置換單一力量推動的動力模式。政府是中國新型城鎮化推進的主導性力量，新型城鎮化是政府推動的直接結果。市場因素促進了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推動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成為農村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動力。市場通過在城鄉之間的生産性資源配置，從而引發資源配置後的城鄉經濟發展的天壤之别，加速了農民湧入城市的步伐。此外，農民是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動力，農民追求體面生活、市民保障的心理意願，加之城市優質資源的吸引，釋放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都少有的“疊加優勢”。

第四，就空間目标指向而言，新型城鎮化運行遵循的是“權利”邏輯而非“權力”邏輯。新型城鎮化在空間生産角度上來看，空間目标指向有三重内涵。其一是基于城鎮經濟發展的，帶動人口、産業、資源要素集聚的物理形态的空間生産，其追求的經濟現代化的背後主要塑造的是城鎮GDP的增長。其二是基于現代城市文明所産生的一些社會關系的重組與聚合，其背後運行的是社會形态的空間生産，意味着城鎮化的主體把社會關系、社會身份、生産生活方式等予以現代化的過程。其三是基于城市主體權利的再生産，其背後運行的是超越市民身份後一系列權益的空間生産，更多的是旨在回歸人的發展、維護人的權益、實現人的美好生活的一場“權利再造”運動。

基于新型城鎮化空間邏輯的權利再生産

李克強總理講過：“我們強調的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人的城鎮化的核心是權利的生産與再生産、社會正義的彰顯與價值的平衡。消弭轉型社會中城鎮化帶來的風險的重要路徑是主體權利的再生産與保護。

第一，把人本理念與權益至上根植于城鎮化戰略的頂層設計。國家城鎮化戰略的推進與具體的城市空間的布局都要融入人本的理念與權利再生産的邏輯。城鎮化的發展是為了人的幸福與追求。根據城鎮化發展類型的階梯性，我們追求的是城鎮化發展序列的“心理—體認”城鎮化，它意味着我們追求的是幸福城市、溫暖城市、人本城市。如果政策權威能夠清晰地把握城鎮化是普羅大衆權益的均等化重構與社會的空間化重建這一核心本質，圍繞包容、公平與共享重塑“身份—權利—待遇”體系，“人的城鎮化”的根本政策含義就能得到更為有效的彰顯，“人是目的”的城市空間生産價值原點就得以維系。

第二，形成“政府—市場—社會”有機互動的動力結構。以往城鎮化的主導模式是以政府為中心的“圈地—造城”運動。未來城鎮化的推進模式要發揮“政府—市場—社會”的協同力，政府在尊重市場規律、尊重社會運行規律的基礎上，做好社會監管與公共服務，在培育社會自主性的基礎上，擴大社會參與，增強社會的自我治理與自我修複的能力。新型城鎮化的最大動力來源于市場機制的推進、政府力量的引導與社會自治力量的協同，以實現城鎮化“内涵增長”的發展方式，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第三，推進“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城市經營—城市服務”城市管理理念的轉變。城市空間的邏輯轉換要求從城市管理理念到城市治理理念的轉變，進而為了營造幸福城市、美好城市而轉換為城市經營的觀念。而歸根結底，城市都是為人服務的，都是人本化城市的體現，城市服務應該是城市管理的終極價值依歸。在中國語境下，構建回應公衆需求、堅持以顧客為導向的城市服務理念的服務型政府在于堅持“人本政府”的理念，落實到具體就在于注重民意，關注民生。

第四，加快産城融合，促進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新型産城關系的構建，關鍵在于激發城鎮化主體的動力與活力。作為一項系統的權利再造工程，人本城鎮化在實踐理路上，一是要進行産業結構的升級，要保持或者擴大第二産業的優勢，加快發展就業吸納能力高的消費性、社會性、服務性産業，積極推進農業産業化。二是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除了宏觀上的施政理念轉型與頂層的制度設計，微觀上要關注農民與農村權益的實現與維護，特别是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戶籍消解帶來的轉戶農民的權利保護，傳統的以城鄉二元區劃劃分覆蓋範圍的公共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機制，應該轉變為基于現代城市形态的延伸與輻射、人口密度與聚集形态。

（本文系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創新團隊建設資助項目“地方政府與社會治理”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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