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媒體大肆渲染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政治幹預

2017年6月開始，澳大利亞媒體大肆渲染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政治幹預與滲透，從中國留學生到商人、從華人華僑到澳大利亞政客，無不成為攻擊的目标，其中亦不乏澳大利亞政客的推波助瀾。

“反華鬧劇”演變成了“正劇”

12月，“内外交困”的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在内政“焦頭爛額”之際，轉而推動修訂反間諜法，将民衆視線引向中國，并公開宣稱“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

因為有了政府尤其是總理的“背書”，“反華鬧劇”演變成了“正劇”，震驚中澳乃至世界。

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

地區層面，“因循守舊”

如澳大利亞戰略家休·懷特所言，“亞洲面臨幾個世紀以來權力和财富再分配的最大變化”。

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和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強勢崛起；而與此同時，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已經表現出無意也無力繼續主導亞洲，這是澳大利亞“幾乎不能理解也最恐懼的亞洲願景”。

面對如此迅速的地區之變，澳大利亞不是“用勇氣和想象力”迎接這一“新亞洲”，而是選擇繼續“追往昔”：

2009年國防白皮書首次将中國視為安全威脅，認為中國崛起挑戰美國地區主導地位，進而威脅澳大利亞的安全基石。

時隔八年，澳大利亞重要政策文件仍繼續持有該論調，并“變本加厲”，尤其是2017年11月發布的外交政策白皮書，重申“基于規則”的地區秩序，寄希望于美國繼續主導這一地區，而中國也會接受這一現實。

若美國實在不想或無力主導，澳大利亞還希望“能與日本、印度等相同想法的民主國家一道幫助捍衛美國的主導地位”。

在澳大利亞看來，熟悉的地區秩序或地區主導國(最好還是其安全盟友)對其最為安全和舒适。

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夥伴、最大投資來源國

雙邊層面，“顧此失彼”

2009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最大貿易夥伴，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外資來源地（按流量計算），澳大利亞因之面臨前所未有之外交挑戰——最大貿易夥伴、最大投資來源國中國是其戰略盟友美國的對手。

澳大利亞雖然希望同時發展與兩國的關系，并希望“中美友好”，以實現其利益最大化——既可享受中國的經濟機遇，又可享受美國的安全保障。

但伴随美國亞太再平衡，澳大利亞主動或被動地被綁上“戰車”，鞏固并深化自身的“南錨”地位，甚至不惜以中澳關系為代價。

如：在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輪駐美國海軍陸戰隊，開放北部、西部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通過升級聯演聯訓提升與美軍事協作，以配合美牽制中國之軍事部署。

強調“印太”戰略，“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呈複燃之勢，以對中國構成可能的圍堵。

在南海争端問題上“公開叫闆”中國，軍機巡航南海，呼籲中國遵守“南海仲裁”，指責中國在地區的“脅迫性”行為。

屢屢以“國家安全”為由，阻礙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資源、農業、基礎設施等。

2012年，澳大利亞女總理吉拉德國慶日遭土著居民圍堵 脫困時跑丢一隻鞋

國内層面，“四分五裂”

2007年之後，澳大利亞政壇亂局幹擾了其長遠的戰略規劃與設計，曆屆政府都是忙于“救火”，這屆政府尤甚，既要應對黨内分裂，又要面對外部攻擊，所導緻的結果必然是政策短視：

為了團結執政聯盟，做出政策妥協；為了抵住反對黨的攻擊，政策更加偏激；為了迎合大行其道的民粹主義，對外顯示出更強烈的民族主義；對地區秩序的演變，則選擇“掩耳盜鈴”或“因循守舊”，以确保在其任内不出事，或少出事。

但澳大利亞的所作所為所想很可能是“一廂情願”。

崛起的中國希望發展出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地區影響力；美國不願承受抵制中國影響力的成本和風險；日本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失望至極，希望可以更好管理與中國的關系；印度更多關心能否将中國擋在印度洋之外；東盟國家甚至是南海争端國也刻意放低調門希望與中國搞好關系。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亞還一心希望以冷戰思維拉動所謂“相同想法的民主國家”來對抗自己最大的貿易夥伴、日益崛起的中國，無疑是缺乏戰略眼光和違背曆史趨勢的。

短期看這一“政治投機”，或許能一時迎合民族主義的需要、盟友美國的誇贊，但中長期看“得不償失”。澳大利亞終歸要走出“舒适區”，而這個教訓恐怕需要時間來證明和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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