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代表作，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二十章，貫穿其中的就是忠、孝、節、義、仁、禮、信、德，這幾個字。

而這些内容的核心就是“善”字，雖然孔子并沒有明确提出這一點。

這代表了孔子以“善”為基礎的整個思想體系，孔子認為做人就應該如此。

君王、将相應該用善來對待民衆，推崇以德服人。

普通百姓應孝敬父母、遵守綱常，盡臣民之道。

孔子認為做到這些，整個社會就會是一個和諧的社會。

然而孔子，以及之後的孟子的這些思想當時并未受到普遍的重視，隻是春秋後期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

到漢武帝時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提出的擺拙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與漢武帝統制需求一拍既合。

孔子的思想成了中國兩千年獨一無二的正統。

“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文化的核心。

盡管《三字經》最早出于南宋，“人之初，性本善”卻是中國儒教文化的高度概括總結。

儒家的一整套行為規範的出發點就是，人的本質都應該是“好人”，也就是人的内心都是善良的。

沒有了這個基礎，臣就失去了忠君的理由；子失去了孝父的根據；君王沒有了行德政的必要；仁和義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在這樣的文化熏陶下，中國人從小建立的價值觀就是我應該做“好人”，“壞人”是違反人性的，是不應該的。

因此，當官員受本能的驅使，貪贓枉法時，他們也要找出各種理由來為自己辯解；強盜殺人越貨時也要以逼上梁山為理由。

總之，中國人沒有誰能坦然地承認自己就是個壞蛋。

心理上過不去人之初，性本善的坎兒。

而在基督教裡，從亞當、夏娃偷食禁果起，人就帶有了原罪。

看聖經的舊約，上帝創造了人，可人卻盡做壞事，一次次觸怒上帝。

包括最為上帝眷顧的猶太人，也是一次次違反上帝的旨意，上帝不得不一次次對他們進行懲罰。

聖經新約講了無數遍耶稣基督的聖迹，卻還是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人就是罪惡的化身，沒什麼善良可言。

怎麼辦?上帝無處、無時不在地監督着每一個人的一言一行！

當人死亡後，耶稣會代替上帝對每一個人一生的罪惡進行審判。

因此，在上帝的高壓下，人隻好老老實實地收起内心的惡，按照上帝的旨意積德行善。

這樣才能保證自己通過耶稣的審判，升上天堂。

耶稣最後的審判

在對人的約束方式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基本沒有差别。

西方有句話叫，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作為在文明社會生活的人，身上既有原始動物本能的欲望和弱肉強食，也有文明的積累在内心深處留下的與人為善的許多行為準則。

因此，中國文化的性本善給人帶來的是内在約束。

它讓每個人認為做惡是違反人性的，因此是這個社會所不容的，從而使人有所畏懼。

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都是給每一個人強加了外在的約束。

上帝或真主定下了行為規範，然後無時、無處不在地監視着每一個人的一言一行，并要最後算總賬，從而使人有所畏懼。

随着社會的開放，東西方交流的增多，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

許多中國人了解到西方文明，也了解了西方的性惡論。

從本能上，性惡論更容易上人接受，并認為性本善是虛僞的說教。

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中國人并沒有皈依基督教或伊斯蘭教，并不害怕什麼最後的審判。

這讓一部分人在做壞事時失去了罪惡感和羞恥心，沒有了顧忌。

人性中都既有惡的成分，也有善的成分。

隻有懷着一顆畏懼之心，才能時時刻刻讓自己善的一面充分表現出來，而讓自身惡的一面受到壓制。

不管是西方上帝對性惡之人的監督，還是東方汝性不善不配為人的壓力，根本目的都是使人産生敬畏之心，壓制人性的惡。

目前的中國社會不可能，絕大多數民衆也不會接受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但通過改善我們的教育，讓它适應新時代的變遷，讓民衆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建立起良好的社會規範，遵守公序良俗，形成讓人敬畏的良好社會風氣，完全可以建立起一個良性循環的社會。

法律隻是對那些觸碰底線的人的約束，不可能用法律管束人的所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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