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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哲學思考的諸多場景中最為有名的一幕：

1619/1620年冬天，一名23歲的男子躺在烏爾姆附近一間溫暖的小房子裡，披着一頭長長的黑色卷發，身着皇家軍隊的冬季大衣。他是法國天主教徒，曾在荷蘭的軍事學校就讀。這一年裡，他參觀了丹麥、波蘭、奧地利、匈牙利及波西米亞等地，最後到了法蘭克福。

我們讓他自己來叙述吧：“我那時在日耳曼，是那場尚未結束的戰争把我招引到了那裡。我參觀皇帝加冕後回到部隊，冬天已經到來，隻好留在駐地。那裡既找不到人聊天解悶，幸好也沒有什麼牽挂，沒有什麼情緒使我分心。我成天獨自關在一間暖房裡，有充分的閑暇跟自己的思想打交道。”

笛卡爾

這位年輕人的自我對話有着一個宏大的目标：三十年戰争開始時，中歐正值混亂之際，此人不僅追求内心的平靜、秩序與澄明，而且追求關于自身和世界的絕對的、終極的确定性。首先他制定了規則，凡是不清楚明白的，便不是真實的。他懷疑一切可以被懷疑的事物：人不應相信眼見的事物，也不應該相信其他感覺——因為感覺具有欺騙性。他以懷疑的方式繼續前進：人們不應該相信未經反思的思想，難道不會有一個壞的精靈把錯誤的邏輯置于我們的心靈中，讓我們得出錯誤的結論嗎？

然而，請等一等——難道不存在我不能懷疑的東西嗎？因為我在懷疑一切時，不能懷疑我正在懷疑這件事情，并且我就是正在懷疑的事物。如果我在懷疑時，知道我在懷疑，那麼我正是在思考我在懷疑這件事。也就是說，存在着一個不可被懷疑的确定性——這就是他思考得出的首要原則：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go sum）。

（bushi）

我思，故我在。

這位在三十年戰争伊始的某個冬夜裡改變了哲學發展進程的人，名叫勒内·笛卡爾（1596—1650）。他出身于貴族家庭，父親是雷恩的布列塔尼議會的最高法院法官。笛卡爾8歲時就讀于拉弗萊什（La Flèche）的安茹耶稣會學校，接受經院式的人文主義教育。1614年他離開這個學院時，已經掌握了拉丁語，同時掌握了良好的數學知識。他之後的兩段曆程分别是在普瓦捷（Pointiers）長達兩年的法律學習，和在位于巴黎的年輕貴族學校度過的短暫時光。

1616年，笛卡爾為拿騷的毛裡茨（Moritz von Oranien-Nassau）這位統帥和軍事改革者服務。三年後，他成為巴伐利亞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家族軍隊的一員。遊曆完半個中歐後，他在那年冬天搬到了烏爾姆附近。在這裡，他開始了近代哲學的思考。

從18年後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我們才知道他在那間房子裡的思想實驗。這部著作是一本小冊子，也就是笛卡爾在1637年出版的《談談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它是哲學史上最重要的（同時也被認為是災難性的）著作之一。不少哲學史專家認為西方的哲學思想因這部著作而發生了轉變！因為在笛卡爾之前，沒有人曾如此系統地研究過以下這兩個涉及“認識論”基礎的問題。

《談談方法》

首要的問題是：我如何才能知道，我知道？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人們可以聯想到蘇格拉底的名言：“我自知我無知。”或想到柏拉圖通過精确的定義來獲得确定性知識。盡管古代和中世紀哲學對這個問題早已有過反思，但尚未有哲學家對此做過系統性研究。

第二個問題：現實有多真實？（Wie wirklich ist die Wirklichkeit?）在笛卡爾之前，已經有了不同的答案。有多少激烈的讨論是因柏拉圖的理念論引起的呢？難道可被感知的事物隻是對外部原型的模仿嗎？人們在這一關聯中想到了新柏拉圖主義自古代晚期直到文藝複興的影響史。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魯之後的“唯物論者”和柏拉圖與普羅提諾之後的“唯心論者”之間的争論經久不息。然而問題在于：“作為人，我所認識的事物是客觀的實在嗎？”這個問題始終未得到系統性的回答。

《認識你自己：近代哲學四百年》實拍圖

笛卡爾将知識論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水平。他的關鍵概念是方法（Methode）。17世紀，這個詞尤其流行。但笛卡爾是第一個嚴肅對待“方法”這個概念的：方法作為理性的過程，它無誤地、邏輯地、完全地導向真理。

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遵循亞裡士多德的邏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人是生物；蘇格拉底是人；蘇格拉底是生物。在笛卡爾的時代，這種三段論已經聲名狼藉。因為論證的成立都取決于大前提。當我說：人是狗；蘇格拉底是人；那麼蘇格拉底是狗！經院哲學的方法在于預設了大前提是正确的。這樣的方法盡管強化了現存已有的知識，但不能增長新知識。在未知的自然研究領域，這個武器就變鈍了，也從未為此目的設計過。

亞裡士多德

文藝複興把經院哲學家的方法歸為過時的東西，再也沒有将邏輯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法國人彼得呂斯·拉米斯（Pierre de La Ramée，1515—1572）是唯一仍為之而努力的人。不管伊拉斯谟思想的内容是否可信，都不存在可檢測的方法來加以檢驗，而僅隻存在修辭術。費奇諾、皮科及後來的卡爾達諾、特勒肖、康帕内拉或者布魯諾，在他們的著作中或多或少進行了令人信服的推理。相反，伽利略以嚴格的數學為導向，給予力學應有的地位，但這算得上哲學的推論嗎？弗朗西斯·培根雖然總結了（歸納法的）規則，但這些規則僅僅适用于自然科學——知識（Scientia）。

17世紀初，知識與智慧之間尚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哲學的任務就是填補這一鴻溝，這是笛卡爾畢生緻力的事業。而他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方法”。

“我思故我在”是哲學上除了蘇格拉底“我知道我無知”之外最為有名的句子。（一般人很難注意到康德的絕對命令。）但是，什麼使得這句話如此有意義？以當今的視角觀之，笛卡爾的我思（cogito）開啟了哲學的轉向。“我”再次成為哲學的中心。

之前的大多數哲學家努力尋求世界“本身”是怎樣的，但笛卡爾發現了另外的路徑。隻有當我探究清楚了世界是如何向我的思維顯現的，我才能弄清楚世界“本身”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因為我所知道的一切不是借助某種客觀的視角，而僅僅是借助我的思想而來的。弗萊貝格的迪特裡希、拉蒙·魯爾、庫薩都有類似的想法。但他們沒有像笛卡爾那般犀利地指出這一新的觀點。

我從何知道我存在呢？笛卡爾給出了這一問題的答案：通過我思！這一答案超過了以前的所有答案，即便4世紀的奧古斯丁已經有了相似的表述。後來的研究表明，這一證明有一些薄弱之處。因為這一形式并非如笛卡爾所認為的那樣，完全沒有預設。

邏輯學家認為，隻有當人們接受了“思考者存在”這一大前提，“我思”才可以推導出“我存在”。笛卡爾想要克服這種邏輯，在他看來，我思不需要任何前提，因為它是自明的。一個“沒有正在思考着的事物”的思考是不存在的，因為“思維必定存在，因為思考的事物絕非虛無”。人們也許可以批評道，當人們提前知道思考與存在的意義之後，才能從思想到存在而推導。笛卡爾也知道這一潛在的批評。然而，他認為“人們通過内在的認知就可以知道這一點。内在的知識先于反思得來的知識，它對于每個人的思想和存在都是先天的……以至于我們隻能擁有它。”

笛卡爾meme圖

後來的批評者指出，為了表述我對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懷疑，就必須使用功能完整的語言。這一語言卻沒有被笛卡爾懷疑。笛卡爾在使用語言時，沒有懷疑人們有可能被語詞、句子和語法所欺騙。

美國哲學家皮爾士将這種沒有前提的懷疑看作是愚蠢的。每一位哲思的人的腦子裡已經有了如此多的思想、觀念、詞語以及前見，以至于無法擺脫它們，即便他們自以為可以擺脫。難道這種想要擺脫一切幹擾的嘗試不也是由于之前的判斷和考慮之故才有的嗎？“我們不應該在哲學之中假裝懷疑我們心中決不會懷疑的事物。”

笛卡爾心中不會懷疑的事物屬于他的觀念理論（Theorie der Ideen）。笛卡爾用我思為他的哲學尋求新的基礎，它與經驗無關。我思故我在是純思維性的知識，而不是觀察和實驗的結果。

嚴格來看，我思也并非依據嚴格邏輯推導得出的，而是自明的。任何懷疑他自己在思考的人，也必定在思考，于是便陷入自我矛盾中。隻有當人們不是從有廣延的物體，而是從純粹的思維世界的邏輯出發，才能找到最堅實的基礎。笛卡爾在這條新路上走得更遠了。……

笛卡爾meme圖

1650年2月，這位53歲的老人死于肺炎，但也可能死于中毒。黑格爾将笛卡爾視作“哲學的真正開端”。馬丁·海德格爾認為，我思以及主客二分是現代哲學所有死胡同的“原型”。笛卡爾去世時，已經是當時的超級巨星。在整個西歐，他的設計為生動的知識交流提供了模闆。

（本文選自《認識你自己：近代哲學四百年》一書《我思，故我在》一章）

《認識你自己：近代哲學四百年》

[德]理查德·大衛·普萊希特 著

賀騰 孫純 王匡嵘 譯

●“現象級”哲學家、暢銷作家普萊希特哲學劇場第二季！

●市民社會興起，自我成為萬物的尺度，哲學地圖上的8000米高峰依次登場！

●故事與反思交織，偵探小說一樣好讀，關切巨變中的近代世界，追問自我的确定性何在！

●陳嘉映、王一方、李軍、劉擎、徐英瑾、王俊、雷思溫聯袂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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