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是清朝乾隆年間，由朝廷主持編修的一部文化叢書，它将中國曆代最重要的書籍三千四百六十多種、近八萬卷收錄其中，系統整理了中國古典文化。有人說，《四庫全書》的編修，是“康乾盛世”的标志；但也有人說，《四庫全書》的編修，是一場文化浩劫。近幾年，有不少人開始傾向于後者的觀點。他們說，清朝當局借着編修《四庫全書》之機，從民間收繳、銷毀了大量的古書，對于中華文化而言，這是災難性的。小編不能說他們的觀點完全錯誤，然而，對于《四庫全書》這樣一部洋洋巨著的編修，是否可以用“文化浩劫”來一言以蔽之呢？小編覺得是值得商榷的。

乾隆年間，清朝當局為了編修《四庫全書》，大量征集民間人士收藏的曆代古書，而在這個過程中，朝廷發現自己征集到的一些書籍中有明顯的“反清”言論，或者記載明清易代之際，清朝軍隊殺害平民的内容。于是，朝廷将這部分書籍列為禁書，進行銷毀。到底銷毀了多少書籍呢？許多學者早就進行了考證。例如 龔書铎 教授認為，在編修《四庫全書》期間，朝廷銷毀書籍 2400 餘種，遭到部分删改的書籍也有 400 餘種；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一書則認為，上述毀書的數目應該是 3100 餘種。這些數字真的可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令人心痛。

可是小編認為，要弄明白這些書籍被毀之後，對中華文化的破壞到底有多大，就必須弄清這些書籍到底是些什麼書？對此，漆永祥 教授進行了考證，并在《從<全宋詩>的編纂看<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一文當中進行了詳細說明 —— 清廷銷毀的書，大多是明末清初之書，其他書籍甚少。這部分書籍被銷毀，造成我們研究明末清初那段曆史的時候存在諸多困難，損失嚴重；然而，其他領域、其他時代的書，并沒有遭到嚴重破壞。如此看來，我們也不宜對《四庫全書》過度妖魔化。至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這個觀點，似乎也不大準确，有些以偏概全的嫌疑了。

另一方面，既然乾隆皇帝編修《四庫全書》時的思路，是“寓禁于征”，那我們就不難明白，“征”是他的首要目标，“禁”則是他的次要目标。所以我們不能隻關注“禁”，卻不看看“征”。乾隆皇帝，以及作為《四庫全書》總纂官的 紀曉岚，到底“征”到了什麼？

紀曉岚 在回憶自己主持編修《四庫全書》的這段經曆時，寫下了“汗青頭白休相笑，曾讀人間未見書”的詩句。他說自己在主持編修的過程中，讀到了許多在人間無法見到的書。那麼，這些“人間未見書”又是些什麼書呢？

梁啟超 先生認為，與明朝對數學的荒廢相比，清朝在數學方面是頗有建樹的。那麼，請允許小編從數學說起。小編要說的是，有一批價值很高的古代數學典籍，它們的全本在清朝建立之前就已經很難在社會上見到了，有的甚至被很多人認定為“失傳”，著名的《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張丘建算經》《孫子算經》等，都是如此。直到乾隆年間，為了編修《四庫全書》，朝廷一邊整理前朝留下的《永樂大典》，一邊向民間大量征集曆代古書，上述“失傳古書”終于被朝廷重新找到。于是，這些古書得以“複活”，又一次在知識分子中流傳開來。

這便是“輯佚”，是一項可以使大量“失傳古書”重見天日的工作。清朝正是“輯佚”最為繁榮的時期。喻春龍《清代輯佚研究》一書詳盡闡述了清朝在輯佚方面的成就。該書提到，早在康熙年間，朝廷主持編修的《全唐詩》《古今圖書集成》等書，便已經起到了輯佚的作用，而《四庫全書》則是清朝在輯佚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的積極意義不但在于其本身對古書的搶救，更在于它的編修成功，點燃了衆多學者，乃至整個清朝學術界從事輯佚工作的熱情，使得更多的失傳古書得以複活。有清一代，到底複活了多少湮沒、絕版的古書？《清代輯佚研究》給出的數字是“成千上萬”。

書籍的最大功用，就是“文化傳承”。如果我們寫出了一部洋洋巨著，卻将其鎖在高樓深院，使外人無法讀到它，那就不但不能起到文化傳承的作用，反而會在某種程度上禁锢文化。明朝編修《永樂大典》，堪稱盛世中的壯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永樂大典》編修完成之後，一直被鎖在深宮，終明朝之世，廣大知識分子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它，其積極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而清朝編修《四庫全書》時，對《永樂大典》進行了很有價值的利用，就以小編剛才提到的《九章算術》為例。凡是對中國古代數學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九章算術》的重大價值。明朝當局編修的《永樂大典》中，明明收錄了《九章算術》，但廣大知識分子是讀不到《永樂大典》的，甚至對《永樂大典》當中收錄了哪些古書都一無所知。後來《九章算術》的刊本在民間流失嚴重，到了僅存殘篇的程度，知識分子們也莫可奈何。直到乾隆年間編修《四庫全書》時，朝廷在《永樂大典》中重新找到了完整的《九章算術》，使該書的全本得以在民間複活，并且流傳起來。

在《四庫全書》編修完成之後，清朝當局将其抄錄了七部，收藏在全國各地的七個藏書閣中。這七個藏書閣，有三個向民間開放，供廣大知識分子抄閱。所以與《永樂大典》相比，《四庫全書》的文化傳承作用更加顯著，更加意義重大。它不是鎖在深宮的，而是面向廣大知識分子的，它收錄書籍的卷數更是《永樂大典》的三倍多。我們在評價《四庫全書》的編修者時，既要看到他們在編書期間銷毀“違禁書籍”的行為，更要看到他們緻力于文化傳承、搶救古書的動機 —— 在此基礎上對他們進行評價，才能不偏不倚。

上述《九章算術》當然并非特例，它隻是被《四庫全書》複活的大量絕版古書之一。與它命運相似的，還有“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明朝中後期，《舊五代史》便已在社會上絕版、湮沒，而《四庫全書》的編修，卻令它重見天日了。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四庫全書》，那麼“二十四史”極其可能隻剩下“二十三史”了。

剛才小編說過，《四庫全書》的問世，點燃了衆多學者，甚至整個清朝學術界對輯佚工作的熱情。這其中，清朝官方學者的熱情尤甚。例如 阮元 擔任浙江巡撫時，就緻力于搜集《四庫全書》中未曾收錄的古書，《四元玉鑒》《難經集注》《五行大義》等一大批早已宣告失傳的古書，就是被他重新找到的。其中《四元玉鑒》的重新現身，使得明朝時失傳的“四元術”得到恢複，對中國數學的發展、對中華文化的修複功不可沒。

而在這樣的輯佚熱潮中，自然也少不了民間學者的身影。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使得多達幾百種失傳古書被複活。有清一代，複活的古書“成千上萬”，堪稱“康乾盛世”中的文化奇迹。而《四庫全書》所起到的示範、帶動作用，自然不可不提。

很多人隻看到“漢唐盛世”中的文化繁榮，對于清朝的“康乾盛世”，則更多強調其文化專制，強調其對文化的禁锢，仿佛“康乾盛世”隻表現在武力擴張領土、奠定中國近現代版圖這一個方面，最多還有一點經濟方面的成果，而已。小編詳細闡述了清朝在搶救古書方面的輝煌成就，是要說：中今中外的任何一次“天下大治”，都不是單靠錢财和武力來實現的，“文化”才是一個國家的靈魂。如果文化不能繁榮，那麼“天下大治”便不可能實現，錢财和武力的優勢也會迅速喪失。而今，但願我們可以用文化的繁榮，來締造新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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