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代高僧的書法特點是什麼?作者：楊晨（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博士後），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曆代高僧的書法特點是什麼?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曆代高僧的書法特點是什麼

作者：楊晨（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書法文化研究院博士後）

房山石經是舉世聞名的北京“房山佛教石刻大藏經”的簡稱。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價值最高的石刻“大藏經”。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中國佛教協會對雲居寺和石經山藏經洞進行了系統科學的發掘與整理，其後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研究和整理，形成有《房山雲居寺石經》（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敦煌莫高窟題記彙編》（徐自強，文物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等不多的研究成果，前後曆經幾代人的艱辛整理與積累，二〇二一年底出版有吳夢麟、張永強編著的《房山石經題記整理與研究》（題記卷、研究卷、圖錄卷），收錄了石經開洞傳拓六十多年來新發現的成果，便于讀者閱讀檢索、研究使用。在目前較豐富的史料、文獻和圖片的研究基礎上，房山石經作為隋唐以來經文完備、規模最大的刻經實物遺存，不僅可與北朝摩崖刻經在時間上相銜續，同時可與敦煌寫經在寫刻關系上相對照，其書法學研究中的意義與價值有待進一步重視和發掘。

一、從天然到規範：石經之義與刻經書法的流變

刻經，主要是指将整部的經卷或典籍刻之于石，以達到傳之久遠或範本之用。此類刻經，首見于東漢儒家（或稱儒教者）的《熹平石經》，後有三國曹魏時期的《正始石經》。自釋教傳入中國後，不斷出現刻經之舉，近年來在河南博愛縣青天河發現的北魏永平二年（五〇九）《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廿四》，是刻經曆史上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佛經摩崖刻石。佛教經典的傳播本是借助于紙上的抄寫和誦讀，而刊刻石經的最初動因應意在強調石頭的永恒性，即對中國“镂之金石”傳統的模仿。随着滅佛運動後的危機意識刺激護法意識的增強，在北齊武平元年（五七〇）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兩次滅佛運動之間，鼓山（今河北邯鄲北響堂山）石窟洞外摩崖《唐邕刻經碑》載“缣缃有壞，簡策非久，金牒難求，皮紙易滅，”故“發七處之印，開七寶之函，訪蓮華之書，命銀鈎之迹。一音所說，盡勒名山。”從而達到“一讬貞堅，永垂昭晰”“乘茲誓願，福地常存”佛典永存的目的。同時，山東鐵山刻經其一《石頌》所刻“缣竹易銷，金石難滅”，亦是贊頌刻經書法重要性，表達凡托以高山，方可永留不絕。随後，石經之義形成了以曆劫不壞、保存佛典、以備法滅的核心意旨。

回顧北朝摩崖刻經，我們不難發現，包括河南安陽小南海刻經（北齊）、河北邯鄲峰峰礦區南北響堂山刻經（北齊）、涉縣中皇山刻經（北齊）、山東泰山、峄山、鐵山、崗山、尖山、徂徕山、葛山、水牛山等地刻經（北齊、北周）等在内的摩崖刻經，是書法與佛教寫經的一種新結合形式，寫經變成刻經，走出屋室奔向自然，北朝刻經結合天然崖壁，利用書法藝術形式宣揚佛典。既是對滅佛的抗争，又是弘法護法的重要體現。

作為刻經史上集大成之作的房山石經，其由隋代靜琬主持镌刻，綿延千年之久。佛教在我國傳播發展過程中，認為佛教要經過“正法、像法、末法”三階段，其具體時間，說法均不同。相比北朝唐邕刻經，靜琬接受了“正像末三時說”，較唐邕增多了鮮明的“末法”意識。5洞2《靜琬唐武德八年藏經題記》碑陽記載：

……正法五百歲，像□一□□……至後漢永平十年戊□……八年歲次乙酉，凡迳一千……正像複淪，衆生垢重，信心……恐一朝磨滅，紙葉難固。長……此，涕流悲感。琬為護正法……石經一十二部，餘十一部……

8洞綴合《靜琬唐貞觀八年六月十五日華嚴堂題記》（前段）雲：

（靜琬）敬白：未來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沒，六趣昏冥，人無惠眼，出離難期。每尋斯事，悲恨傷心！今于此山镌鑿《華嚴經》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載之下，惠燈常照。

8洞綴合《靜琬唐貞觀八年六月十五日華嚴堂題記》（後段）雲：

萬代之後，法炬恒明。鹹聞正道，□□□□，乃至金剛，更□□□。此經為未來佛法難時，拟充經本。世若有經，願勿辄開。貞觀八年歲次甲午□月乙卯十五日己（下缺）。

可見，靜琬“恐一朝磨滅，紙葉難固”發願刻經，并說明是“為未來懸遠，無佛法時，留為圖片本”，他把石經洞徹底封锢住以留給未來之世的人看，千載萬代後佛法必将消亡方可打開石室，複興并傳播佛法。從北朝摩崖刻經的弘法護法、與滅法抗争，到隋唐靜琬時期因着末法思想而生的宏大誓願，房山石經與北朝摩崖刻經不論是在刻經材料上、書法風格上、刻寫内容上亦或镌刻規模上都有着極大的不同。靜琬在房山地區刻經，并不仿造過去摩崖刻經，而是選用石版刻經，這樣不僅镌刻字數多，拓出後又可成為經本流傳。通過新出《房山石經題記整理與研究》具體來看，有幾下幾點體現：

第一，在刻經時間上，房山石經是河南地區北魏刻經、河北及山東一帶北朝刻經的延續，镌刻始于隋代，終于明代，上下綿延千年之久，其中以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最為興盛，五代時曾一度衰落，但到遼金時又得到繼續發展，元明時就隻是尾聲了。綜合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區北朝刻經至房山地區隋遼金刻經來看，從時間上為“中國刻經書法史”的提出奠定必要基礎。

第二，在刻經内容上，山東地區北朝刻經的镌刻處多在花崗岩摩崖、石坪或大石立面上，獨立存在，其镌刻内容多為經卷部分章節，刻全卷者極少。而河南、河北地區刻經雖均以保存佛典，以備法滅之目的，然體量無法與房山石經相比。綜上，房山石經可謂是一部石刻的佛教叢書，其以難以計算的人力财力把一千餘部、三千餘卷佛經刻在石碑上，洞藏于峰頂，深埋于地下，是一筆巨大而豐富的佛教刻經财富。重要的是，房山石經代表着佛教大藏經無與倫比的最古老版本：除發現于敦煌的寫經外，房山石經保存并再現了隋及唐初的官寫本一切經的真面目。同時，由于唐代以《開元錄》為目錄依據的官寫本大藏經已蕩然無存，而今有史實依據的唯一見證就是房山石經。更有覆刻藏遼代聖宗統和年間官版大藏經《契丹藏》，使房山石經在佛教刻經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文獻價值。

第三，在刻經書法風格上，山東地區北朝刻經字迹均較大，最小者字徑也在十五至二十厘米，一般都在五十至七十厘米，旨在便于人們瞻仰和宣傳佛法，結合摩崖天然環境，以隸楷書體刻經，既保留楷書的莊重和博大，又彰顯隸書的飄逸。《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摩崖刻經、《葛山維摩诘經》《鐵山大集經碑》《尖山大品波若經》等皆為這種書體的風格代表，同時河南、河北地區刻經亦表現出隸楷相融的書風特點，可參見《唐邕寫經碑》《無量義經》等。房山石經的書法在風格上延續了北朝末期的書法風格，特别是楷書從發展成熟到高峰的演變過程，從隋末唐初時期的字體扁平欹側，方勁古樸，捺畫突出，構字多見“碑别字”，尚未能擺脫“魏碑體”和隸書筆意的影響。到唐開元天寶年間，刻經依據高僧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及宮廷精美寫經為底本，表現了這一時期崇尚虞世南、褚遂良的楷法，瘦勁通神，與傳世唐代寫經墨迹酷似，書法水平高超。再至遼金時期，書法繼承唐末五代書風，崇尚法度，以歐柳書風為主。至明末尚有董其昌、馮铨等人助資題名的經版，多采用小楷，有的甚至用雕版印刷字體，格調不高。不同于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石壁刻經，房山地區石質優良，選用碑版刻經，隋唐和遼初采用大碑書刻經文，到遼代通理大師時改為小碑橫石，自然靈活的同時方便簡捷。因着刻經材質的不同，相比以河南、山東、河北一帶為代表的北朝刻經突出的摩崖大字的磅礴氣象，房山石經刻經則體現了精美、規範的雕造書風。

二、寫經與刻經：刻與寫的參照價值

趙樸初先生譽房山石經為“北京的敦煌”，季羨林先生則譽其與敦煌為東西兩地的文化瑰寶，那麼，對比房山石經與敦煌寫經，我們不難發現，一則為刻經一則為寫經，其載體分屬于碑和帖。碑、帖本是我國曆代書法文獻、書法風格得以流傳的兩種重要形式，但它們的語義及表現形式在曆史長河中不斷發生演變，至清代“碑學”理論的出現又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碑帖之辨。二者相較不難發現，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内發現的若幹武周、開元時期的宮廷寫本文書與同一時期房山石經書迹，兩者在風格上基本是一緻的。以房山石經8洞所出《唐玄宗禦注金剛經》為例，镌刻于唐天寶元年（七四二）八月十五日，經文四千一百餘字，注文殘存五千九百餘字，曆時一千二百五十餘年之久，一直保存在北京房山雲居寺石經山上第八洞内。其卷末詳具書、校、裝、監等各道工序的人名，是唐代宮廷佛教寫本的基本格式：

[群]書手臣張若芳，用小蔴紙三十五張，校書郎□擔初校，挍書郎韓液再挍，正字李希言三挍，裝書匠臣陳善裝，典書臣侯令恽典，秘書郎臣盧倬掌，朝散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平鄉縣開國男臣宋昇監，正議大夫……上柱國載國公李道□……光祿大夫秘書監同正員上柱國汝陽郡王臣揔淳監。天寶元年八月十五日立。

這種保留前後完成過程的基本格式，在國圖藏儀鳳元年（六六七）十一月十五日劉弘珪所寫《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卷末有用紙、裝潢手、三校、詳閱太原寺諸大德、以及“判官司農上林署令李善德、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禦閻玄道監”題名，法藏敦煌文書上元三年（六七六）九月十六日程君度寫本《金剛般若經》（P3278）卷末書手、用紙、裝潢手、初校、二校、三校和詳閱及判官等題名，另如日本三井紀念館所藏上元二年（六七五）十一月廿六日群書手成公敬所寫《妙法蓮華經卷第二》、上元三年（六七六）九月十八日群書手馬元禮所寫《妙法蓮華經卷第七》卷末裝潢手、詳閱、判官等題名皆同。可見，刻經與寫經均保留了唐代宮廷寫經的基本格式。在書法風格上，房山石經《唐玄宗禦注金剛經》書法水平精妙，字迹灑脫空靈，镌刻技法精美，與上述初唐宮廷寫經十分接近，唯有經生墨迹轉換至镌刻石版上，神采依舊。

但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藏經洞内沒有整部大藏經，大多是殘卷斷篇，上述國圖藏儀鳳元年（六六七）劉弘珪所寫《金剛般若波羅蜜多》，是一九〇〇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第十七窟）發現，後歸劉廷琛、李盛铎、吳瓯等人，一九五三年被收繳充公，一九五四年此卷連同劉廷琛舊藏其他遺書撥付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編号北新0690（散0656）。此卷前缺後全，僅存十紙。其餘敦煌藏經均多少有殘損，有些寫經因剝蝕而使明确書寫時間也難以确定。而房山石經本是“房山佛教石刻大藏經”的簡稱，從第一階段（隋中葉至唐開元二十八年之前）創刻者靜琬及其弟子再傳弟子的一百三十年左右中，在末法思想指導下镌刻與中國佛教命運相關的大乘經部經典；到第二階段（唐開元二十八年至遼重熙十三年）的前後三百年時間，依據《開元錄》為目錄依據的瓘寫本大藏經的順序，雕造《大般若經》《摩诃般若經》《大寶積經》《大方等大集經》等大乘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衆大乘經一百餘部；至第三階段（遼重熙十三年至金朝明昌年間）的一百五十年左右，不僅有改以參考遼代官刻大藏經《契丹藏》為底本的官刻，同時有通理大師主持的刻經，使房山石經基本完備大乘三藏的内容。之後至元朝、明清時期還進行不少補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寫經的經生身份多樣化，其寫經書迹水平亦參差不齊，而房山石經的镌刻底本、書丹者及刻手一直都有所保障，如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唐玄宗的第八妹金仙長公主請賜“大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充幽府範陽縣為石經本”，準奏後便委任《開元錄》作者智昇完成送經任務，此後用做石經雕造底本，上述8洞《唐玄宗禦注金剛經》即包含在内。智昇護送來的盛唐宮廷佛經寫本，代表了當時最高的寫經書法水平，不僅是刻經的标準底本，同時也是書手書丹的标準範本，另觀察其刻工的技藝精準程度，亦覺得墨迹本來面貌躍然眼前。綜上，可知房山石經與敦煌寫經二者在基本格式上相近，而書迹精善程度、經文完整性和連貫性上有差異。可以說，敦煌寫經和房山石經在書法風格上、寫與刻的關系上亦可互補參照。

三、題記與巡禮碑：唐代書迹的真實

房山石經是綿曆數代的續刻累積，參與者衆多，既有幽州、涿州等河北重鎮的掌權者，也有來自遠方陝西長安的唐朝皇室顯貴，有的出身長城之外的遼國朝廷，有的就是上下附近村落的住民，可以說不限僧人、俗人，無論地位高低，社會各界都廣泛參與其中。同時，石經不僅在隋唐兩代漢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得到不斷刊刻，在契丹族、女真族統治這片地域的遼金時期也有續刻，甚至在蒙古族統治的元朝，有高麗來的聖人勸化蒙古僧俗，進行補刻。因此，房山石經中不僅保存了一些久已失傳的佛典，還有大量的題記，寫刻手身份不一，基本上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具有較高的史料研究價值。房山石經題記，是指附刻在經石上的輔助性文字，如刻經的目的、數量、時間、内容、施主、刻者、書人、提點人等，是與北朝龍門造像題記、敦煌吐魯番寫經寫本題記并重學林的古代三大題記之一。據統計，現在房山石經題記共計六千八百餘條，其中遼金題記六千餘條，這些題記書法由于寫的不是佛經正文，則書風上更為自由、随意，有楷書、行書和草書，面貌豐富不拘一格，更能反映出不同層次書者的書法水平，如5洞3《靜琬唐貞觀二年石經山刊經題記》，用筆近褚體書風，結字寬博，個别字形沿用“碑别字”。8洞120《佛說當來變經》下方的冀州張龍丘文并書的《周文奭等造經發願文》，是房山石經中罕見的行草書長篇題記。1洞45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六百劉湘遼重熙十年九月提點書镌題記》，書體使用遼代盛行的歐體，結體瘦硬，楷法森嚴。又見5洞18《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慧月達牧補刻題記》，結體平正，字形方正，變化不多等。房山石經中還有不少“施手書”的人士，如“析津府鄉貢進士張角施書”（塔下785、塔下640《力莊嚴三昧經》）、“開元廿七年三月廿七日弟子李景炎施書”（2洞741《大方等大集經》，隸書）、“布衣張祜施書”（塔下21《觀佛三昧海經》）等，這些書經人以書法為功德，助力寫經事業，應該是當時的書法名家，他們的書名托石經以存。

此外，房山石經中還摻雜保存了十餘通關于巡禮題名的碑刻，均為唐代。這些碑刻錄文首次在《房山石經題記彙編》中出現，而圖版并未面世。經《房山石經題記整理與研究》（圖錄卷）出版，專門提取了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這批巡禮題名的碑刻拓片，經拍照整理後公諸于世，并正式命名為“巡禮題名碑”。“巡禮題名碑”往往是兩面刻，為方便樹立，在下端配有榫卯。十餘通“巡禮題名碑”都刻有“某年四月八日”，而農曆四月八日是本師釋伽牟尼佛誕辰日，安史之亂後，平民階層話語權提升，開始廣泛參與到房山石經刻經事業中，必然導緻題刻姓名的需求和篇幅擴大，這就使本來在石經一隅刻人姓名，變成将石經的背面全部作為題刻人名的空間，如《大般若經卷第四百七十》碑陰巡禮人題名。可見唐代時巡禮已是重要的民間佛教儀式，這些無名的民衆借信仰之名開始流動，反映了當時的宗教信仰和社會風俗。從“巡禮題名碑”拓片中可明顯看出镌刻字迹出于衆手，人名字迹大小錯落，良莠不齊，天真稚拙與沉着痛快并現，似出自巡禮人親筆所書，又可能不是同時镌刻，是唐代民間世俗書迹有根據的體現，無疑展現了唐代民間書寫真實面貌，相信對補充唐代民間書風和中國書法史上“經典與民間”的問題思考定有所助益。

餘論：“中國刻經書法史”研究的倡導

中國佛教與書法藝術關系密切，抄經、刻經作為佛門重要功德和弘揚佛法的必要手段，參與者衆多，從民間到宮廷皆有，他們虔誠的信仰和無盡的努力，使得寫經和刻經在技藝上經過長期訓練和累積，同時借鑒“俗書”特點，成就斐然，影響深遠，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無論是滅法運動還是末法思想，摩崖刻經的出現與碑版刻經的銜續，使刻經活動從最早的發現于河南博愛縣青天河北魏永平二年（五〇九）《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廿四》，至璀璨碩大的北朝摩崖刻經，再至隋唐以來經文完備、規模最大的實物遺存房山石經，一起勾勒出了一條清晰的“中國刻經書法史”研究脈絡，透過北朝摩崖刻經至隋唐遼金元明時期的刻經書法，可考察其完整的書法演變全過程，亦可為整個中國書法史的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基金資助：北京市博士後工作經費資助項目“北京房山石經與‘中國刻經書法史’研究”階段性成果。）

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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