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環球網

【環球時報-環球網報道 記者白雲怡】今年上海的春天，被新冠肺炎疫情所籠罩。核酸檢測、隔離封控、搶菜團購，代替了往年的踏春出遊，成為了上海人的日常。

在疫情風暴下，“社區團購”已成為目前上海市民獲得物資保障供應的一個重要民間渠道，也成為這座超大城市一條新的城市食品供給鍊。而由此而生的一個個“團長”們也成為上海這輪疫情中最為人關注的角色。

《環球時報》日前對話上海浦東一名“團長”多多，聽她講述成為“團長”後的煩惱與快樂。從多多的經曆中，我們或許也能一窺疫情之下上海供保工作和基層治理的複雜，看到上海人一個月來生活的真實變化。

2022年4月23日，上海部分商超門店恢複運營。

環球時報：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團長”？為什麼想做這件事情？

多多：我家在浦東新區，屬于疫情相對嚴重的一個區域，所以我們的小區在3月9日就被第一次封閉管理了，19日解封，一周後也就是3月26日，又再次被封閉至今。

我自己是一個有囤貨習慣、而且喜歡網購的人，平常也會參加很多電商平台組織的活動，對供應渠道比較熟悉，搶菜“手速”也不成問題，再加上家裡有冰箱、冰櫃，所以雖在疫情之下，但我自己家的物資一直都比較豐富。

小區封禁初期，我們的業主群裡有一些商家組織的團購，我也嘗試過參團，但後來發現，這些團購有些東西價格很貴，質量也不好，甚至有個别商品不是正規品牌，居民們也有不少不滿意的。于是，我就萌生能否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大家解決點現實問題的想法。後來，在大家的鼓勵下，我在4月10日正式“上任”，當上了“團長”。

環球時報：做“團長”有哪些工作？成功團一次菜，需要過哪幾“關”？

多多：當“團長”的第一步是統計需求，彙總大家的需求，這一塊的具體工作還是挺多的，畢竟衆口難調，我們需要盡量找到讓大部分人都滿意的套餐組合，隻有這樣才有可能成團。

第二步是和各個供應商和渠道對接、協調價格和配送等問題。做到這一步時，一個問題出現了：之前負責我們小區團購的一些個人和商家對我們不高興了。由于我們自己團購的東西價格比他們低不少，他們便覺得我們對他們形成了某種“競争”，後來一度給我們使了一些絆子。

這個困難是我此前沒有預想到的：最初，我确實是抱着困難時期幫大家一起買東西的心态，根本沒想到很多事情居然會這麼複雜、困難。

第三步是物資到後的分派。除了封控的樓棟是“大白”幫助送貨，其他樓棟主要是由我們團員自發做志願者穿上防護服負責派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特别注意防疫規定，以及不要給防疫工作人員增添更多工作量。

最後是打款。這期間再次出現了波折：我的銀行賬戶因為短時間多筆小額資金流入被銀行凍結了！于是我趕緊和銀行溝通，提交各種證明和我們團購的材料，還好很快就被解封了。後來銀行的工作人員在和我聯系時還聊起了團購的事，他也覺得很有意思。

總而言之，盡管一波三折，但最終結果還是不錯的：我們終于在4月18日接到了第一批物資！這時距離我“走馬上任”已經有一周多時間了。

環球時報：從封禁最初幾天到現在，你們小區居民團購和需求東西有變化嗎？

多多：封禁最初幾天，大家團的主要是一些蔬菜、雞蛋等最基礎的食物，隻要能吃就行，也不在乎質量，隻要保證不餓肚子就好。後來，慢慢開始可以買到一些蔥、姜、蒜等調味品，再後來，大家已經想買也可以買到一些質量好一些的食物，還有水果、蛋糕等副食甚至零食。

我們4月10日發起的團購實際上就已經涵蓋了牛排、雞腿肉、雞翅、蛋糕、牛奶等“改善型”的食物，滿足大家相對多元的需求。

環球時報：我們注意到，有些小區自發的團購被認為是“野團”并被叫停。你們小區情況如何？你了解一些“野團”的情況嗎，怎麼看“野團”的存在？

多多：我們小區是這樣定義“野團”的：發起團購必須在居委會報備并通過，否則就是“野團”。

不過現實中我了解到的“野團”分很多種情況，比如有的“野團”是小區居民自己認識菜販子，拜托菜販子為小區一些業主送菜；有的是附近開餐飲店的店家，自己有一些進貨的渠道，為小區居民供應一些食品等。

此前一家負責為居民保供蔬菜和農産品的企業被小區認為是“野團”，實際上這家企業是被“上海發布”所認可的保供渠道，手續也正規，周邊居民對他們提供的農産品質量、價格都有不錯的反饋。然而，他們在為我們小區供菜的時候，和小區居委會産生了挺多摩擦，甚至于上升到了報警的層面。

我的看法是，如果是雙方就物資派送過程中的防疫問題有分歧，應該做的是盡可能協商溝通、互相配合，找到最終既能滿足防疫要求、又能保障大家物資需求的辦法，而不是簡單化地扣上“野團”的帽子。

當然，我認為有一些“野團”的确需要被監管。比如封禁最初幾天，我們小區很缺牛奶，有人自己通過别人發起的團購買到牛奶後，直接加價50元在小區裡“倒賣”；最近幾天不缺牛奶了，可樂成了緊俏品，又有人囤積了别人找來的低價可樂，誇張地加價140元去轉賣。我覺得這些趁着疫情混亂情況擾亂大家物資供應和風氣的情況，是真正需要被嚴厲打擊的。

環球時報：你們小區的老人多嗎？據你了解，他們的生活和供應情況現在怎麼樣？

多多：我所在的小區獨居老人比較少，大部分是老夫妻一起住，子女會幫助買菜，由志願者幫助派送。

不過我們小區有一戶夫妻兩個都陽性被送去了方艙，小孩一個人在家沒人照顧，吃飯成問題。陽性的父母很着急，一直在求助。後來小區裡的一些教師黨員成立了一個“臨時黨委會”，最終解決了小朋友和其他一些獨居老人的吃飯問題。

環球時報：你怎麼評價你們社區在這輪疫情中的供保工作？

多多：最初我家物資很充足的時候，我看到朋友圈和互聯網上的一些信息，總感覺情況沒有那麼糟糕，也覺得自己家小區的居委會工作還不錯。可在我當上“團長”後、切身做了一些事情後，我的想法有一定改變。在我看來，居委會的“官”不大，但在一個小的社區中，它是實實在在的管理者，是接觸市民最多的人，如果他們“打官腔”或生硬冷漠，就會讓居民在情感上感到愈發無助，進而滋生更多矛盾和情緒。

環球時報：在當“團長”期間，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得到過哪些幫助，經曆過哪些委屈？

多多：在我成為“團長”這段短短的日子裡，我得到了很多鄰居的幫助。他們幫我在黑夜裡打包物資，騎着自己家的自行車幫我一戶戶地分派，當我面臨質疑和困難時，他們在情感上鼓勵我、安慰我。

記得第二次團購的時候，貨到時正是淩晨，有一袋物資丢了。後來這些團員們自發募捐，幫我補齊了貨款。這件事情讓我非常感動，原來大家會理解到我的不容易。

當“團長”的過程也讓我看到人性的複雜。我們團購的付款方式是這樣的：團員們把錢打到我的銀行賬戶上，并用微信發給我打款截圖，我在彙總大家的錢後再統一打款給供應商的對公賬戶，并公示交易截圖，讓整個過程公開、透明。

然而，讓我沒想到的是，在第一次團購期間，有一戶并沒有打款給我們，而是貼了一張假的打款截圖。這導緻後來我不得不逐個查找，花了兩個多小時一筆筆核對，才找到了這個人，追回了欠款。如果當時我們沒有發現的話，這個損失可能就要由我個人來承擔了。

環球時報：在被隔離的日子裡，你最喜歡做什麼？疫情結束後，有什麼打算？

多多：在家的日子裡，我最喜歡撸貓和打遊戲，還學會了一個新技能——在陽台種蔥。看着青青的蔥苗一點點長高，我的心情就會好很多，雖然遇到很多困難，但生活還會繼續。在未來的日子裡，我願意克服更多困難，也幫助到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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