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劉中民

當讨論中東地區的核心問題時，人們會非常習慣地把巴勒斯坦問題視為中東的核心問題，這在很長曆史時期内也确實符合中東的曆史和現實。但近年來，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滞、“阿拉伯之春”以來巴勒斯坦問題不斷被邊緣化，而同期伊核問題卻成為在全球和地區層面影響國際體系和地區格局演進的長期性熱點問題，并成為影響中東地區國際關系分化組合的動力。

盡管從道義角度強調巴勒斯坦問題重要性無可厚非，但其被邊緣化的處境又是一種殘酷的現實。那麼，伊朗問題是否已取代巴勒斯坦問題成為中東的核心問題呢？中東地區的主要矛盾是否也已經發生了變化呢？這是筆者嘗試思考的問題。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9日，巴勒斯坦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抗議者與以色列邊境警察爆發沖突。本文圖片 人民視覺 資料圖

一、中東地區核心問題的變化：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長期以來，巴勒斯坦問題一直被視為當代中東的根本性問題，由此産生的阿拉伯-以色列矛盾即阿以矛盾也一直被視為中東地區的根本矛盾，尤其是伴随阿以矛盾爆發的五次中東戰争（1948、1956、1967、1973、1982），也成為認識當代中東曆史演進的主要線索，而解決阿以矛盾特别是巴勒斯坦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關于中東事務的核心話語，中東地區國際關系分化組合以及大國關系也以此為核心展開，特别是圍繞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中東和平進程更是成為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中東事務的核心。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巴勒斯坦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并不時爆發沖突甚至釀成局部戰争（如2009、2014、2021年的加沙沖突），但其烈度、規模、影響均無法與五次中東戰争相比。盡管國際社會特别是聯合國仍在不斷關注巴以沖突和巴勒斯坦問題，但自2000年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滞以來，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希望更加渺茫。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國家更加關注的國内發展轉型，以及叙利亞危機、利比亞危機、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相繼成為新生的地區熱點問題，巴勒斯坦問題的邊緣化已成為不争的事實。

伴随21世紀以來中東和平進程陷入停滞，中東地區的另一熱點問題——伊朗核問題以及國際社會圍繞解決伊核問題的博弈，則成為持續至今、矛盾張力遠遠超過巴勒斯坦問題的全球性問題。尤其是2015年伊核協議達成、2018年美國退出伊核協議、2021年美國重啟伊核協議維也納談判，伊核問題P5 1談判機制已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和德國等世界權力中心廣泛參與、複雜博弈的平台。

在地區層面，以色列、阿拉伯國家、伊朗各方之間基于伊核問題不斷發生的分化組合，都使伊核問題成為影響中東地區格局演進的核心動力，甚至奇怪地把長期對抗的阿以矛盾轉化為以色列聯合阿拉伯國家共同對抗伊朗的另類組合，美國則通過異化巴以問題和所謂《亞伯拉罕協議》促成了阿以關系正常化，而美國對阿拉伯國家進行政治動員的抓手則是“伊朗威脅”。

2021年以來，複雜的内外因素導緻地區大國的戰略透支處境加劇，“阿拉伯之春”迸發的諸多矛盾得到相對緩釋，進而使地區大國關系出現積極的緩和，伊朗與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土耳其與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海灣合作委員會内部關系、阿拉伯國家與叙利亞的關系都出現了對話、緩和的積極互動。而以色列則繼續改善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在2020-2021年相繼與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實現關系正常化。

當前中東地區國際關系的緩和主要有三條主線，即以沙特、土耳其、以色列三個主要國家為主體推動的地區國際關系緩和，在此過程中，伊朗與阿拉伯國家的有限緩和也是地區國際關系緩和的一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與伊朗的對抗仍在加劇，沙特與伊朗的對話緩和仍然動力不足。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極力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建立中東版北約即“中東戰略聯盟”，其針對的對象顯然是伊朗。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不僅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對伊朗制裁，而且推動沙特、以色列對抗伊朗。而在巴以問題上，美國則強推令巴方難以接受的所謂“世紀協議”，并在被占領土、耶路撒冷地位和猶太定居點問題上極力偏袒以色列，完全置巴勒斯坦利益和感受于不顧。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6日，沙特阿拉伯吉達，在“海灣合作委員會 3”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中）合影留念。

美國現任總統拜登上台以來，其中東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重啟伊核協議談判、減少對沙特和阿聯酋等盟友的政治和軍事支持、為熱點問題降溫、重提解決巴以問題的“兩國方案”，但由于其戰略重點轉向對抗中俄的大國戰略競争，對中東繼續執行減少投入的戰略收縮政策，其中東政策鮮有建樹。伴随俄烏沖突的演進，中東盟友特别是海灣能源大國在美對俄制裁中的地位日趨上升。因此美國近期在推動加快伊核協議談判的同時，企圖通過拜登訪問中東，組建“中東防空聯盟”，以此實現遏制伊朗和控制盟友的雙重目的。由此可見，美國的中東政策的重心再度聚焦于伊朗。

因此，在筆者看來，從影響大國關系、地區格局的動力來看，伊朗問題都已經取代巴勒斯坦問題成為中東地區的核心問題。需要說明的是，伊核問題隻是伊朗問題的一部分，并非伊朗問題的全部，它隻是特定時期伊朗問題最突出的表現形式，而伊朗問題是包括伊朗與西方矛盾特别是美伊矛盾、伊斯蘭革命、伊朗崛起、伊朗與地區國家矛盾等一系列問題的綜合問題。

當地時間2019年11月10日，伊朗布什爾，布什爾核電站。

二、伊朗問題相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地區重要性不斷上升

在中東地區事務中，巴勒斯坦問題的地位逐漸下降，伊朗問題的影響不斷上升，中東地區國際關系特别是阿拉伯國家、以色列、伊朗三方的關系已經發生重大變化。

衆所周知，巴勒斯坦問題是西方殖民主義特别是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産物，曾經長期是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主題。在阿拉伯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在埃及領導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和西方進行了長期鬥争，其突出表現是前四次中東戰争。

但是，伴随阿拉伯民族主義衰落，在1973年發動“以打促談”的第四次中東戰争後，埃及與以色列進行單獨媾和（1979），導緻阿拉伯世界嚴重分裂。此後阿拉伯民族主義經過兩伊戰争、海灣危機和海灣戰争、伊拉克戰争以及“阿拉伯之春”的沖擊已近于消亡。正是伴随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衰落，巴勒斯坦問題開始從代表阿拉伯集體事業的阿以矛盾轉向巴勒斯坦自身的問題，即阿以沖突向巴以沖突轉換。盡管阿拉伯國家仍在道義和政治層面支持巴勒斯坦，但其支持力度和影響已遠不能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同日而語。

在中東事務中，巴以問題作用下降、伊朗問題作用上升，均始于1979年，其标志性事件是埃及與以色列媾和、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伊朗作為美國的盟友，主要作為美國在海灣地區的戰略支柱發揮作用，對阿以沖突和巴勒斯坦問題的作用相對有限，伊朗和以色列同時作為美國的盟友，盡管關系并不緊密，但也在安全領域有密切合作。由于伊朗伊斯蘭國家的屬性，伊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自然也不能公然親以色列，伊朗與阿拉伯國家矛盾也并不突出。

但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徹底改變了阿拉伯國家、伊朗、以色列三方關系的格局，伊朗在意識形态上把以色列、親美的阿拉伯國家（特别是海灣阿拉伯國家）視為美國和西方的附庸加以反對。以色列作為“大撒旦”美國的追随者，是必須消滅的“小撒旦”，反以成為伊朗革命意識形态的核心，并服務于伊朗在伊斯蘭世界建立合法性和領導地位。沙特、伊拉克等海灣國家成為伊朗輸出革命的對象，并由此成為1980-1988年兩伊戰争的原因之一。由此，伊朗與以色列、阿拉伯國家的意識形态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同時上升，事實上伊朗成為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共同反對的敵人。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阿以沖突背後也有伊朗對抗以色列的因素。其突出表現是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黨，作為伊朗的代理人開始長期對抗以色列，這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即第五次中東戰争以及2006年黎以戰争的原因之一；巴勒斯坦哈馬斯作為反對以色列的激進力量，更是得到伊朗長期支持。

冷戰後，海灣戰争曾使得伊朗與阿拉伯國家、以色列的矛盾受到一定的控制。但伴随21世紀以來伊朗在伊拉克戰争後的崛起，伊朗核開發被沙特等阿拉伯國家視為威脅，“阿拉伯之春”以來伊朗與沙特的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奪地區領導權矛盾全面加劇，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矛盾全面加劇。

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也持續加劇，雙方從輿論攻擊到影子戰争再到在第三方的沖突（如叙利亞）此起彼伏。伊朗支持真主黨、哈馬斯等攻擊以色列，以色列則對伊朗國内外目标和人員極盡各種手段進行打擊，并極力反對伊核協議。

21世紀以來，盡管巴以沖突依然存在并時有沖突爆發，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卻在不斷改進，而美國的推動以及共同對抗伊朗則是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不斷走近的動力。除早先與以色列建交的埃及（1979）、約旦（1994），在特朗普政府《亞伯拉罕協議》的推動下，以色列在2020-2021實現與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關系正常化，至此以色列已經與近1/3的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且仍有可能在短期内繼續增加。美國、以色列、阿聯酋、印度還建立了“四方對話機制”。

2022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發展異常迅速，經濟和安全合作不斷深入。以色列已經與阿聯酋建立自由貿易區，并在阿聯酋、巴林部署雷達裝置，其合作可謂如火如荼。美國目前還在推動以色列與沙特建交，并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建立針對伊朗的“中東防空聯盟”。2022年4月以來，美國、以色列、埃及、阿聯酋、巴林、摩洛哥舉行了内蓋夫沙漠峰會；埃及、以色列、阿聯酋舉行了沙姆沙伊赫三方會議；約旦、埃及、阿聯酋、伊拉克四方召開亞喀巴峰會。這一系列活動都與以色列、阿聯酋的極力推動密切關聯，旨在加強針對伊朗的政治和安全合作。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之間，巴以問題和阿以關系的分離趨勢日益明顯，即阿拉伯國家盡管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反對以色列，但更多僅停留在道義和輿論層面。但阿以雙方針對伊朗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合作卻是實實在在，其本質是巴以問題在三方關系中作用下降，而伊朗問題的作用上升。

當地時間2021年11月8日，伊朗，伊朗開始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這次演習代号為“祖爾法加爾-1400”（Zolfaghar -1400），演習地點包括紅海和阿曼灣。

三、伊朗問題相對巴以問題的全球重要性不斷上升

在國際體系和大國關系層面，巴勒斯坦問題也日趨邊緣化，而伊朗問題則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戰略重要性和迫切性都越來越高于巴勒斯坦問題。

毋庸置疑，巴勒斯坦問題曾經是大國鬥争的焦點，中東和平進程也曾經是冷戰後美國主導下的中東事務的核心。在冷戰時期，阿以沖突曾經是美蘇矛盾鬥争的焦點，美國和蘇聯基本上分别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主要支持者，當然美蘇和阿拉伯國家的關系分化組合異常複雜。

伴随蘇聯衰落、冷戰緩和、阿拉伯世界的分化，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并成為美國建立中東地區秩序和全球領導地位的重要路徑。上世紀90年代，美國推動的中東和平進程取得重大進展。1991年西班牙馬德裡會議召開，1993年《奧斯陸協議》确立“兩國方案”和“土地換和平”原則；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建立。但美國克林頓政府推動的中東和平進程最終功虧一篑，并在2000年以後伴随巴以沖突加劇陷入停滞，而此後反恐戰争、伊核問題、“阿拉伯之春”相繼成為美國中東戰略的主要議題，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持續進行中東戰略收縮，都導緻巴勒斯坦問題持續邊緣化。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也嘗試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但已經明顯力不從心并收效甚微。2007年召開的巴以問題安納波利斯會議失敗，美國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已經江郎才盡。2013-2014年，美國推動巴以雙方舉行的華盛頓和平談判無果而終。

在特朗普時期，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是在繼續進行戰略收縮、減少投入的情況下，通過遏制伊朗整合在奧巴馬時期日漸疏遠的盟友關系，重點強化美國與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關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領域承擔更多任務和成本，進而增強美國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權。

特朗普涉及巴以問題的政策内容包括：首先，美國在巴以問題上采取明顯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圖強推解決巴以問題的所謂“世紀協議”，其中包括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承認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部分領土的主權；在巴勒斯坦建國問題上，美國拟建立一個解除武裝、沒有軍隊，即主權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國，這完全颠覆了巴以和談的基礎。其次，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分化阿拉伯世界。

總之，2000年以來，中東和平進程不斷受挫并陷入停滞狀态，而美國失敗的中東政策和巴以政策與中東形勢巨變相結合，都進一步加劇了巴以問題的嚴重邊緣化。

再來簡單分析一下伊朗問題重要性的不斷上升。

首先，伊朗問題的根源之一是美國和伊朗的深刻矛盾，美伊雙方長期對抗是制約伊核問題和伊核協議談判屢次陷入困境的結構性矛盾，并使伊朗問題特别是伊核問題成為全球性和地區性戰略問題。

美伊關系逆轉同樣始于1979年，即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了美國支持的巴列維王朝，使伊朗從親美走向反美，對抗和遏制伊朗從此成為美國中東戰略的核心議題。蘇聯解體和海灣戰争後美國獨霸中東，美國依靠“西促和談，東遏兩伊”的政策主導中東事務，美伊矛盾持續惡化，其對抗也延續至今。

從伊朗方面看，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作為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态的核心内容，直接關系到伊朗伊斯蘭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伊朗通過“輸出革命”支持和塑造地區内反美力量，威脅美國地區盟友等對抗美國和西方的做法，都是美國仇視伊朗的意識形态和現實根源。從美國方面看，美國在政治上長期尋求颠覆伊朗伊斯蘭政權，在經濟上長期制裁導緻伊朗經濟深陷困境，在軍事上不斷威懾使伊朗的不安全感不斷加劇，都是伊朗長期奉行反美主義的根源所在。

自2015年伊核協議簽署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以來，美伊雙方博弈内容既包括伊核問題本身，但更加難以解決的問題是伊核問題之外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其核心是雙方的意識形态鬥争和地緣政治對抗。

從更深層次上說，伊朗與西方的矛盾異常複雜，既涉及古代波斯帝國與古希臘、古羅馬長期沖突的曆史，又涉及近代以來西方列強歐美對伊朗的侵略與幹涉，其曆史和現實因素異常複雜。

此外，伊核問題作為伊朗問題的集中體現，不僅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重點，更是國際原子能機構、聯合國以及P5 1機制下大國博弈的焦點，也是全球治理的難題。自伊核問題産生以來，圍繞伊核問題的談判在歐盟、國際原子能機構、聯合國安理會、P5 1機制等多種機制下展開複雜博弈，并受到以色列、沙特等地區國家的影響和掣肘，同時更受到美國退約的嚴重消極影響，也受制于美國和伊朗國内政治的特殊制約，進而異常複雜，可謂新世紀以來國際關系中最為跌宕起伏、充滿張力的熱點問題。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在地區和國際層面，巴以問題呈現地位下降、和平進程陷入僵持，并被各方嚴重邊緣化的處境；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問題對地區和國際的影響不斷上升，其引發的國際博弈張力也不斷擴大。因此，伊朗問題已取代巴以問題成為中東地區的核心問題。筆者持此看法并非在主觀上輕視巴以問題，更不是厚此薄彼，做出上述判斷主要是強調中東問題的現實複雜性。事實上，巴以問題和伊朗問題也存在複雜關聯，正視伊朗問題的戰略重要性，國際社會合力解決伊朗問題，也有助于為解決巴以問題創造條件。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曆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責任編輯：朱鄭勇 圖片編輯：陳飛燕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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