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14歲的康熙帝提前親政。當時，有三件大事擺在康熙面前，讓康熙糾結不已。為此，康熙還将這三件事寫在宮中的柱子上，以示鞭策，康熙後來回憶說：

“朕聽政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至今尚存。”

康熙所慮的三件大事，分别是三藩、河務、漕運。

到了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結束後，三藩問題解決，但河務和漕運問題卻非常棘手，尤其是河務，幾乎每年都會發生黃淮水患，百姓苦不堪言。這時，清朝出現了一位“超級專家”，他為康熙治河十餘年，在一片争議中悲泣下野，但卻造福了萬千百姓。康熙曾評價他為“治河第一人”，這位“超級專家”，名叫靳輔。

靳輔是清代名臣，更是賢臣。同時，他也是一位悲情人物，他死後，黃河岸的百姓為他立祠，在中國古代水利史上，他占有非常重要的曆史地位。

本文，筆者和大家分享靳輔，希望透過洶湧的黃河古道，來認清一位兢兢業業的清朝“大禹”。

在漫長的史海中，“治水”是永恒的話題。從遠古時代的大禹，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李冰，從到東漢的王景、到元朝的郭守敬，這些治水名人們耗費心血，其目的都是要保百姓免于洪災之困。

要知道，古代官員自古讀孔孟之言，水利并不是必修課，很多人讀萬卷書，對治水一竅不通。再加上古代沒有科學之說，對于治水者來說，隻能靠前人積累的經驗。

除了要有“經驗”以外，還需要兩樣東西，用孟森在《清史講義》中的話說：

其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潔，第二即勤懇。

之所以要廉潔，是因為治水過程中必然要經手許多錢款，既要保證自己不貪污，又要約束上下級不動歪心思，确保錢款全部用到實處。之所以要勤懇，是因為治水涉及面太大，考察、丈量、施工都要親力親為，頭頂烈日，腳踩泥濘，甚至還要“三過家門而不入”，這樣方能不負民望。

因此，想成為一位治水名臣，要同時擁有經驗、廉潔、勤懇三方面優勢，難度非常大。

說完人的問題，再說水的問題。靳輔治水，主要是治理黃河。從夏朝開始到清朝鹹豐時期，黃河一共經曆6次大改道，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改道，發生在明朝明孝宗弘治年間。當時，明朝為了漕運的方便，強行截斷黃河黃陵崗支流，導緻黃河北流決口，黃河水肆虐，自由沖擊改道，最後，黃河和淮河交彙，讓洪水更加瘋狂，造成非常慘烈的後果。所以，到了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黃河幾乎每年都會暴發洪災，沿河郡縣土地盡淹，苦不堪言。下圖為曆代黃河改道圖，清朝初年的黃河故道，并不經山東入海。

面對這些問題，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每年都要從國庫中拿出大量金錢來治河，但效果甚微。不僅如此，統治者還信奉迷信，每年都要祭祀“河神”，祈禱“河神”能護佑沿岸百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間的河督王光裕，康熙本對王光裕委以重任，不曾想王光裕到揚州轉悠了兩年多，治河方案提了一個又一個，最後總以“銀錢不足”為由，毫無作為。最後工部尚書冀如錫實在看不下去，親自視察河工，終于意識到王光裕是在磨洋工，于是一紙奏疏，将王光裕彈劾下馬。

《清史稿·冀如錫傳》雲：

王光裕無治河才，所治堤工皆不實，乞罷之，别簡賢員立驗勘之。

王光裕下馬，康熙急需治河能臣，這時，本文的主人公靳輔走馬上任。最初，康熙也沒想到，靳輔竟然是治水的“天才”，更沒想到，像靳輔這樣的天才，也會因治水而被罷免。

靳輔是誰呢？《清史稿·靳輔傳》記載：

靳輔，字紫垣，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九年，以官學生考授國史館編修，改内閣中書，遷兵部員外郎。

靳輔祖上是山東曆城人，明朝末年遷居遼陽，清朝建立後，他的家族被編入鑲黃旗。順治年間，順治帝下令設立八旗官學，從八旗子弟中挑選才華出衆的青年集中培養，靳輔在順治九年入官學，随後進入仕途。到了順治末期，靳輔已經擔任兵部員外郎。

到了康熙十年，靳輔官至安徽巡撫。在安徽，靳輔有一番作為，《清史稿》雲：

疏請行溝田法，以十畝為一鞬，二十鞬為一溝。溝土累為道，道高溝低，澇則洩水，旱以灌田。

可見，靳輔在安徽時期的政績，主要在“水利”方面，說明靳輔在這方面頗有天賦。

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爆發，清廷措手不及，隻得把所有的人力和财力都用在平叛上，當時黃河肆虐，民不聊生，清廷無暇顧及。到了康熙十六年，清朝在戰争中逐漸掌握主動權，康熙決定治理河道，而靳輔則被推薦為河道總督。靳輔當時面臨的情況非常嚴峻，史載：

高家堰決三十馀處，淮水全入運河，黃水逆上至清水潭，浸淫四出。砀山以東兩岸決口數十處，下河七州縣淹為大澤，清口涸為陸地。

靳輔到任後，立即考察周邊情況，召集黃河兩岸有識之士讨論治河之策，一日之内連續給康熙上了八道奏疏，這就是著名的“一日八疏”。

靳輔總結了曆代治河的經驗，認為之前治河之所以屢屢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方官隻着眼于自己的轄區，即“以尺寸治河”，以往官員，僅僅把一省或一州縣的危機解決，然後任由河水沖刷下遊，待下遊河道阻塞，仍然會危及上遊，造成之前的治理成果則功虧于潰。靳輔的方法是：

審其全局，将河道運道為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

靳輔強調，治理黃河關系到數省的安危，應該把河道和漕運問題一起解決。當靳輔把自己的想法彙報給康熙的時候，康熙當然是贊同的，但康熙也有兩點顧慮：

第一，如此大規模的黃河治理工程，需要耗費國庫巨大的财力。康熙到底要不要拿國庫和靳輔賭一把？

第二，靳輔的野心很大，萬一靳輔治河失敗，黃河沿岸數省數百萬百姓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脅，甚至可能動搖帝國的根基。康熙敢不敢給帝國做這麼大的“動作”？

靳輔知道康熙的顧慮，靳輔最終提出，他一方面會節省開支，另一方面也會承擔後果。就這樣，靳輔開始了他的治河事業。

靳輔的修河計劃非常龐大，簡單可概括為八點：

其一，欲治理上遊，必須先疏通下遊，這個工程量非常大，涉及河南、安徽、江蘇等省。

其二，清理青口淤泥，青口是黃河和淮河交彙處，清理青口，目的是引淮河之水“洗刷”黃河。

其三，修洪澤湖沿岸的堤壩。

其四，修補黃河、黃河以往容易決口的地方。

其五，疏通青口到高郵湖中間的清水潭運河。

其六，改變運河口，合理解決水利和漕運之間的矛盾。

其七，在黃河上遊建立大量減水壩，這一點引起了巨大争議，下文還會提到。

其八，竣工後，設立守河兵。明确河道管理，責任明确。

靳輔治河，工程量之大，數百年來亘古未有，為了給康熙開源節流，靳輔也絞盡腦汁，靳輔在給康熙的奏折上說：

宜令直隸、江南、浙江、山東、江西、湖北各州縣預征康熙二十年錢糧十之一，約二百萬。工成後，令淮、揚被水田畝納三錢至一錢；運河經過，商貨米豆石納二分，他貨物斤四分。（出自《清史稿》）

靳輔的意思是，讓直隸等6省先預交一部分錢糧，等河道和漕運修築完成後，從過往商船中收取少許費用，用以歸還。

相比于“開源”，靳輔更注重“節流”，例如，在疏通清水潭運河這個大項目上，靳輔親臨現場，巧妙設計，工部尚書冀如錫原本預計需要耗費57萬兩白銀，結果靳輔僅僅花了9萬兩。

古往今來，治理黃河之人很多，為什麼靳輔能夠獨樹一幟呢，在筆者看來，靳輔擁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品質：

第一，靳輔有敢于直面黃淮水患的勇氣。黃河肆虐，曆任前輩都沒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靳輔信心滿滿，仍打算大範圍治理黃河，勇氣可嘉。

第二，靳輔有以身許國，不計個人安危魄力。靳輔提出“審其全局”，大範圍治理黃河的策略，勢必将自己陷于輿論的焦點，同時也擔負巨大的風險。但靳輔沒有猶豫，他甯願舍棄性命，也要治理山河，保護百姓。

第三，靳輔有勤懇、廉潔的品格。靳輔治河，需要經手大量的錢物，但從沒有人彈劾靳輔貪腐。靳輔治河多年，在河道總督衙門的日子很少，他總是親臨現場，或腳踩泥濘，或身穿短褐，不敢有絲毫懈怠。

《道德經》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很明顯，靳輔用自己的勤勉和勇氣，成為了一位名垂青史的治河名臣。然而，他雖為名臣，卻在治河之路上曆經坎坷。

靳輔治河開始于康熙十六年，從康熙十七年開始，靳輔就開始遭受各種質疑。康熙十七年，天降大雨，上遊河水暴漲，靳輔在下遊尚未完工的堤壩發生多處決堤，此舉引起震動。禦史們認為靳輔耗費巨資，結果不盡如意，有渎職之嫌。根據《康熙起居注》記載，康熙在内閣會議上也感歎：

“修治決口，費如此多的錢糧，不久複決，此事如何？”

此時的康熙也很糾結，他若此時突然不信任靳輔，那此前的巨額耗費豈不付諸東流？但若繼續信任靳輔，如果靳輔真的是浪得虛名之輩，那康熙豈不成了笑話？

最終，康熙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他先将靳輔革職，然後讓靳輔戴罪修河。此後幾年，靳輔誠惶誠恐，以“戴罪”之人的身份兼任河道總督之職。有幕僚建議他辭職，靳輔則認為，事已至此，隻有證明自己。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靳輔治河再次引來巨大争議。這一年，黃河在宿遷徐家灣發生決口，靳輔大驚失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于将缺口塞住，不料洪水太過猖獗，下遊的蕭家渡再次決堤。

這件事讓許多人對靳輔再次産生懷疑，當時有個叫崔維雅的州官，率先提出靳輔修建減水壩之法有誤。一石激起千層浪，朝臣們紛紛彈劾靳輔，康熙無奈，派戶部尚書伊桑阿勘察河工。伊桑阿雖然熟悉錢糧事務，但對治河并不精通，他聽了靳輔和崔維雅的彙報後，覺得二人說的都有道理，不知如何裁決（或許因為怕擔責任），伊桑阿回到京城後，把情況彙報給了康熙。康熙沒有辦法，隻得召靳輔入京，當着六部九卿的面，讓靳輔和大家辯論。

從這件事來看，康熙算得上是一位明君，他雖然不懂河工，卻知道兼聽則明。

在辯論會上，靳輔非常激動，堅信自己的方法沒有錯，而且他認為，雖然徐家灣和蕭家渡發生決口，但這隻是“人事”在個别方面沒有戰勝“自然災害”，而黃河治理方案整體上已經接近完成，不能因為這兩處決口就完全否定自己的方案。康熙最終被靳輔說服，命靳輔繼續治水。

第二年，靳輔加固了蕭家渡等堤壩，并且上書給康熙，要求在河南開封和歸德境内修築河堤，并且提出加固青口附近四十多處的堤壩。靳輔懇請康熙批複這些工程所需的錢糧，并且對康熙說：“成與不成，在此一舉！”康熙也希望見證這件大事，全力支持靳輔。當年七月，康熙兩次派欽差巡查河工，發現雖然黃河水滔天，但河道堅固，往來船隻暢通無阻，康熙立即将靳輔官複原職，感歎道：

“前見靳輔為人似乎輕躁，恐其難以成功。今聞河流得歸故道，良可喜也。”

從這句可以看出，康熙最初對靳輔也不是百分百有信心，現在靳輔修河成功，康熙終于松了一口氣。

康熙二十二年，31歲的康熙南巡，主要是視察黃河。見到靳輔的治理成果，康熙非常高興，他将靳輔贊揚了一番。康熙感歎道：其他官員都是想盡快做出政績，隻有靳輔懂得循序漸進，敢冒風險，為百姓謀福。

康熙回京之前，贈送了靳輔一首詩，勉勵靳輔再接再厲。靳輔得到康熙的鼓勵，信心倍增，他在宿遷、桃源、清河三縣的黃河北岸新挖一條“中河”，中河的形成，在中國漕運曆史上意義重大，史載：

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為國家百世之利。

靳輔開挖的中河，從青口開始截流，不僅減緩了黃河水的洶湧之勢，也直接免除了下遊七個郡縣的洪災。同時，漕運船隻從清河通過，直接繞過黃河一百八十裡的險路，既節省了時間，又避免了風險。

中河的成功，再次印證了靳輔的能力。然而，不久後，靳輔再一次陷入輿論的漩渦中。

康熙二十四年，靳輔要求在徐州等地再次修築減水閘，減水閘的作用是蓄上遊之水，減緩對下遊的沖擊。但這就暴露了一個缺點，一旦減水閘建成，上遊的洪水不能及時排洩，造成積洪，勢必會淹沒上遊的農田。所以，靳輔提出這個方案的時候，康熙就說“減水閘益河工無益百姓”，意思是，這件事雖然對治河有利，但對上遊百姓卻是災難。

其實，這是一個辯證的問題，治河的前提還是為了百姓，隻不過靳輔是想犧牲小部分百姓的利益，換取更多百姓的利益。但前者的犧牲顯而易見，後者的獲利卻不是立即能看到的，這就引發了紛争。

最先和靳輔打擂台的人，是清朝名臣于成龍（小于成龍），于成龍當時擔任安徽按察使，同時協助靳輔治河。靳輔要修築減水閘的事情，直接導緻安徽北部一些區域受災，于成龍認為靳輔此舉非常不合理，這件事引起了雙方的激烈争論。

随後，康熙下令讓靳輔在治理黃河的同時，也解決高郵湖淹沒民田之事，其實，這是康熙看到靳輔治河有一定成果後，對靳輔提出更高的要求。康熙當時的建議是“引高郵等處建水閘所洩之水入海”，意思是，高郵湖之所以淹沒民田，本質上是靳輔修築減水閘導緻的，現在要把這些水引入到大海裡。接到聖旨後，于成龍謹遵聖命，立即勘察河道，打算挖河渠疏洪入海。靳輔則認為康熙的建議不合理，《清史稿·靳輔傳》記載：

（靳）輔謂下河地卑于海五尺，疏海口引潮内侵，害滋大。

靳輔的意思是，高郵湖下遊有些地方比海平面還要低，如果貿然疏通，不僅不會把湖水引入大海，還會引起海水倒灌。

靳輔認為，若想解決高郵湖問題，不能直接挖河，而應該修兩條較長的平行堤壩，讓水從堤壩之間入海。

因為兩者的方案相左，彼此不服，隻得上報康熙，康熙拿不定主意，隻得召群臣商議，最終大多數人認為靳輔的方案不合理，所以康熙采納了于成龍的建議。靳輔由此失去了權力。不過，于成龍的方案最終因“民情不便”而終止，這是後話。

屋漏偏逢連夜雨，靳輔在“敗給”于成龍後，到了康熙二十七年，禦史郭琇彈劾明珠結黨營私，“明珠案”爆發，靳輔因和明珠來往甚密，被歸為“明珠一黨”。禦史們紛紛落井下石，誣蔑靳輔治理河道多年，耗資千萬卻無政績。靳輔深陷“渎職”和“朋黨”兩案之中不能自拔，最終被康熙免職。

筆者之前寫過明珠，也寫過索額圖，其實，明珠在康熙朝權傾朝野，靳輔在修河的過程中的确曾争取過明珠的支持，但是，史料中并沒有留下靳輔結黨營私、貪污受賄的證據，康熙也沒有親口承認靳輔涉嫌黨争。所以，靳輔隻不過是生不逢時，成為朋黨的犧牲品而已。

正所謂“成也治河，敗也治河”。靳輔從康熙十六年開始治河，到康熙二十七年被免職，他在黃河兩岸赤腳行走了11年，兢兢業業治河，雖然成績斐然，但他還是很遺憾的，因為他并沒有完成自己的目标。

靳輔被革職後，新任河道總督王新命上任，王新命并不是個辦實事的官員，他向康熙上疏，說“河道已為靳輔大壞”，認為靳輔這些年治河非但無功，而且罪大惡極。王新命在河道總督任上浸淫了4年，碌碌無為，最終爆出貪腐庫銀六萬兩，讓康熙憤怒不已。

王新命的落馬，讓康熙再次想起了那個鞠躬盡瘁、清廉勤懇的治河名臣靳輔，康熙說：

“及輔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數年之慮。”

意思是，靳輔并不是十分老邁，用他來治河，此後數年都沒什麼可擔心的。

這是靳輔被免職4年後，康熙正式為靳輔恢複名譽。康熙冤枉了靳輔4年後，終于肯定了靳輔。

但是，這時的靳輔已經60歲，長年的河岸奔波早已掏空了他的身體。康熙再次任命靳輔為河道總督的時候，靳輔推辭不掉，隻得帶病上任，當年十一月，靳輔在視察河工時，昏倒在河岸上，不治身亡。康熙聽聞後，痛心疾首，感歎清朝失去一位治河良臣。最終，康熙為靳輔欽賜葬禮，谥号“文鑲”。

康熙朝名臣如雲，索額圖、明珠、陳廷敬、于成龍、李光地都不容小觑，相比之下，靳輔除了有一個“治河”的标簽外，似乎名氣并不大。其實，從政治角度來說，靳輔最高隻是個河道總督，他沒有入閣拜相，但是從曆史角度來說，靳輔比上述幾個人更值得紀念，正所謂“惠及當代，利在千秋”，靳輔的政績不僅對清廷及封建王朝有益，對現代乃至後世都有非常重大的曆史貢獻。靳輔對清朝乃至以後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靳輔目光長遠，用全局的眼光修複了黃淮故道，讓這片區域在此後十餘年内都沒有發生較大的水患。而這片區域都是産糧重地，靳輔保證了黃淮兩岸人民的穩定生産和迅速繁衍，為所謂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礎。

第二，靳輔堅持河工和漕運一起治理的思想，一直延續到了今天。黃河治理，讓百姓安居，漕運暢通，加速貨物貿易。這兩者不僅滿足清廷的财政和政治需要，更促進了整個社會進程中的商業發展。

第三，靳輔的治河不僅成績斐然，而且他還留下了一系列治水思想，這對清朝乃至後世都有非常強的借鑒意義。這讓上位者對黃河的治理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康熙曾評價靳輔是“治河第一人”。雖然黃河在晚清時期曾在此改道，但靳輔留給黃淮的曆史遺産，惠及至今。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說：

“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靳輔治河11年，他埋頭苦幹，兢兢業業，勤懇廉潔，惠及當代，利在千秋，這樣的人，是社會需要的，更是民族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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