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個人憂慮背後的龐大自我

有心理學家将“憂慮”定義為“一種對于情況不能确定的焦躁不安的狀态”，它讓人容易不能享受“本應”能享受的快樂。如果我們過分着眼于心理學、生理學的視角，那麼理解何謂“憂慮”必然涉及嚴格的定義切分，比如憂慮和“焦慮”、“抑郁”、“恐懼”的區别與聯系。與之不同的文化史學家則試圖從日常生活的感受出發，幫助我們更形象地理解憂慮。

在新近推出中譯本的《憂慮》中，愛丁堡大學教授弗朗西斯·奧戈爾曼将憂慮的核心濃縮為一個表征性的詞語：“萬一……？”例如，“萬一我出門沒關門怎麼辦？小偷會進來偷光我的東西”，“萬一我水龍頭沒關緊，明早家裡可不可能像發了洪水？”“萬一我沒有在本科就考進一個很好的大學，那麼之後人生的一切關口，我可不可能都将落後一步？”……

《憂慮:一段文學與文化史》，作者：[英]弗朗西斯·奧戈爾曼，譯者：張雪瑩，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2021年4月

這可能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過的體驗。奧戈爾曼叙述的其實更像是醫學中界定的強迫症——這也是憂慮的一種——當我們談論憂慮時，談的并不是那些正常的為如何攻克難題而殚精竭慮的狀态，而是莫名地為一些自己都知道不值得擔憂的事情而擔憂。而且，我們甚至會在擺脫這種憂慮的過程中越陷越深。正如奧戈爾曼所形容，憂慮是“環形的”，它會進入一個自我證明的循環。當你每次因為家裡的門“萬一”沒鎖好而憂心忡忡，你都試圖用檢查的方式來讓自己安心，你也強化了憂慮的力量，因為下一次，你會更難以不“憂心忡忡”。用學者珍妮弗·香農的話來說，每一次你試圖擺脫憂慮的努力都在喂養這隻憂慮的“猴子”。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句話用來形容個人的憂慮體驗同樣是适用的。甚至在面對心理醫生時，這些體驗都令我們難以啟齒。除了憂慮者本人，誰會覺得“出門了總擔心門沒鎖好”不是件荒誕的事呢？曆史上的許多哲人也這麼認為，比如大名鼎鼎的斯賓諾莎。這位曾用極盡嚴謹的數學方法重構倫理學的學者毫不懷疑理性擁有最終消除不确定性的力量。在他看來，隻要我們嚴格“遵從理性的指示”，就一定能打消這些荒誕的憂慮念頭。心理學家萊希也曾在一本心理自助書中呼應了斯賓諾莎的這一思想。萊希認為，隻要能進行嚴格的“自我分析”，借助理性剖析出真正的“憂慮點”并加以解決，憂慮就不複存在。

然而，在洶湧的啟蒙思潮中，我們很難苛責斯賓諾莎對理性的推崇其實掩蓋了部分的真相：憂慮或許并不源于理性的匮乏，而是理性的過剩。從各方面來說，憂慮者都是一個典型的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的“現代自我”：善于自我監視、自我規訓。這意味着在一個“上帝已死”、習俗崩解的時代徹底依靠自己為每一個選擇搜集信息、分析判斷，并對自己選擇的得失進行反思和矯正。憂慮者擁有強大的理性，可以在選擇中僅僅依靠自己，但也正因為依靠的隻有自己，所以每一個選擇的後果都成為難以承受之重。憂慮就在選擇的徘徊中悄然滋生。

可以說，一切煩惱選擇始。學者何春蕤等就曾在《民困愁城》中專節論述過吉登斯的“現代自我”與現代憂慮症之間密切的關系。不過在奧戈爾曼看來，個體的憂慮可能也并非是一種必須接受的宿命，而是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現代資本主義文化也在無孔不入地締造有關“選擇”的神話，廣告和市場營銷等現代市場經濟運作的基礎要件，常常承擔神話締造者的重要角色。在這種話語中，個人成功與否的關鍵被界定為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選擇，而非其他的因素。相應的，如果結果未能得償所願，也完全是個人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社會學者陳純菁對中國保險市場的調研發現中窺見端倪。據《生老病死的生意》一書記述，國外的保險公司在中國推銷的過程中，較為成功的話術都會強調投保是一種“對自己和家人負責”的選擇，借由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我們能極容易喚起一種内在的道德責任感——如果不投保，萬一出了風險，完全就是自己的“過失”。對個體選擇的過分強調,也能輕松成為阻止追問結構性問題的借口。過度沉溺于憂慮中，可能同樣會導緻這樣的問題。

蒙克畫作《憂慮》。

02

“抑郁現實主義”的力量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認為憂慮總歸還是一種偏負面的情緒。不過，回到開頭處我們提出的那個問題：一個免于憂慮的生活是值得欲求的嗎？大多數人之所以會遲疑，也是因為我們多少或許都看到了憂慮所具有的正向作用。比如，從個人角度來說，我們有憂慮的事兒，也意味着我們有着改變生活的積極渴望，所以才會為結果是否順遂人意而提心吊膽。用奧戈爾曼的話來說，憂慮讓我們免于虛無或者瘋狂。如果我們覺得一切的改變都不會影響結果，我們不會憂慮，這也一定不是什麼好事。

這是奧戈爾曼對憂慮的一個真正關鍵的洞察：至少在個人層面，憂慮感的真正對象往往都很有局限性，也是在心理的“掌控距離内”的事。它們不是所謂宏大而“不切實際”的東西，而是我們内心覺得付出行動“有可能改變”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學生焦慮績點、互聯網從業者焦慮過度競争、父母們焦慮着“雞娃”，這些社會對焦慮的熱議，可能也好過沒有有關焦慮的讨論。如果有一天大家不再焦慮，可能是更危險的信号。

憂慮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另一個詞“憂患”。對于許多的憂慮者來說，對現實保有憂患意識是一種基本的生存邏輯。徐贲等學者将這種心态稱作“抑郁現實主義”，它指的是習慣以質疑、批判的态度審視現實，始終不滿足于現實既有的成就并因此不斷思索着現實繁榮下潛藏的問題，以及規避問題的方案。同時，抑郁現實主義也不是“抑郁”，它有着悲觀主義的外殼，但内裡卻并不放棄任何行動的努力。在徐贲看來，卡夫卡、哈代、奧威爾這些常常憂慮卻又極具行動力和現實關懷的知識分子，是抑郁現實主義的典型代表。

《巴黎的憂郁》，作者：[法]夏爾·波德萊爾，譯者：郭宏安，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9年5月

美國人類學家凱博文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學會忍耐痛苦，并不意味着我們就此不再享受歡樂或滿足。它更多指的是——歡樂和滿足永遠發生在限度之内。它意味着無論當下我們多麼成功，我們都會懷抱着一種隐隐的憂慮，警惕它随時可能失去”。他認為，這種忍耐痛苦的憂患意識，正在這個強調消費和娛樂的當下在年輕人中失傳。這一現實，也讓我們需要珍視“抑郁現實主義”的力量。而在一個後疫情時代，我們固然需要樂觀，也更需要不沉溺于樂觀幻想中的這份“憂慮”，正如《紐約客》近日發表的文章寫的那樣，與新冠陰影共存，需要我們學會“放棄幻想”。

本文原載于8月6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4版。

撰文｜劉亞光

編輯｜徐悅東；走走

校對｜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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