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黃、米、蔡是宋代的代表性書家，被稱為“宋四家”。但其中的“蔡”是蔡襄還是蔡京，則有不同的說法。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蔡”原為蔡京，後因蔡京奸相誤國，為人不齒，而易為蔡襄。但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這是一個涉及書家藝術成就與品格修養、書家成就評定、一個時代代表書家的曆史沉澱、書法批評标準演進等諸多因素的課題。對此進行辨别讨論，對當代書家的自我修為提升及當代書法批評等都具有啟示作用與意義。　

蘇轼《渡海帖》局部

黃庭堅《諸上座帖》局部

米芾《三吳詩帖》局部

蔡襄《暑熱帖》局部

“宋四家”排序判斷之于時代的意義

□黃智陽

一、四家之說的緣起

南宋一代，“宋四家”一詞随書法品評而起，典籍著述中更是常見蘇、黃、米三者并稱，這三家在宋代似已具大家姿态。爾後，陸遊、朱熹等人推崇講究法度的蔡襄書法以校時弊，于是蔡書逐漸在南宋得與蘇、黃、米三人并列，至此有“宋四家”之說。此後，曆代對“蔡”所指為誰，以及蘇、黃、米、蔡四者排序，不乏有文章讨論。清胡敬《西清劄記》中錄有宋末元初王芝在《洮河石硯銘》跋論及：“右為蔡君谟所書《洮河石硯銘》，筆力疏縱，自為一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坡渾灏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以放筆為佳。若君谟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字學亦有風氣，仆謂君谟之書猶歐公之詩也。”文中将四人相提并論，然并無明确先後或是優劣的評斷。後又有元代許有壬《跋張子湖寄馬會叔侍郎三帖》中說：“宋人不及唐者，不獨人不專習，大抵法唐欲溯洄至晉而有未至焉。李建中後，蔡、蘇、黃、米皆名家。”與宇文公諒《跋蔡君谟書寒蟬賦》：“先朝評書者，稱蘇子瞻、蔡君谟、黃魯直、米元章為四大家，并馳海内，縱橫于夷島之間。”從二文中略可察知元人對蘇、黃、米、蔡四者并提似已定論，而序列上則出現蔡、蘇或是蘇、蔡的差異。

蘇、黃、米、蔡的次序直至明代方才确立。明王绂《書畫傳習錄》中說：“世稱宋人書，則舉蘇、黃、米、蔡。蔡者，謂京也，後世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端明書焉。端明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為京無疑矣。”另外孫鑛《書畫跋跋》說：“唐四大家，蓋或雲歐、虞、褚、陸；宋四大家，其蔡為蔡京，今易以君谟，則前後輩倒置，恐君谟不甘。若雲蘇、黃、米、薛，固自穩當。”明朝論“宋四家”，有如王绂、孫鑛者以年歲、輩分論序者，也有以書藝突出、書風鮮明而論者，如董其昌《畫禅室随筆》：“吾嘗評米書，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即米颠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于水之奇。”

然而無論是序年齒長短或是書風獨勝之處，蘇居于首，黃、米、蔡分列于後的順序，自此後漸漸少有疑議。

二、影響力決定排序變動

蘇轼于書法雖目為餘事，然而他在北宋文壇與政壇皆有獨到成就，藝壇間又能引領風騷，其所提出的“吾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充分彰顯其講究随勢自然的書法品鑒。而且曆代皆不乏追随者，如明傅山所倡的“甯直率毋安排”，又或是近代“草聖”于右任在《寫字歌》中所言“起筆不停滞，落筆不做勢，純任自然”，皆是“意造”與“自然”美感的代表。

黃庭堅學藝于東坡，詩書雙全。其書法除蘇轼影響之外，兼及張旭、懷素狂草與《瘗鶴銘》之影響，盡顯提按有節、撇捺輻射之用筆趣味，草書成就甚高。黃庭堅在書法理論上的成就在于“入古出新”“以韻取勝”的主張，以及強調“字外之功”的論述。從山谷學書曆程中可以看出其在臨帖上的用心，他認為書家需心有胸壑以免俗，強調個人書風創作的獨特性、反對工巧。他在《題樂毅論後》中有言：“随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書藝終究要精進脫古，此一觀點不僅對時人，也對明清以降汲古出新的書學影響甚深。

米芾熱衷于收藏與鑒賞，對于晉、唐的書家及書作曾下過苦功臨摹自化。他對草書看法尤其嚴苛，在《論草書帖》中說：“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辄，徒成下品。張颠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以上不難看出，米芾對唐人書的深刻體悟與批評，學書需下功夫臨寫古帖，抱持博習前人方足以自成一家的态度。崇尚晉書的蘊藉内韻，也體現出米芾在書藝上重意韻的追求。他所說的“一日不書，便覺思澀”，這也能在明王铎“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的論述中看到延續。由此可見，米芾對後世書法創作思想影響深遠。

蔡京比起蘇東坡、黃山谷、米芾年歲較輕，在宋代的活躍時間略晚，也不似東坡、山谷文名遠播，是以世人往往将蘇、黃、米并列為“北宋三家”。書史評論曾有依生卒年歲指“蔡”為蔡京，然依前所引述，“宋四家”在宋元之際已頗有公論。我以為就書風而論，蔡襄書法的法度精謹特質，較蔡京書法的姿媚的确更顯獨特。

對于後世書家書技的影響，黃庭堅與米芾二人是較為廣闊的，但是書技與書風的學習屬于形式層面，而蘇轼書學中的文人美學影響在觀念與态度方面更為深入。因此以書法對後世深刻影響方面而言，“宋四家”以蘇轼、黃庭堅、米芾、蔡襄為排序，是較契合書法發展規律的。

三、四家排序的時代意義

從“宋四家”排序的争議來看，各家主張不外乎按年歲、依照書風及對後世影響程度來判斷。在書法發展的漫長曆程中，曆代衆多書家有的逐漸銷聲匿迹，有的曆史地位與價值随着歲月的沉澱益發提升，這無關乎書家是否握有實權、掌握利益，而是關乎書家的作品藝術價值與思想影響的深遠度。

在當代重新觀照“宋四家”排序的意義，是對書法品評的再深入體認。因為時空環境對書風審美判斷的影響是真實存在的，這體現了書法評論可以不斷随時代向前深入的可能價值。“宋四家”排序研究成果，将成為後學者再評述的依據，延續着書法論述的生命契機。

“宋四家”排名之我見

□劉思凱

“宋四家”的問題似乎已成為一個曆史公案。最早提出“宋四家”之說的是元代王芝的《跋蔡襄洮河石硯銘》，他認為“四家”為蘇轼、黃庭堅、米芾、蔡襄。可僅僅隔了一個元代，質疑之聲便起。明代張醜、孫鑛，清代楊賓，直到當代張伯駒、啟功等都對此都提出過不同的看法。其主要分歧還是在于如何排序，以及其中的“蔡”到底是蔡襄還是蔡京的問題。

那麼，到底該如何看待“宋四家”的排名及影響？我以為，還是應站在宋代書法發展的特殊背景和主體特征的角度，從書家藝術表現的個性風格和創造性貢獻上予以界定，也許會得出一個比較客觀而令人信服的結論。

就如同以“尚意”将宋代書法風貌予以統括一樣，以蘇轼、黃庭堅、米芾、蔡襄四家作為整個宋代書家藝術成就的最高代表，不是同時代人所賦予的，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曆史積澱和淘洗之後由後人追加的。這種建立在時間距離學上的文化判斷，雖是由個别人率先提出，可是卻能迅速形成一種普遍認識，必然具有集體認同思維下的從動效應，也體現了民族審美心理的需求。然而，這種認識和結論是否合理、是否準确地反映了特定文化藝術現象的本質，則也未必。

清人梁　在《評書帖》中指出：“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如果說唐人是以“尚法”将書法發展到一個高峰的話，那麼，宋人則是以“尚意”對“尚法”的突圍和創造而将書法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真正使得宋代“尚意”一派書法得以風生水起，并蔚為大觀的主力，是一大批具有深厚文化修養、人格意志和藝術天分的曠世文豪，諸如蘇轼、黃庭堅、米芾以及“二蔡”等。正是這些人的主導與實踐，才使宋代書法在合理繼承的基礎上，緊扣時代主流意識，從而得以創造性地拓展和提升。

當然，最具代表性的還是首推蔡襄。其書法真草隸篆，諸體皆能，“當為本朝第一”。然而，就其書法的藝術性而言，則是繼承多、創新少，且能夠供後人研究的書法思想和書論也僅有“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絕技也”等寥寥數語。他更多的是将精力用于書法實踐之上。他遍臨唐代諸家，于顔楷用功尤勤，從其《萬安橋記》等傳世之作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對魯公筆法、結體、取勢以及精神格度的繼承與堅守；其行書《澄心堂紙帖》筆墨潤暢，疏朗遒媚，頗得陸柬之《文賦》之韻緻，又開趙孟頫的源流；其草書欹正大小，婉轉有緻，運筆飛動，揮灑自如，且以用筆的“散草”而成自家特色。可平心而論，這種以“用功精深”為根基，以“尚韻”“尚法”的古意追求為主導的創新路徑，并沒有使他的書法走出前人窠臼，而顯得創造性不足，當然對整個宋代書法發展的影響也十分有限。但他确實是宋代一位極具承上啟下作用的書法大家，藝術高度和影響力在當時也是空前的。

可真正率先舉起“尚意”旗幟并迅速形成獨自風貌的領袖者，當是蘇轼。論詩，他與黃庭堅齊名，稱“蘇黃”；論詞， 發“豪放派”之先聲；為文，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繪畫，開文人畫之先河。他一生書寫了大量的墨迹、題跋和信劄，其書結體舒坦、筆力縱橫、風格多樣、變化多端。其人生的悲歡離合、文人的情感心境與喜怒哀樂，在其筆墨表現與書寫情境中得以發揮。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到“出新意與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箴言中，便可以清楚地意識到他書法意象的營造，确是在中國書法審美情趣和自身規律的法度框架之内，以内心的完美而展現其人性的精神自由。尤其是《黃州寒食詩帖》等其人生低谷期的書作，時而奔放，時而哀婉，至情揮灑、出神入化，從而形象地劃出了唐人與宋人書法的分水嶺，成為中國書法史上行書的第三塊裡程碑。而《前赤壁賦》則豐腴勁秀、結體扁闊、狀态坦然，其博大、靜谧的内心氣象與從容淡定的悲憫情懷得以最真誠、最質樸、最自由的表現。蘇轼以詩與情、書與意的真聲和諧樹立了宋人“尚意”的大旗，且以其心智和心性而影響久遠，成為這個民族文化中的一個符号。

黃庭堅也是一位大文人，在詩、文、書、畫諸多方面造詣極深，為“江西詩派”的鼻祖。盡管他是蘇轼的學生，可在書法上以其内心的執着和個性，學蘇而不從蘇，學顔卻把顔字推向了張揚恣肆、劍拔弩張的極緻，并在書體風貌與精神意象上與自己的先生拉開了距離。他不僅改變了蘇轼的執筆方法，而且在點畫形态和的運筆取勢上中宮緊收、筆鋒外露、縱深橫逸、氣宇軒昂。尤其是其草書《廉頗蔺相如傳》《諸上座帖》以及《花氣薰人帖》等傳世之作，在用筆、取勢和情感宣洩上都呈現出鮮明的叛逆色彩和毫無顧忌的創造意識，并以尚意、重韻為主調，對晉唐以來傳統書法進行了一次從技法到審美的徹底颠覆，開創了享譽華夏的黃氏書體。

至于米芾則可以這樣認為，他是中國書法史上為數不多的一位純粹的藝術家。他畢生都在搜尋古人法帖，藏帖、賞帖、臨帖是其書法生活的重要組成。可正是基于他對古代法帖的堅實臨摹與繼承，同時也依賴于他性格的狂放不羁，使其在書法的認識和創作中迸發出強烈的出位和叛逆之意，并以“筆勢痛快，鋒出八面”的技法精熟運用成就了其書法面目和藝術風格。技法成為支撐他書法走向成功的重要力量。筆筆不同，跌宕起伏，意味縱橫，引人入勝。然而，技法畢竟不是書法的全部，無論如何精熟，但要靠技法趟出一條書法新路來賦予意的高度和精純，自然是難以奏效的。

因而，我以為，“宋四家”中蘇、黃、米、蔡的順序是合理而貼切的。盡管蔡京的書法成就非常高，為宋代大家，但其創造性價值不足，個人風格也不突出，而絕非蔡襄在書法史上的特殊貢獻與承上啟下作用之顯著。所以，這裡的“蔡”當為蔡襄而非蔡京。

宋代代表性書家的曆史沉澱

□胡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宋代文化興盛發達，宋代書家亦繁若星辰。人稱宋代書家多以蘇、黃、米、蔡“宋四家”相稱。而對四家之藝術成就高低、排名先後，特别是所謂的“蔡”是蔡襄還是蔡京，多有争議。一般認為，蔡即蔡襄，但自明代始即有一些論者認為，蔡原為蔡京，但因蔡京人品為人不齒，後更為蔡襄。而事實上，蔡襄在當世及蘇轼的評價中都被推為當朝第一，其曆史影響遠大于蔡京。那麼“宋四家”是如何在曆史的沉澱中形成的？這就需要我們對宋代及其後的元明書法品評曆史做一梳理。

我們先看一下北宋書家的品評狀況。北宋朱長文在《續書斷》中評價當朝成就最高書家為妙品者三人：石曼翁、蘇子美、蔡君谟。而歐陽修評曰：“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世君谟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蘇轼作為歐陽修的學生，首先肯定其老師的成就：“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但更贊成乃師對蔡君谟的評價，甚至他将蔡君谟尊為師法的對象，稱：“故仆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谟。”

蔡襄卒後15年，蘇轼谪黃州。其詩文書法一變，宋代書法此後也逐漸進入“尚意”階段。黃庭堅放眼書史，力推坡翁。曾說：“餘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于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于掃地。唯顔尚書、楊少師尚有仿佛，比來蘇子瞻獨近顔、楊氣骨。”蘇轼在北宋的影響應該是元祐年間達到高峰，元祐二年（1087）以其為首的西園雅集可以看作是當時文人墨客峰會的标志性事件。黃庭堅、米芾都參與了該次活動。黃庭堅、米芾都是受蘇轼影響，書藝取得很高成就的書家。《宣和書譜》是北宋末年具有官方性質的書法文獻，其論列宋代書家凡20人，其中有蔡襄、蔡京、蔡卞、米芾，獨沒有蘇轼、黃山谷之名。因其時蔡京把持朝政，打壓元祐黨人，甚至下令全國磨除蘇、黃筆迹，因而《宣和書譜》中沒有蘇、黃的記錄。蔡京的書名或許正是在這一階段，其倚仗權勢對自己進行張揚。米芾《海嶽名言》中記其與宋徽宗論書說：“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神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轼畫字。上複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據有關專家考證，米芾雖在蔡京得勢時與其走得很近，但在皇帝面前對蔡京的書法則直言提出了尚“不得筆”的批評。蘇、黃雖受貶谪，但仍作為當時代表書家進行品評。

一個時代的代表書家的論定自然應該是在那個時代之後。如果說北宋人的論說可能尚存人際感情因素的影響，那麼南宋以後的評價則自然更趨符合曆史事實。

南宋皇帝趙構耽于翰墨，其《翰墨志》中說：“本朝承五季之後，無複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終以骎骎不為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趙構所論宋代書家凡七人。稱宋初李建中隻是“姑得時譽”，蔡襄、李時雍隻是有一些體制眉目，而唯有蘇、黃、米、薛才達到“筆勢瀾翻”各領風騷，堪稱最早的“宋四家”之論。這裡的“薛”應是薛道祖，但後來薛則換成了蔡。姜夔在《續書譜》中談行書以蘇、米繼“二王”、謝安、顔柳，談草書稱“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其所論宋代書家止于蘇、米、黃。學者倪思論宋代書家說：“本朝字書推東坡、魯直、米元章，然東坡多卧筆，魯直多縱筆，米元章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經》《樂毅論》《洛神賦》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如吳說輩，皆不可免于俗。獨蔡君谟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這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蘇、黃、米、蔡“宋四家”順序之論。由以上可知，在南宋時期，即已逐漸形成蘇、黃、米、蔡“宋四家”論。而這其中的蔡是蔡襄，而不是蔡京。

再看一下元人對宋書家的評價。趙孟頫有《評宋十一家書》，其論書家中含蔡襄、蘇轼、黃庭堅、米芾，獨無蔡京。郝經《叙書》中舉宋書家，論楷有蘇轼、黃庭堅、米芾；論擘窠大字有蔡襄、蘇轼、黃庭堅、趙秉文；論行書有蘇轼、黃庭堅；論草書則有蔡襄、蘇轼、黃庭堅、米芾、趙沨、趙秉文。基本為蔡、蘇、黃、米以書體不同的分别論列。鄭杓、劉有定《衍極并注》論宋代書家有錢忠懿、杜祁公、蘇才翁、蘇子瞻、米元章、黃魯直、劉濤等。其又載：“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奸傀見于顔目，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過之也。’”鄭杓以問答形式，全面徹底否定了蔡京的書法及為人。

由以上梳理我們基本可以明了，在北宋，蔡襄、蘇轼、黃庭堅、米芾在當時已成為傑出的書家。蔡京當世欲磨滅蘇、黃，标榜自己。但在南宋，趙構、姜夔、倪思等以藝術成就肯定了蘇、黃、米和蔡襄，而唾棄了蔡京。到元代，人們在肯定蔡、蘇、黃、米的同時，更是從蔡京奸相人品予以否定。隻是“宋四家”的排名或蔡、蘇、黃、米，或蘇、黃、米、蔡，時有不同。大約是蘇轼文采蓋世加及書法的綜合影響遠遠超過蔡襄，而蘇轼與黃庭堅、米芾為同代人，故蘇、黃、米多連稱，因而最後就形成了蘇、黃、米在前，蔡居後的排名法。

但到了明代，一些人看到蔡居蘇、黃、米後，就想象性地提出了蔡原是蔡京，後因惡其人品而易為蔡襄的推測。孫鑛《書畫跋跋》稱：“宋四大家，其蔡為蔡京，今易為君谟，則前後輩倒置。”張醜《清河書畫舫》稱：“宋人書例稱蘇、黃、米、蔡者，謂京也。後世惡其為人，乃斥去之而進君谟書焉。君谟在蘇、黃前，不應列元章後，其為京無疑矣。京筆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張醜的辯稱理由是按年齒排序，認為排在蘇、黃、米後的應是蔡京，且認為蔡京書藝高于蔡襄，則是妄說。

明代以後品評書法多以人品相兼論，而“宋四家”之蔡以蔡京易為蔡襄竟成為一個典型案例。但此誤卻意外地提高了對蔡京書法的評價，則是不符合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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