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什麼？這既是宏大的哲學命題，也是對生活的追問。但當我們試圖回答時，卻又陷入語言與思考的窘境。

在這本《寺山修司幸福論》裡，日本作家導演寺山修司認為，我們這個時代失去的不是“幸福”，而是“幸福論”。他以寺山式的想象力與哲學思考，解開了加諸于幸福一詞的枷鎖，他這麼說道，“我多希望當我說起幸福時，語言能像小鳥般擁有自己的小宇宙，自由地翺翔。或者，至少也像火車的汽笛聲般包含着鼓勵與眷戀。”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寺山修司幸福論》一書。

原作者 | [日]寺山修司

摘編 | 青青子

《寺山修司幸福論》，[日]寺山修司著，楊玲譯，浦睿文化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1年2月。

01

令幸福貶值的，不是幸福本身，

而是輕蔑幸福的我們

開口說幸福二字，總會令人臉紅，因為人們通常覺得那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用詞，踏上了真正的人生之路之後，就不應該再提那兩個字了。但是，托馬斯·曼的名句“輕蔑政治之人隻能擁有被輕蔑的政治”也同樣适用于幸福。令幸福不斷貶值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輕蔑幸福二字的我們自己。

少年時期的我們常常吟誦卡爾·布瑟的詩句：

人說

山的那邊

遙遠的空中

有幸福栖息

如今這首詩卻成了三遊亭歌奴的單口相聲段子，靠模仿有家鄉口音的口吃的學生，重複着“山的、的、的、洞、洞……”來博取觀衆的笑聲。但這種笑聲并非源于對卡爾·布瑟筆下“靈魂想要逃往世界那邊”的傷感幸福觀的批判，而是在更具自虐性地對幸福觀本身的否定中産生的。它是疲于生存的小市民們對自己少年時期的理想的嘲諷，是一種“反正無論去到何處都不會有幸福這種東西”的念頭。這是多麼悲慘啊。即便如此，他們仍熱衷于追求名利，希望靠繼承遺産或中獎發大财，這與“幸福”二字并無關聯。

年少時期被卡爾·布瑟的詩、黑色發絲及美好回憶裝點的不谙世事的感性早已不在，“山的那邊”成為人們想逃離時代封鎖的導遊圖，然而，就連這一絲尋找自身幸福論的線索也在大衆的笑聲中銷聲匿迹。掉進“山洞”裡的究竟是誰？難道不就是迷失了遠方之山的普羅大衆嗎？

我們這個時代，失去的不是“幸福”，而是“幸福論”。想要讓幸福本身發揮作用，就必須有幸福論的存在，但現在在書店的角落裡蒙着塵的隻有阿蘭和希爾蒂的毫無用處的幸福論。

兩年前，我和TBS電視台的荻元晴彥一起制作了一檔電視紀實類節目《你……》，我們走到人群中，将麥克風突然伸到人們面前，問道：“對你來說，幸福是什麼？”得到的大多數回答是“午睡”“看電視”或者“飽餐一頓美食”。那一張張面孔在電視屏幕的灰色光影中突然出現又倏忽消失，估計熒幕外的觀衆們隻會覺得這是在做什麼僞證吧。哪裡出錯了——但是，若要說有什麼可以取而代之的回答，觀衆們也隻能閉嘴吧。

貧窮不是幸福。“午睡”和“飽餐一頓美食”本身并不應該被輕蔑。但要把這些日常的小滿足作為幸福來理解，就需要想象力的幫助。這種想象力與傳統的、隻給體驗賦予意義的、一貫的幸福論是兩回事。

對于壞天氣的好用法，我有一個有益的忠告，把它加入我所思考的獲得幸福的方法中去。我在寫這段話的時候，外面正下着雨。屋頂上的瓦片發出了響聲。無數的溝渠潺潺作響。雨水清洗後的空氣，仿佛被過濾了一般。雲層看上去有如絕美的百衲衣。要想捕捉到這些美感，我們就必須學習。但是有人會說——雨水會毀掉收成。又有人說——什麼都被泥水弄髒了。再有第三位說——明明是雨後坐在草地上心情無比舒暢才對。當然。這些誰都知道。就算你憤憤不平，事情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但我所蒙受的不平之雨，即使我在家裡也一直追逼着我。所以下雨的時候，我們才更想看一看充滿陽光的表情。壞天氣時請保持好心情！（阿蘭《幸福論》）

這就是阿蘭的幸福論，無比獨特。無論是越南戰争也好，李珍宇的女高中生殺人案也罷，什麼都能被他的理論變成幸福。

但是，讓阿蘭的《幸福論》這種東西見鬼去吧！

自身的幸福也是對他人的義務，這一點沒錯，但消化自身的怨毒、連無法盡訴的怒氣都要自我淨化的《幸福論》充其量隻能一時地排解煩憂罷了。假設收到了一張征兵通知單，我們可以用“壞天氣的好心情”微笑着贊美這張通知單印刷精美，但這種幸福并不能完成對他人的義務，有時甚至隻是通過自身的不幸來确保對他人的真誠罷了。

幸福，應該存在于從根源上鏟除阿蘭“壞天氣的好心情”理論的日常冒險之中。

我的詩中

總有列車奔馳

雖然我從未乘上那班列車

“幸福論”從我的一行詩句中脫逸出來，奔向街頭。

02

幸福論的“論”究竟是什麼？

傳統的“幸福論”都是在書本上構建起來的思想。不僅是阿蘭和希爾蒂，博納爾的《友情論》、武者小路實笃、龜井勝一郎等人的幸福哲學也是如此，一言以蔽之，皆是唯心主義論調。人生簡直就像羊毛被染成紅色一般被幸福浸染，美不勝收。

這種幸福論，簡單來說，是一種學習從人格關系看世界的認識論。“在一起談論人生的朋友，如同在高原上閑逛的人們。但隻要一見面就彼此激勵、讓自身最引以為傲之處得以發揚光大的摯友，就像齊心協力攀登高峰的夥伴。前者的聚集是為了享受自己的本來面目，而後者的相聚是為了突破自己的極限。”“‘你小子’‘老子我’這種狎昵稱呼是友情世界裡的僞鈔。”（博納爾《友情論》）

上文的美文風格可以說是大部分幸福論的共同傾向。

但是，我是這麼想的：難道那些住在胡同小巷裡滿嘴黑話的“思想家”們就沒有資格談論幸福了嗎？他們何止“你小子”“老子我”，就連“你這混蛋”“白癡”也都是彼此間常用的稱呼——對于這些幾乎沒讀過什麼書的人來說，幸福論的“論”究竟是什麼呢？

我開始大量閱讀是在我住院的那段時間。無事可做的我以時速100公裡的勢頭拼命讀書。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亨利·米勒、夢野久作、愛德華·霍列特·卡爾，一本接一本找來看。不過最近才意識到，恢複健康後的這十年，閱讀量明顯減少了。其實我去書店的機會并不少，報紙上登的新書預告也會留意。但是，那種心情就像一個退役的棒球選手在咖啡店裡看體育報紙上現役選手的擊球率排名一樣，帶着一種懷舊感和自我厭惡感，極為複雜。

我曾寫過《抛下書本上街去》，也曾高呼過“永别了！閱讀”。那是因為，閱讀對于我所思考的“幸福論”之“論”的形成隻會是一種障礙。

你讀書最多的是什麼時候？

——那是我在軍隊裡的時候。

——那是我在監獄裡的時候。

——那是我在住院的時候。

——那是我在上學的時候。

也就是說，閱讀是一種“人生被某種因素封鎖時的賠償經曆”，或者是一種“人生旅途中臨時下車休息時的愉悅”。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有充分的生活留白時間可以用來思考。但那種留白是由于行動的停滞産生的，其本身并不能算作真正的“思考經曆”。

我曾認真考慮過有沒有能一邊跑步一邊讀的書籍，或者一邊泡澡一邊讀，又或者不鍛煉不做拳擊練習就不能讀的書——如果真有這樣的書籍，那麼以書籍為起點的“論”就能煥發出全新的亮麗色彩。可惜，在現代的書房中，并不存在銳眼之鷹。

書籍，說到底隻不過是那些很閑、有錢又有點厭世的人，在一個名為“時光”的書房中，坐在叫作“修養”的椅子上，品味一段“代理人生”的工具罷了。

我曾經夢想過一種“偉大的書籍”。那本書是鐵質的，有1張榻榻米那麼大，書脊連接處用的是鉸鍊。厚厚的鐵封面上可以刻點什麼，比方說尼采的這句話：

看啊！看啊！老舵手在高呼：

“查拉圖斯特拉将要步入地獄。”

或者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古代拳擊史、卡薩諾瓦回憶錄之類的文獻資料也行。

反正重點在于翻那本書得耗費體力。不知為什麼，我忽然很想體會那種用盡全力翻開書頁與“意義的世界”一決死戰的疲憊——類似于勞動之後的快感，那才是我想要的。

03

從書籍中尋找“幸福論”的線索

雷·布拉德伯裡的《華氏451》也是一部借由書籍探讨“幸福論”的科幻小說。

小說的簡介上有這麼一句話：“華氏451，那是讓紙張起火燃燒的溫度……”在小說中的那個世界裡，我所提出的“永别了！閱讀”被當政者采納，産生了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電視，由電視來傳播知識或信息。若有人偷偷躲起來看書，消防隊員就會趕來将書焚毀。

然後，書籍的樂趣——人生的休假，被法律禁止。

另一方面，取代了書籍地位的電視逐漸環境化，不僅單方面向觀衆講述，而且還能夠與觀衆交談。主人公的妻子就參與了一檔連接演播室和家庭的節目，坐在自家起居室裡和主持人對話。作者布拉德伯裡創造的未來社會中，人們認為一對一的交流和一對多的交流都是指向同一種“幸福論”的線索，但作者卻對那樣的社會發出了警告。

布拉德伯裡指出，閱讀行為永遠都是一出獨角戲，而未來的“對話共和圈”——能夠互相對話的環境，隻會帶來更大的不幸。這句感想讓我深有感觸。

小說的主人公通過一位不可思議的少女領略了書籍的魅力。他給圍在電視旁的婦人們朗讀了書中的一個段落，結果大家非常感動，甚至有人落下淚來。于是，主人公的妻子因為嫉妒衆人由書籍産生的友情而向政府告密。

我們需要注意的重點是，妻子的嫉妒并不是針對書籍，而是“感動到落淚的人們”所感受到的幸福。

電視所構建的“對話環境”，本身就是現實世界的一部分，但書籍帶給人們的是虛構出來的“另一個世界”。主人公把這樣一個世界與其他女人共享，那隻能是出于愛情，因此，妻子的嫉妒絕不是不合時宜的。隻是，主人公朗讀書籍裡的一段給旁人聽這個非法的、極為危險的行為，成為小說的重點。

在《華氏451》中，看書并朗讀給他人聽，并非“逃避人生”，反而是對人生的積極參與（當然，即使在我們這個年代，即使孤獨的閱讀是閑人的所有物，一旦站上讀書會的講壇，又另當别論了）。

熱愛書籍的人們，沿着早已廢棄的鐵路，聚集到森林之中，建立起一個由語言構成的烏托邦。每一個人都完美地記住了一本書，它們是柏拉圖的《理想國》、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馬太福音》、《拜倫詩集》……每一個人都變成了書籍本身。

即使書籍被焚毀了，他們也會繼續活下去，并将書籍永遠地傳播下去。書籍森林的一個居民說：“在耶稣降臨之前，有一隻名叫鳳凰的怪鳥，每隔幾百年就會堆起柴火，把自己火葬。那家夥一定是人類的兄弟吧。每次自焚後，它又從灰燼中重生。是同樣的鳥再一次降生哦。和原來一模一樣哦。怎麼樣？你們難道不覺得和我們人類一樣嗎？我們不也是翻來覆去地重複一樣的行為嗎？隻不過我們擁有鳳凰不具備的能力。那就是，我們知道自己現在進行着的是多麼愚蠢的行為。我們知道這一千年來的所作所為是多麼愚蠢。”

周一是埃德娜·米萊，周三是沃爾特·惠特曼，周五輪到威廉·福克納，一切的一切都被燒成灰燼。這種社會中的“幸福論”不是我的問題所在。

首先，這種社會隻不過是布拉德伯裡虛構的産物，并沒有離開比喻的世界。不過令我感興趣的一點是，當人們想将書籍永遠地保存下去時，反而會将一度被抛棄的鮮活的人聲重新拾起，背叛古登堡發明的印刷機。由文字書寫、機器印刷産生價值的優秀書籍，想要永遠地保存下去時，卻不得不依賴極為不可靠的肉體，這是多麼令人傷感的事啊。書籍的曆史性（絕不可能發生在鳳凰身上）通過肉體得以傳承，這應該不僅僅是布拉德伯裡的感傷吧。

想要通過電視創造出“對話環境”的超現代當政者，與挺身反抗、試圖保衛書籍的人們，唯一能讓兩者互相理解的時間回路存在于人類的肉體中。這一情節設計極有說服力。

當然，如果試圖從這部小說中尋找“幸福論”的線索，那一定不在被焚書官們焚燒的書籍中，而存在于“化身為書籍的人們”之中。

我的“永别了！閱讀”之“論”，以“保衛書籍之戰”的名義存在于這本小說中。

04

幸福論，也是一場關于靈魂的對話

“幸福”具有現時性，像是以時代為和弦的摩登爵士的即興演奏。因此，若想通過書籍把握幸福，就會受到書籍本身曆史性的幹擾。

回溯書籍的起源，古代書籍其實是藝術的開始。早在原始書籍出現之前，人類已經開始制作“繪畫之書”了。黏土上彎彎曲曲的線條、洞穴岩壁上的手印等，都是“圖解”類讀物的開端。據埃裡克·德·格洛利埃的《書籍的曆史》所述：“洞穴岩壁寫實藝術較為發達的中心地帶，其藝術就會向着比喻與象征的方向進化。”“在西班牙東部、比利牛斯山脈南北兩側、非洲北部，人類或動物的象形圖案不斷變形，變得更為單純，最終形成了單純幾何學的圖案。”但那些古代“讀物”，與其說它們是寓意某種行為的替代物，不如說其本身就表現了行為的存在。

大量集中的鳥、老鼠、青蛙等鳥獸狀器物，斯基泰人為了阻止大流士侵略自己國家而送去的五支箭，秘魯人的繩結，使者權杖上的刻印等具體事物，象征物品擁有者的圖騰和通過人類皮膚将精神寓意化的刺青文身等抽象事物，都不是具備某種寓意功能的替代物，應該說那些器物和圖案是将人類與自然或事物發生的關聯作為一種行為進行刻畫的。但是，工業革命之後誕生的印刷讀物毫無疑問都是替代品。語言在古登堡的“魔鬼發明”的作用下，漸漸淪為行為的替代物，印刷發行的書籍中開始出現單方面的思想傳達。

我們被賦予了書籍，或者說被書籍賦予了語言，我們可以選擇，但是無法改變它。我們不可能通過與這一行的對話來決定下一行的内容。一行與一行在書籍印刷完成時，就像列車的兩條鐵軌，保持着相同的距離不斷延伸，不論我們站在中間如何揮動反對的大旗，也無法使其出現任何扭曲。

而且，被印刷在紙張上的語言——比如“蘋果”一詞——就是為了讓我們聯想到蘋果這個物體而存在的，不像古代讀物那樣“自我表現”。僅作為文字符号出現的“蘋果”，既沒有色彩也沒有重量，多麼可憐啊。同樣的道理當然也适用于“幸福”一詞。雖然我并不認為那僅僅是由于活字印刷的整齊劃一造成的，但不知為何，我總能從書籍中感受到類似權力的東西。鮮活的人聲可以讓人感到暴力的味道，而書籍有着權力的氣息，這可能是因為鮮活的人聲可以相互交流，而書籍隻能單方面傳遞信息。在閱讀索雷爾的《暴力論》——雖說這也是一本書籍——時，他将自上而下的力量稱為權力，自下而上或者橫向的力量定義為暴力。我對使用書籍來闡述幸福論感到抗拒，而在提出将其回歸鮮活的人聲時，也許在潛意識中思考着“幸福的暴力性”吧。

但是無論如何，盡管我像現在這樣情緒高漲到“華氏451”，像書中的焚書官員一樣否定書籍，但當使用書寫這一形式時，我就已經“書籍化”了。

我時常想，若有一本書表示“這本書會與你對話”，那該有多好。第一行是作者對讀者的話，下一行則由讀者的回答來刻畫完成。如果它同時還是一本可以邊跑步邊閱讀的、可以擁抱的、有着肉體知性的……“幸福論”難道不就是作為這種“靈魂對話”的指導原則而存在的嗎？

我曾經買過一張号稱“會與你對話”的唱片。我帶着唱片回到獨自居住的公寓裡，泡好咖啡，坐在唱機前。

窗外下着雨。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興奮，期待着将要發生的“對話”——而且還是與人類之外的物體的對話——将唱針放在開始旋轉的唱片上。但是，唱片卻自顧自地開始講述小紅帽的童話故事。而且講故事的聲音，并不像在與我“對話”，反而更像為了它自己在講述。我失望至極地聽着小紅帽被大灰狼吃掉的故事，一邊想着“對話”到底是什麼。

兩三年前，電影院前設置過一種“明星電話”，它要比我這張唱片有人情味多了。那是一部電話機——不過對方的聲音是事先錄制好的——隻要扔進10日元就能聽到加賀麻理子或者岩下志麻接電話的聲音。

電話鈴聲響過之後，對方接起電話。先是自報家門：“我是加賀麻理子。”說上兩三句後會問：“你最近還好嗎？”緊接着是一小段空白——為了讓打電話的人說些什麼的時間。對方的錄音也好，留白也罷，實際上都隻不過是一種模式化的對話概念的産物，但即便如此，也足以慰藉粉絲們饑渴的心靈。然後，加賀麻理子接着開口。

在這段對話中，完全不存在有血有肉的交流，有的隻不過是作為一種信息而被印刷出來的明星海報以電話這一日常工具為媒介——用麥克盧漢的話說就是——變得“環境化”了。但即便其本質是無血無肉的，孤獨的粉絲們仍然毫不吝惜地将10日元投入電話機。那光景讓我想起儒勒·列那爾的“幸福，就是尋找幸福的過程”，空虛卻溫暖心靈。

一個中年男人豎起外套的衣領站在“明星電話”前，口袋裡攥着在車站為家人購買的鲷魚燒。

他扔進10日元，對着聽筒說了一句：“喂喂？”

桑野美雪接起電話說：“好久沒見啦。”對于中年男人來說哪有什麼“好久沒見”，這是他與桑野美雪的“第一面”和“第一通電話”。但中年男人的臉上還是綻放出了笑容。因為他現在身處家庭之外、公司之外，甚至可以說身處他四五十年來的人生現實世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中。

“最近過得怎麼樣啊？”桑野美雪問道。

“不景氣啊，”中年男人答道，“被會計擺了一道！還有啊，我昨天把獎金全部用來買了十号賽道的三保松，那匹該死的馬居然在出發點站了起來，佐山這個白癡！輸得精光，一分不剩了啊！”

中年男人的說話方式絕不是獨角戲，也不是自言自語，而是向着他所深信的另一個世界訴說，簡直就像孩子對遠在20億光年之外的暗夜之中的“小王子”傾訴一般，讓人感到一絲微弱的期待。

靈魂，或者亡靈（您愛叫什麼叫什麼）被帶到了一片巨大的平原上，等待它們的是最後、最大的考驗。一個個裝滿今後命運的袋子被扔到它們面前，而亡靈還擁有它們活着時的記憶。它們憑着原有的欲望或悔恨挑選面前的袋子。一心隻想要錢的家夥選擇了充滿金錢的命運；原本就富得流油的家夥想要的更多；酒色之徒當然選擇裝滿快樂的袋子；野心家在尋找裝了王者命運的袋子。最終，每一個靈魂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袋子，将自己未來的命運扛到肩上，前往忘卻之河。喝過“遺忘”之水，再次出發前往人間，走上各自選擇的人生。（阿蘭《幸福論》）

但“明星電話”前的中年男人并沒有肩扛命運離去，相反，他停下腳步确認着自己的命運。若人類的命運真能裝在袋子裡該有多好，而且還能扛着離開！那就不用聽卡夫卡哀歎：“為何人類不是一個隻是裝滿了血的袋子呢！”然而，我們并不能選擇自己的命運。我的命運就是我的肉體。若要将兩者區别讨論，那麼我的這篇文章就會重蹈那些傳統“幸福論”的覆轍了。

“幸福”無法通過書籍的曆史性來把握。“幸福”應當在各種媒體不斷環境化的狀況下，仍然執拗地端坐在自己的肉體内，像寇特蘭、馬爾·沃爾德倫的爵士樂一般暴力燃燒着，成為語言之外的精神上的狩獵。

但是，這種否定書籍的“論”卻不得不用文字寫下來，這令我懊惱無比。我多希望當我說起幸福時，語言能像小鳥般擁有自己的小宇宙，自由地翺翔。或者，至少也像火車的汽笛聲般包含着鼓勵與眷戀。

原作者 | [日]寺山修司

摘編 | 青青子

編輯 | 申婵

校對 |柳寶慶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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