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宋四家”蘇、黃、米、蔡，其中“蔡”到底是指蔡京還是蔡襄呢？

在中國書法史上一直是聚訟紛紛，衆說不一。很多人認為是蔡京，隻是因為蔡京是奸臣，所以這個名額呢便被蔡襄給占了。

蘇、黃、米、蔡塑像。

筆者以為應該是蔡襄，理由有三點：

第一，時人高度贊譽

宋四家之首蘇東坡在當時地位非常高的，文壇領袖級人物，因此他在書壇的地位也是相輔相成，蘇東坡和歐陽詢都曾經給蔡襄無以複加的高度評價，蘇東坡說：

“獨蔡君谟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态無窮，遂為本朝第一。”（《東坡題跋》）

歐陽修也有高度評價，說：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谟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

既然是“本朝第一”，既然其書法已可“主盟”，那麼，列于四家應是當之無愧的。

泉州蔡襄塑像

我們分析，雖說蔡襄是高居副宰相的官位，以歐陽修和蘇東坡的身份和地位而言，還不至于拍馬溜須蔡襄，要知道歐陽詢、蘇東坡是文人的代表，都是有氣節的人物，從東坡一生的命運可知，他是不為五鬥米折腰的。再者，為别人作嫁衣裳，是要注意自己身份的，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今都一樣的。

第二，書法本體論

從書法本體而論，四個人的書法各有各的風格特色。蘇東坡是天縱其才，開宋一代尚意書風，是為當時書壇“宗主”；而黃庭堅主要成就在草書，以蕩漿筆法著稱于世，是宋草書的集大成者；米芾呢，他以複興魏晉古法而開帖學新境界，以八面出鋒的刷字縱橫書壇，獨霸天下；蔡襄，則是以傳承古法集大成者，必須占一席之地，所謂以不變應萬變。書法書傳承的藝術，書法史上每一位書家皆從傳統中來，即所謂的傳統派，對他們而言，即便是沒有創新也是實實在在的繼承者；而蔡京呢，無論是在複古還是尚意創新上，不足以成為“四家”中一員。

蔡襄《扈從帖》（又稱公謹帖） 紙本23.3X21.3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

蔡京的書法藝術有姿媚毫健、沉着痛快的特點，能體察宋“尚意”的書法審美。

書法是需要傳承的，由于宋代“尚意”書法造成了書法技法的減退，這是不争的事實。直到元代趙孟頫複古之風，又把書拉回了“正途”，這一點而言，蔡襄對書法是有很大的貢獻，隻是創新的意識略遜一籌而已。蔡襄恪守晉唐法度，是宋代書法發展上是不可或缺的紐帶人物。蔡襄傳世墨迹有《自書詩帖》、《謝賜禦書詩》，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種，碑刻有《萬安橋記》、《晝錦堂記》及鼓山靈源洞楷書“忘歸石、”“國師岩”等珍品。

《纡問帖》 1052年 紙本 26.7cm X28.7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蔡襄（1012－1067），字君谟，興化（今福建仙遊）人。天聖八年（1030）進士，先後在宋朝中央政府擔任過館閣校勘、知谏院、直史館、知制诰、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院直學士、翰林學士、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等職，并出任福建路（今福建福州市）轉運使，知泉州、福州、開封（今河南開封市）和杭州府事。卒贈禮部侍郎，谥“忠惠”。蔡襄為人忠厚、正直，講究信義，學識淵博。

從簡介可知，蔡襄是正統的儒家文化走出的人物，在地方為官時為地方做了大量有益于百姓的事，是一個好官，這一點是做保證了其人品之正。

蔡襄《澄心堂紙帖》尺牍 紙本　1063年作 行楷書 24.7 x 27.1cm

《澄心堂紙帖》。是蔡襄存世的書作中經典的一件，是宋人對文房用品考究、生活品質的講究的見證。該作不僅彰顯蔡襄在書法藝術上功夫，也是考據“澄心堂”紙的有力佐證。

中國書法自古講“書品即人品”的說法。蔡襄與蔡京兩人的人格秉性有天壤之别的，一個是欺上媚下，一個是铮铮鐵骨的文人氣節，敢于回絕皇帝安排的任務。

朱長文《續書斷》記載這段故事：

蔡襄書頗自惜重，不輕為書，與人尺牍，人皆藏以為寶。仁宗深愛其迹……及學士撰《溫成皇後碑》文，敕書之，君谟辭不肯書，曰：“此待诏職也。儒者之工書，所以自遊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

可見當時的書壇已經注重尺牍雅事，對書寫碑文這樣的差事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這也看出宋代書法尚意審美的風氣，寫心、寫意書法情感為上，即便是違背皇帝的敕命，也不去做技術工種。也看出蔡襄是骨氣凜然的人，敢對皇上說不。蔡京是不敢的，巴結還來不及呢，不說送上門的溜須機會。

畢竟，在儒家正統為上的傳統束縛下，人品顯得尤為重要。蔡京，身為當朝宰相，但其所作所為時人不能接受，同樣會遭到後人的批判，人們總向往做好人，做好事。

蔡襄楷書，顔真卿告身帖跋 紙本 1055年作

雖然宋代書法審美上“尚意”，但這隻是一個時代審美的基本标準，并不能全完說明問題。蔡襄作為傳統書家，他是主流書法代表人物，在當時影響是非常大的。《宋史》關于蔡襄的評述

“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

在曆史上首先提出“宋四家”的是元朝的王存，他在《跋蔡襄洮河石硯銘》墨迹中稱蔡襄書法

“筆力疏縱，自為一體，當時位置為四家。竊嘗評之，東坡渾灏流轉神色最壯，涪翁瘦硬通神，襄陽縱橫變化，然皆須從放筆為佳。若君谟作，以視拘牽繩尺者，雖亦自縱，而以視三家，則中正不倚矣。”

可見王存不僅指出當時有四家之說，而且四家明确無誤是蘇、黃、米、蔡。此外，在書法史上，蔡襄的書法成就以全面著稱，楷、行、草書皆獨樹一幟，且又有屏棄帖學，振興書風的貢獻，因此，從總體上看，其成就顯然是超過蔡京的。

一位書法家是否能被寫入書法史，要看他的綜合水平和影響力。沈括在《夢溪筆談》中這樣評價蔡襄的草書：

“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自成一家。存張旭懷素之古韻，有風雲變幻之勢，又縱逸而富古意。”

《夢溪筆談》是中國曆史上一部綜合巨著，我們不可否認其評價的中肯與客觀性。

蔡襄行草書《入春帖》 1051年 紙本 30cm X41.1cm

再從兩位存世的書法作品看，蔡京的作品數量實在太少，這雖然并不直接說明理由，起碼說明書以人傳的千古真理。關于《宣和書譜》中對蔡京的吹捧，完全有理由說虛假的成分多，因為那是官方主持編撰的，宋徽宗賞識自己的手下那是正常的，畢竟趙佶是文化大咖，蔡京的文化藝術水平也不低，自然惺惺相惜。蔡京還能給趙佶的畫作上題跋，那可不是一般人物。

蔡京行書，趙佶《聽琴圖》題跋

筆者以為，最終決定蔡襄勝出的還是書法本體，各位書友您怎麼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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