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古文運動的真正成功需要到北宋歐陽修的年代，但是如果沒有中唐時期的韓愈、柳宗元，散文創作高峰也不可能那麼快來到，何況，韓、柳的出現，使得散體文的創作别開生面，氣象一変。蘇轼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這已經是千古公認的評價。

那麼，韓、柳究竟在古文運動中做出了哪些對散體文發展極為重要的貢獻呢?

首先，他們敢于否定六朝骈文，建立新的文學風範。他們在文學觀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筆”之分，把散文引入了雜文學的發展路途；但在創作實踐中卻頗為重視辭采、語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體的界限和陳規舊制，把大部分實用文寫成了藝術性很強的文學散文。

雖然韓、柳一緻反對“繡繪雕琢”、“類乎俳優者之詞”的骈文末流，不過他們也不是粗暴否定，而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盡量吸收骈文的優長，用不少整齊有力的四字句夾雜于散體文句之間，造成長短錯落、音調铿锵的聲情效果。用韓愈的話說，就是“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可見，韓愈在破壞的同時，又十分重視散文的重建。

同樣，韓愈既力倡“去陳言”，又強調寫文章不可忽視文章本身的可讀性、流暢性，其雕琢詞語、匠心密運的程度絲毫不亞于骈文作家。他的散文語言準确、生動、凝練、獨創，時而運用或長或短的連瑣句，造成一氣直下的渾灏氣勢，時而兼收前人語言和時下詞語，熔鑄成精警獨到、别具一格的新詞。如“蠅營狗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嶄然見頭角°、“入主出奴”、“弱肉強食”、“痛定思痛”、“大放厥詞”等等，都是前人筆下所無的創造性成果。

六朝文章的華麗被韓愈揚棄，然而韓愈學習到六朝文人的創意，他善于用變化多端的構思方法組織文章，善于通過比喻、排比、細節描寫來豐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從而在無法與有法之間，創立了一種與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規範和秩序。

柳宗元也力主搏采衆長而自鑄新詞，對遺詞造句和文勢的營造給予了極高的重視，并對一些常用助字的性質和作用予以辨析，其主要目的乃在于嚴格語言文辭的使用标準，避免歧義。

其次，相對于空洞的骈文，韓、柳号召文人在文章中注入自已的真情實感。這樣大大加強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藝術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學境地。讀韓、柳的散文，會感到一股股迎面撲來的情感浪潮，會感到令人心悸魄動的鮮活靈魂和生命力，韓文如長江大河，澎湃流轉，作者橫絕奔放的氣魄借其滔滔雄辦而溢諸行墨之間，更重要的是，韓愈在實用文中感懷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辭，發其窮苦愁思不平之聲，既變“筆”為“文”，又使“文”具備了源于現實的情感力度。

可以說，唐代散文到了韓、柳這裡，豎起了一座新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蒼白，較少有感染力；至韓、柳而面目為之一變，于渾厚堅實中寓有一氣貫注的精神氣脈和情感力量，展現出異常鮮明的個性特征。

我不是尚書

韓愈、柳宗元兩位大師面對唐代散文的無力，可謂是力挽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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