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人物過場。垃圾分類回收行業，亦有江湖。

如果循着垃圾處理這條産業鍊而去，各個環節看似不相幹的人物，都能歸在“回收”的大主題下：有一天掙一百塊錢的底層拾荒者，也有被稱為“京城破爛王”的拾荒老闆和百億身家的超級富豪，更有自稱“廢二代”用互聯網技術做垃圾回收的年輕創業者。

上世紀90年代中國工業化的車輪加速時期，倒賣廢舊鋼鐵成為一種積累财富的手段，拾荒者們構建了這個行業最初的粗疏脈絡，帶來了最早的緻富故事。而在互聯網以及移動互聯網浪潮來臨之後，年輕的創業者們給這個行業帶來了新鮮的想法、互聯網的思維和湧入的資本。

直至今年夏天，垃圾強制分類政策的推廣，讓這個群體再次走到聚光燈下。全新的政策環境下，他們的人生或是衍變出了不同的版本，或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垃圾回收也是一門生意，也有一套産業鍊。圖1為商販在小區内收購廢品（新京報記者 朱玥怡 攝）。圖2為廢品回收人員将收來的廢品送往收購站。圖3為回收站内工人在分揀各種塑料瓶。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來源于視覺中國

拾荒江湖：有人日入百元，有人做到“破爛王”

8月的一個中午，位于朝陽區一處街道的環衛中心正忙着當天第一波垃圾集中清運。拾荒者陶宇（化名）熟練地在一袋袋卸下的垃圾裡翻找，短短一小時，他有了豐富的戰利品：兩袋堆了半人高的塑料瓶、三包廢紙。

陶宇來北京三年了，零碎打工，時而拾荒，拾荒一天能賺100塊錢左右。

下午，陳陽（化名）将自己收貨的棕色廂式貨車停在了路邊。他在半年前亦從拾荒做起，靠着騎三輪，挨個小區翻垃圾桶，如今攢錢做起了類似拾荒“中介”的角色——拾荒者和周邊居民将攢下的可回收物資賣給他，他再運到五環外賣給回收站。他每天開着貨車往返京郊和城區，上午7點到11點、下午2點到6點停靠在路邊相對固定位置，打開貨車的車廂側門“開張”。

陶宇中午一小時的成果賣了七塊七毛錢，他從兜裡掏出二折皮夾，将那幾張紙币還有幾枚硬币塞進去。陳陽在一邊傳授着自己的生意經：“要有三輪車，每天晚上5點到10點就能撿出一百塊錢。”

送走陶宇，陳陽開始忙了起來，來賣廢品的人排起了隊。他的回收生意是“自家人”經營，小姨在車廂裡摞着一疊疊廢紙闆，并将其他垃圾簡單分類放好，父親騎三輪去周邊回收，忙不過來的時候留下來幫忙。

塑料瓶六分一個，易拉罐八分一個，燕京啤酒瓶兩毛錢，陳陽快速過着手裡的瓶子，嘴裡做着簡單加減，靠在樹上專用來放塑料瓶的編織袋，很快已從半滿堆到近滿。對陳陽來說，最值錢的廢品是鐵，“鐵就像我們的黃金”，根據鐵種類不同定價有差異，最貴的廢鐵他賣出過一公斤30元。

在民間拾荒者構建起來的垃圾分類回收體系中，過去人稱“京城破爛王”的杜茂洲曾做到了大老闆，是陶宇和陳陽們的再上一級。

杜茂洲原是四川巴中的一名小學代課教師，和家人依靠每月22元的工資勉強度日。1989年，為了還清家中多年欠債，33歲的杜茂洲抱着淘金的想法來到北京。在度過最初一段舉目無親、尋工無着的日子後，他托了老鄉幫忙，去一家垃圾場撿垃圾。

那是1989年的秋天，杜茂洲第一次進入位于焦莊的一處垃圾填埋場。“一下子就高興得不得了”，曾在老家做過無線電維修的杜茂洲看到垃圾場裡丢棄的收音機、錄音機等電器，難掩興奮，這些電器他經修理即可賣錢。“那時覺得垃圾場像個聚寶盆。”

開始撿垃圾後，杜茂洲一天就能賺回老家一個月的工資。令他記憶猶新的是，當時人們再生利用的觀念較淡，在垃圾場裡還能撿到大塊廢棄的銅鐵，“如果隻撿銅，每天能賣一百多塊錢，在當年相當于大學教師的月工資了”。

撿了兩年垃圾後，杜茂洲即将家中欠下的六千元債款還清，這讓巴中老家的人刮目相看。後來，經過當時環衛部門負責垃圾場管理的工作人員王維平許可後，杜茂洲帶動巴中數百同鄉進駐了北京的垃圾場。他們每月人均能在垃圾山上撿出1500元的收入，已算當時的高收入人群。

2005年，杜茂洲的公司“北京茂洲學瓊物資回收有限責任公司”在通州成立，杜茂洲獲得了“拾荒者公司化運營第一人”的評價。也在這一年，他登上了央視《新聞會客廳》節目，講述自己撿垃圾十五載的經曆。

駕駛三輪車收了滿滿一車廢紙等廢品的個體廢品回收人員。

廢舊物品回收成就的“首富”們

事實上，在杜茂洲登上央視之際，他的一些同行利用垃圾生意積累起的原始資本開始尋求新的機遇。

2004年1月份，廈門首富林秀成旗下的福建三安集團總部遷至廈門，進軍電子行業。林秀成早年從事鋼鐵貿易，倒賣廢鋼鐵邊角料，依靠鋼鐵貿易的可觀利潤，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蘭格鋼鐵研究中心主任王國清告訴新京報記者，廢鋼鐵收購在廢品收購中普遍存在，這個現象從市場經濟開始就有了。

林秀成日後接受采訪時透露：“原來我起步時做五金廠、鋼鐵廠，這些都是非常粗笨的産業。原來生産一噸鋼材需要投入十噸的進出運輸量，能源消耗實在太大，我感覺這類産業前景不大。”

如今，三安集團已經是集光電高科技、光生物科技和III-V族化合物半導體集成電路等多元化企業集團。2018年年報顯示，三安集團報告期内營業總收入310.58億元。

2018年的胡潤百富榜中，三安集團林秀成、林志強父子以330億元财富登榜，排名79位。

在林秀成與三明鋼鐵廠開始合作之前幾年，方威于1973年在沈陽市東部的汪家鎮出生。這位日後創辦了遼甯方大系、争議與關注不斷的年輕富豪起家之路，亦與轉賣廢鋼相關。

在新京報記者走訪中，方大集團沈陽煉焦煤氣有限公司、方大集團撫順炭素公司的多位員工向記者證實，方威最初在遼甯撫順收購廢鐵，再轉賣給當地的鋼鐵廠。

據員工們的說法，方威改變命運的契機，是在其二十歲出頭時，當地的鋼鐵廠撫順新鋼（現為撫順新鋼鐵有限責任公司）用一處鐵礦沖抵拖欠方威的貸款。方威所獲得的鐵礦在半年左右的時間價格就已經翻番，随後幾年價格不斷上漲。由此，方威進入了鋼鐵産業的核心環節，并踏準了中國高速工業化的造富節奏。

如今，方威控制的方大集團已經是一家以炭素、鋼鐵、醫藥為主業，兼營礦山、房地産等産業的大型企業集團，旗下擁有方大炭素、方大特鋼、東北制藥、中興商業四家上市公司。

2018年，方大鋼鐵全年完成營業收入633.98億元，利潤總額135.95億元。2018年，方威以450億元财富排在鋼鐵行業第一位，成為“鋼鐵首富”。

對于林秀成和方威，倒賣廢舊鋼鐵是在一定曆史條件下撬動财富密碼的最初杠杆，同時亦是上溯行業鍊的最初環節。

然而，随着垃圾處理産業政策的變化，依靠廢舊鋼鐵生意而造富叙事或許無法重演。

垃圾分類将對廢品回收生意産生影響。圖為今年1月份，北京某小區居民在使用智能垃圾回收裝置。

垃圾回收何去何從？有人猶疑，有人離開

7月1日起，被稱為“史上最嚴”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垃圾分類進入“強制時代”。北京、杭州、廣州等全國46個城市亦将作為重點城市推行垃圾分類。垃圾分類大勢所趨，拾荒者們将何去何從？

一種意見是，傳統的垃圾拾荒者們将被操作更規範、效率更高的企業代替。

華創證券近日發布的一份研報分析指出，回收上下遊渠道有望進一步規範化，各省市将加大力度整治“小、散、亂”，行業的上中下遊同時整治，而各類企業有望借垃圾分類政策的推行加強終端渠道的滲透，回收效率、回收物處置規範程度都有望大幅提升。

談到北京将開始的垃圾分類，陳陽頓了一頓，“（垃圾回收）肯定不好做了，實在不行就換别的做吧”。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劉遠舉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在垃圾分類風口面前，拾荒者不應被忘記，“中國原本市場化的、成熟的廢品回收體系，在這一波垃圾分類中，不應該缺位，不應該被排斥”。

而随着2009年前後開始垃圾樓的關閉和北京市對填埋場更加嚴格的管理，數百家回收公司開始面臨搬遷。杜茂洲印象中，2013年五環内的回收公司被拆除，2017年開始拆除更加普遍。王維平的統計數據顯示，北京拾荒者人數自2009年達到15萬人的高峰，随後開始萎縮。

茂洲學瓊公司終結于2017年9月，杜茂洲聽到的消息是，廠房所在地要建濕地公園了。被拆除前，茂洲學瓊仍在正常運營，但廠區的工人數量，已從高峰期的千人下降到一百多人。他們仍然做着垃圾的分揀、分類、包裝工作，整理好的玻璃、塑料、金屬等再由後續買家運走，這份工作每月工資五六千元。茂洲學瓊維持着每月200萬毛利、十多萬純利的收入，這一水平已多年未變。

公司廠房被拆後，杜茂洲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打點好工人的工資和補償，随後離開了北京，他選擇了退休。

談到現下推行的垃圾分類，和垃圾打了三十年交道的杜茂洲顯出疑慮，他擔心居民現下對分類不夠了解，加上收集與清運處理的壓力，可能會出現問題。

杜茂洲将自己歸類為在北京實現了夢想的那類人，他記得自己初到北京的印象是“在北京有識之士都能大展宏圖”。“北京是我的第二創業故鄉，在這裡改變了命運，改變了人生。”杜茂洲重複了自己多年前在央視節目中的說法。

互聯網基因接入：有前微軟工程師，也有“廢二代”

在垃圾處理産業鍊上的大富豪和小人物們因政策變化而猶疑之際，一批誕生于互聯網時代的年輕人嗅到了新的商機。

時光倒流回12年前，奧北環保創始人汪劍超還在北京的微軟公司上班。汪劍超向記者回憶，觸動他投身垃圾處理的契機，是一位叫王久良的攝影師制作的攝影作品——攝影師用三年尋找并實地探訪了北京周邊的400餘座垃圾場，拍攝并将位置标注于地圖上，最後形成了《垃圾圍城》的作品。

後來借成都政府對垃圾分類政策環境利好的東風，汪劍超離開微軟去了成都，擔任綠色地球的執行總裁，後者是當時國内首家提供垃圾管理全生态服務的企業。

這是汪劍超的第一次創業。2017年3月，汪劍超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創業，還是環保産業，這次是做垃圾分類回收平台奧北環保。經過對綠色地球模式的反思，奧北環保放棄了上門回收和在小區設置回收箱的做法，而選擇了一種更輕的模式——與回收點合作，居民自主購買回收袋，裝滿後放到回收點。

商業模式輕重之外，汪劍超從綠色地球到奧北環保改變的，還有他對企業與政府合作的思考。政府購買服務在綠色地球收入占比一度達到50%以上，汪劍超想過這樣的模式是否可持續。

于是汪劍超做出了他自認為是創業以來最艱難的決定：不拿政府投資，自己“單幹”。另一方面，兩次創業均專注于天然公益性較強的垃圾分類，新生的奧北環保難免被貼上“社會企業”的标簽，但汪劍超早在第二次創業之初即表示過：“我們認為自己就是商業企業，要努力提高賺錢的能力。”

投資很快而來。2017年年末，奧北環保獲得峰瑞資本的種子輪融資。2019年1月，奧北環保獲得來自京東和峰瑞資本的千萬元天使輪融資。峰瑞資本副總裁馬睿告訴新京報記者，投資奧北環保不是為了趕風口，而是基于對長期價值的判斷。

與奧北環保一樣，徐源鴻的公司愛分類同樣挂牌于2017年。與汪劍超不同的是，徐源鴻的愛分類繼承自父親，他笑稱自己是“廢二代”。

上世紀80年代末，徐源鴻的父親自河南赴北京打拼，換過多種工作後選擇了收廢品，收益是最直接的考量，“我父親發現當他的出行工具還是摩托車的時候，在北京撿廢品的同鄉已經開起了小面包車”。

徐父收廢品的收入為一家人帶來了相對穩定的生活，亦足以供徐源鴻讀書。後來随着城市外遷，徐父的生意從北京市昌平區東小口鎮的廢品回收市場覆蓋至整個昌平區，并獲得了在這一領域的全牌照資質。

2014年前後，徐父工作近二十年的東小口鎮廢品回收市場大部分拆遷完畢。已經碩士畢業、在投資公司工作的徐源鴻意外選擇了接父親的班，成了他自稱的“廢二代”。

“我在這裡面發現了更多的社會價值，垃圾分類回收是件有意義的事情。”得益于徐源鴻計算機專業畢業的背景，愛分類作為一家脫胎于傳統垃圾分類回收企業的互聯網公司，正在用更加互聯網的方式做垃圾分類。

2017年底，昌平區城北街道引入愛分類開展垃圾分類試點工作。據人民日報今年3月報道，愛分類交出的成績單顯示，東關南裡小區自從開展濕垃圾定點交投一年、小件幹垃圾免費上門回收半年以來，垃圾整體減量40%，資源利用率由40%增長到95%，使用愛分類的居民垃圾投放準确率為95%，城市垃圾精細化管理支出節省30%。

垃圾創業并不總是成功

在垃圾分類回收推廣的政策背景下，汪劍超和徐源鴻感受到了資本的追逐。汪劍超每周會接到三四家投資機構的聯系，徐源鴻則說，今年已有十幾家來自上海的資方找過他。

但是，在“垃圾分類 互聯網”的賽場裡，不是所有創業者都走了下來。和奧北環保、愛分類同一年出生的智能垃圾分類回收企業小黃狗，曾是行業先行者，卻已宣告破産重整。

小黃狗創始人唐軍出生于1987年，按徐源鴻的定義同樣是“廢二代”，早年家中做廢品回收生意。據唐軍向媒體講述的版本，在他9歲左右那年，一次家人去工廠清理鐵渣，将機器、馬達等廢鐵拆出來賣給廢品站，賺到了430元，“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很懂拆出來的銅、鋁、不鏽鋼、合金等各種廢品的價值”。

在創辦小黃狗之前，唐軍已在資本市場和資本大佬圈中曆練數年，于2012年上線了P2P網貸平台團貸網，同年以213萬元的價格拍下“史玉柱三小時”，自此進入史玉柱朋友圈。2015年，唐軍控股了新三闆上市公司光影俠，後又借殼鴻特精密（現股票簡稱為“派生科技”）。

小黃狗一度獲得資本和輿論的看好。2018年6月，小黃狗獲得中植集團10.5億元的A輪融資，估值達到60億元。其時唐軍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自己對這一估值“一點感覺都沒有”，他同時表示，曾經自己一無所有，但通過九年創業的積累，集團目前有很好的營收利潤，還有2萬多名員工，“我們以後走的彎路會更少”。

與A輪融資時隔僅四個月，2018年10月，小黃狗再獲得易事特的1.5億元戰略融資，估值達到150億。這幾乎是小黃狗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的最後一次高光時刻。

小黃狗采用的是重資産模式，在小區部署智能垃圾分類回收機，運營則招募加盟商。但在實際投放後，小黃狗的招商情況并不理想，同時逐漸出現設備損壞，無法使用。

唐軍本人成了壓垮小黃狗的最後一根稻草。2019年3月，東莞警方披露，團貸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衆存款案被立案偵查，同為團貸網負責人的唐軍已主動投案。

2019年6月6日，派生科技公告表示，小黃狗欠各供應商的貨款暫時無法正常支付，且小黃狗目前對外應付債務金額較大，如最終無法全部恢複正常經營及支付貨款，可能啟動破産重整程序。

新京報記者 朱玥怡 梁緣 編輯 趙澤 校對 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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