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提出了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實質，實際上就明确肯定了對立統一規律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它既是客觀世界的最根本的規律,也是人類認識和思維的最根本的規律。但是,列甯并不滿足于 總結和提煉出原理，而且還進一步說明應該如何論證和檢驗理論原理的真理性和科學性。在第二段中,列甯緊接着就明确指出;“辯證法内容的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并在第三段至第七段中扼要地作了這種檢驗。

這裡所謂“辯證法内容的這一方面”，就是指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實質這一原理。這裡所謂“由科學史來檢驗”，就是要用全部科學發展的實際曆史來确證它的真理性和科學性。這個實際 曆史從面的角度說，包括各門具體科學的發展史，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也包括思維科學，技術科學，以及各種邊緣科學和綜合性的科學。

從每門科學史的内涵來說，既包括曆史發展中的科學成果，即各種具體的科學發現、科學結論和科學理論等;也應該包括科學發展的基礎即人類的社會實踐，也就是科學實驗以及與該科學有關的生産鬥争和階級鬥争等。當然，主 要和直接的表現是科學成果和科學思想的積累和發展。

為什麼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實質“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呢?簡言之,就是因為它是哲學的原理。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哲學的理論，觀點和原則，都是世界上最一般的特征和最普遍的規律 的概括和反映。具有最廣大的适用性，它是不能靠簡單地抽取實例來證明的，也不能靠個别的實踐和某一類的實踐來确證的，它 必須用科學的曆史發展來檢驗，從所有的各門科學的曆史發展中，證明自己普遍适用的科學性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

哲學的原理必須由具體科學的曆史發展來檢驗，這是由哲學本身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由哲學和具體科學相互關系所決定的，列甯在《哲學筆記》中非常重視黑格爾一段很深刻的話， “邏輯的東西也隻有當它成為科學的經驗的結果時才能得到對自 己的真正的評價;這時對于精神來說它才是一般真理,這個真理不 是作為個别的知識來跟其他的對象和實在性并列起來，而是構成 這其它一切内容的本質”。

列甯完全肯定哲學是“各門科學的經驗的總結”,和“其它一切知識的根本内容。”正是由于哲學具有最廣泛的普遍性的特點，它是從各門具體科學中概括和總結出來的，它必須符合各門科學經驗的結果，所以，哲學原理的 科學性和真理性必須由全部科學的曆史發展來檢驗，也就是用标志科學發展的科學成果和結論以及推動科學發展的社會實踐來檢 驗。

唯物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界、人類社會和認識思維的最一般 規律的科學，它要求自己必須用全部科學史來确證，借用黑格爾的話來說，“隻有當它成為科學的經驗的結果時，……它才是一般真理。”列甯在《哲學筆記》中是很強調研究科學史的，認為 辯證法的原理及其發展，必須以科學史為基礎和準繩。

他明确地 規定“各門科學的曆史”是“構成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知識領域” 的重要部分。提出“要繼承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事業，就應當辯證地研究人類思想、科學和技術的曆史。”也就是通過科學史的研究來發展辯證法。這是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和生命力的重大問題，我們應該深刻地理解和切實地實行。

列甯

列甯關于科學史檢驗哲學原理的正确性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标準的學說的辯證應用和深刻發揮。它不但同“人以自己的實踐證明自己的觀念、概念，知識、科學的客觀正确性”的思想并行不悖，而且深刻表明了真理檢驗過程的複雜性和辯證性。

特别是對哲學原理的客觀正确性的标準的科學闡明，實踐檢驗真理不但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辯證統一，而且有直接性和間接性的辯證統一，真理的客觀标準隻能是社會實踐,在科學史檢驗中,本身已包括了科學發展基礎的社會實踐,但由于哲學原理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它更多的和更為主要的是直接通過已由實踐證明的各種具體科學結論來證明 的,實踐對于哲學原理的檢驗,在這裡隻是作為歸根到底的基礎， 它是通過中介即具體科學而對哲學進行間接驗證的。人們實際生活中對于普遍性的真理的檢驗，往往都是這種直接性和間接性辯證結合的實踐檢驗。

列甯提出哲學原理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的思想後，緊接着指出:“對于辯證法的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漢諾夫)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這裡所說的“辯證法的這一方面”，包含着雙重内容，它既是指上述“辯證法内容的這一方面”，即對立統一作為客觀地和普遍的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又是指辯證法的這一内容 的正确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這一重要思想。

這裡被列甯批評的沒有注意(即沒有認識和理解)的人， 不但是指伯恩斯坦之流的修正主義者根本沒有注意，而且也指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如普列漢諾夫。在列甯寫《問題》這篇短文時，普列漢諾夫已堕落為社會沙文主義者，但在一九O三年以前他是俄國的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就在他作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對于這一方面他也是沒有予以足夠注意的。 他們往往以個别實例來證明辯證法的科學性和正确性。“對立面的同一被當做實例的總和，而不是被當做認識的規律(以及客觀世界的規律)。”

對立統一,質變量變和否定之否定等原理,是各門科學知識的總結和概括,是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等邏輯思維的成果,它們都有各自獨特的内容以及内容的系統和結構,它們是辯證法的普遍規律， 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它們可以表現在各種實例之中,但不是實例的總和，不是現有實例的簡單歸納。

實例總是具體的，在一定的時期總是有限的，把辯證法的規律當做實例的總和，那就實際上 使它喪失了普遍真理性，不成其為規律性的東西了。對于人們的實踐和認識也就失去了方法論的指導作用。所以，把對立統 一規律等辯證法的原理當做實例的總和，是非常錯誤和有害的， 它本身就是違反辯證法的,是一種把哲學庸俗化和簡單化的傾向。

把辯證法的規律當做實例的總和，就必然簡單地采取引證個别實例來證明辯證法的規律，必然簡單地采用實例的對比來代替辯證法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這種論證和指導方法同樣是非常錯誤和有害的。我們知道，現實世界是無限多樣和複雜的， 一切事情都可能有個别的偶然的例外，尤其是社會現象。

因此， 不能簡單地抽取實例或一般地羅列例子來論證原理，特别是辯證法的普遍規律。采取個别實例來證明和運用實例的類比來指導的 方法，是違背辯證法的客觀性要求的，它既可以産生教條主義， 又可以産生修正主義。

普列漢諾夫本來就存在着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當他堕落為社會沙文主義以後，就玩弄實例搞起詭辯來了。他片面地抽取實例來論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謂 “保衛祖國”的正确性。列甯指出:“在用詭辯術偷換辯證法這一崇高事業中,普列漢諾夫創造了新紀錄。詭辯家抓住‘論據”之中的一個，而黑格爾早就正确地說過，人們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論據’。”

黑格爾對于某些 科學著作采用牽強附會地硬湊事實的方法來論證定理，也作了尖刻和聰明地批評。列甯對此也十分欣賞，認為這是異常正确和深刻地反對主觀主義和片面性，并從這裡總結出一個重要思想，實例是可以“可笑地炫耀陳詞濫調”的,所以,在《問題》 中列甯特别指出，辯證法規律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必須由科學史來檢驗，也就是要用科學史的精華來證明。

當然，列甯也不是一概反對運用實例的，而隻是反對玩弄實例作為論證和指導的方法，反對把辯證法的原理當做實例的總和。辯證法的原理具有普遍性,普遍存在于特殊和個别之中，它必然要在具體事物和過程中表現出來。因此,為了通俗地解釋和具體地宣傳辯證法的普遍原理，是可以而且應該運用一些實例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運用大麥種子、原始共産主義的公有制的實例來解釋和說明否定之否定規律，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正如列甯指出:“這是‘為了通俗化’”。實例可以說明原理，但不能代替原理本身，不能當做原理的科學證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判杜林對辯證法的攻擊，論證辯證法的三個基本規 律，不是單純地運用一些實例來通俗地說明。

主要是從物質運動的各種形式，用各門具體科學的成果和科學史的精華，來論證它們的客觀性和普遍性的。恩格斯還明确說過“世界的真正的統 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質性，而這種物質性不是魔術師的三兩句話所能證明的，而是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長期的和持續的發展來證明 的。”

而普列漢諾夫恰恰沒有掌握這個精神實質，把辯證法規律當做實例的總和，這正是他由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蛻變成修正主義者的一個理論上的重要原因。普列漢諾夫在政治上的堕落，從反面證明了對立統一作為辯證法的實質的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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