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律令法系研究續編》

張忠炜 著

中西書局

先入為主地去否定文獻記載的真實性，一如據出土文獻去否定傳世文獻一樣，均不可取。一旦預設了疑或信的前提，思路也将由開放走向封閉，要在疑與信之外探尋路徑。面對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記載差異，簡單地是此非彼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合理解釋差異及其成因才是關鍵。

作者簡介

張忠炜，1977年生，河南新密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博士，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秦漢史。代表作《秦漢律令法系研究初編》，代表論文有《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藏秦漢碑拓初探》《關西大學内藤文庫藏〈漢律輯存〉校訂》《裡耶秦簡9-2289的反印文及相關問題》等。

緻謝

本書是近十年來讀書成果的結集之一，仍圍繞秦漢律令法系展開，故以《續編》為題；有兩篇論文是與張春龍老師聯名發表的，經其授權，亦收錄其中。收入本書的論文，根據體例略有修訂，基本觀點沒有改變；個别論文先行發表時，限于版面等因素，多有删節，此處恢複原貌。若蒙稱引，請以此書為準。由此給讀者帶來不便，心有不安。因主動限定了讀書的範圍，收入此編的文章，也許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畫地為牢，倒不是畏懼觀點會被否定，隻是想有所堅守，“保殘守缺”罷了。

若是書尚有若幹心得收獲的話，與師友的教誨、幫助是分不開的，恕不一一具名緻謝！插頁所附紅外或彩色圖版，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授權使用。

十九年前，忠炜跟随孫家洲教授讀書。甫入學，老師即提醒應關注張家山漢簡，告知中國文物研究所（現已更名為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有讀簡班。那時，讀簡時間剛好與課程安排沖突，不得不放棄；次年初，始有機會參與其中。經老師引薦，得以認識徐世虹教授，受教于今已十八年矣。歲月流逝，碌碌無為，依舊株守秦漢律令這一研究領域。雖如此，仍願将此小書獻給徐老師，聊表感恩之意。徐老師、孫老師相繼榮休，開啟悠閑适意的新階段，于此一并恭祝壽而康，長樂未央！

張忠炜

2021年4月10日

插頁

前言

在疑與信之外探尋

自梁任公首倡史學革命至今，新史學已走過120年的曆程。120年在中國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如昙花一現，但也正是在這120年中，中國史學研究真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若新史學或現代史學的宗旨在于“追憶往事”的話，那麼，後現代史學所主張的則是“往事不可追憶”；與之同時，“史料至上”且原始史料高于二手資料的基本原則，被質疑乃至徹底擯棄，“史料非為記憶之用，以複古為志，相反的史料僅是建構‘論述’的素材”。淵壤之判，可見一斑。受後現代史學觀念之裹挾，文史研究領域自是概莫能外。某海外研究者在講座中直言，諸位所了解的先秦秦漢史，不可信，均出自司馬遷的主觀建構；或有關注《晉書》的研究者，亦言唐人所修《晉書》不可信，無他，官修前代正史本來就不可信，不過是曆史書寫的産物而已。種種論斷無不彰顯出後現代主義哲學思考的最重要特色——懷疑。

這與20世紀初勃興的“疑古思潮”未必有關，教人懷疑卻是如出一轍。以顧颉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雖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在曆史學方面卻是真正開創了一個時代，代表了新思潮。就“疑古”而言，因為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加，在上世紀末出現扭轉态勢，“走出疑古時代”的口号正式提出。“無罪推定”的原則被奉為圭臬，“信”成為古史重建中的默認态度。古史傳說時代，因為考古發現的日漸增多，盡管沒有文字材料的證據，也由傳說而漸變成“信史”。在此過程中，古籍辨僞時所造成的“冤假錯案”，被一一平反，對古書如何生成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問題的另一面在于，古史辨派對于古史傳說與上古史研究的基本看法，也可以被漠視乃至否定，盡管沒有什麼堅實的證據支持：

但是迄今為止，卻仍然還沒有任何可靠資料可以證實堯舜傳說的出現先于禹的傳說；堯舜同禹發生聯系、禹成為堯舜帝廷之臣，跟古老的天帝命禹平治水土的傳說不相容，故當為晚起之說的看法，大概并無可疑之處。可惜的是，據豳公盨等反對顧颉剛先生觀點的學者，對這個從古文獻當中被揭示得非常清楚的“人化”過程卻都沒有能夠作出有力的反駁。（郭永秉《這是一個根本的态度問題——〈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導讀》）

如此一來，“無罪推定”的原則，預設“信”的立場，并不是無懈可擊的；由此建構的“信史”，盡管以考古新發現為“包裝”，到底又會有多少可信呢？而且，以考古發現去附會古史傳說，将可能存在的若幹解釋化約為一種，研究思路也将從開放走向封閉，得失立見。

預設了疑或信的前提，就預設了問題及指向，思路自然會受到影響。那麼，在疑與信之外，有沒有可能去探尋新的研究路徑呢？

筆者不敏，願意嘗試，這本小書就是嘗試的初步結果。小書由三部分構成：上篇以“出土法律文獻的性質”為主題，下篇以“漢律體系、律學新研”為主題，上下篇及各章之間又存在或明或暗的關聯；附篇部分存讀書筆記三篇，與律令主題相關而收錄其中。現将上下篇主旨簡要叙述如下，以便讀者明了本書的撰述思路。

傳世文獻的記載是較為有限的，依據輯佚而重新建構起框架，是前輩學者研究秦漢律令的重要成就之一。出土文獻的日漸增多，為重新審視既有研究成果提供了契機。不僅如此，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記載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如何解釋差異及其成因成為不得不面對的新問題。

面對新舊問題，且要嘗試解答，進行資料審查是第一步，這也是新史學興起以來普遍遵循的原則，盡管現在備受後現代史學的嚴厲指責。相較于傳世文獻的審查而言，學界對出土文獻的史料批判，明顯薄弱。無他，關注點僅限于文字記載時，其他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以律令為随葬品，是出于何種考慮？難道僅僅是身份标識？随葬的法律文獻，是如何制成的呢？是現實中所用物品的空間轉移，還是服務于喪葬的重新制作／明器？若是後者，又是如何制作的呢？出土文獻較少受後人的改動，是否就不言自明地可信不疑？我以為這些都是利用喪葬簡牍展開秦漢律令研究之前要思考的問題。

“墓葬出土律令文獻的性質及其他”一章，試圖對秦末漢初以律令為随葬品的這一考古現象進行解讀。解讀以“鎮墓說”與“明器說”的辨析為切入點，探析随葬品作為“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在結合楚地強烈的敬鬼重神風氣之同時，注意考察随葬律令在埋藏空間的位置，進一步肯定冨谷至所揭橥的“鎮墓說”，凸顯律令作為随葬品可能具有的宗教意義。緊接着考察的是資料如何形成的現實背景，亦即“秦漢時代司法文書的虛與實”一章的主題所在：不論是起事的下僚，還是決斷的上官，均可能在無意或有意中影響到文書記錄的真實性；貪贓枉法之外，為了追求破案，為了累積功勞，會以刑訊等為手段來還原“真相”，也會以文書“修辭”來記錄“真相”，文字記錄極可能會與“真相”背道而馳。出土文獻與生俱來地就可能帶有局限性，但不能據此徹底否定之，該怎樣發掘它的史料價值呢？“張家山漢簡《奏谳書》的性質”一章，以《奏谳書》所見“春秋案例”為例，嘗試進行解答：不能因為案例中出現了春秋時代的托名，就把它們當作春秋時代的可信記載來看待；通過對錢币制度、律令條文及司法程序等方面的分析，認為它們并不是曾經存在或真實發生過的“案例”，形成年代要遠遠滞後于所托名人物的時代，可能與秦漢時代的律令學有密切關系，對學律令者而言具有教育、借鑒意義。

以上三章構成本書上篇，從不同角度考察“出土法律文獻的性質”這一主題，也可以視為出土法律文獻資料研究的第一階段目标，亦即資料審查。

新史學運動興起前，對于古書的記載，人們多信而不疑。疑古思潮興起後，學界對古籍記載也由信轉疑。在此過程中，持“信古”态度者，笃信文獻記載而無視出土文獻；持“懷疑”态度，依據出土文獻而遽然否定傳世記載者，對立尤為明顯。前者不願面對新資料對成說的挑戰，後者不能圓滿解釋文獻記載之成因，信與疑均有所失。就後者而言，破舊易，立新難；新不立，所破者亦難取信于人。如何彌合傳世與出土文獻記載的差異，将兩者有機結合起來，走出一條新路，有待努力。

“漢律體系新論”一章，就海内外學界聚訟紛纭的漢律體系問題展開論述。先是系統梳理相關秦漢律令研究的學術曆程，從而凸顯益陽兔子山遺址漢律律名木牍所具有的獨特價值：首次清晰地揭示出漢律體系内部存在獄律、旁律兩分的結構特征，且以是否具備刑罰性為區分标準，具備刑罰性的多被視為獄律，旁律則包含行政性、制度性（含軍法類）、禮制性律篇。如此構造在西漢初就已存在，考慮到漢承秦制的問題，極可能是因襲秦制之産物。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九章律的形成問題：九章諸篇在漢初均已存在，且多數又是承襲秦律而來，九章律的誕生與漢代律學關系密切，是二次或多次篩選并固定篇目的結果；九章律内部的罪名之制與事律的區分，極可能也是因襲自漢初以來的獄律與旁律之分，或者說是獄律與旁律之分的某種反映。“新見漢律律名疏證”一章，就首次出現或有待解說的漢律律名進行簡單疏證，或側重研究現狀及今後應關注的問題，或結合文獻記載揣測律篇可能包含的内容，對“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之可能含義提出新的解讀，解答漢律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的根本問題。“漢代律學綴論”一章，或是辨析文獻中關于篇、章的記載，重新審視漢律令的體積問題，或是就漢律令目錄簡發表看法，由漢律令的外在特征而把握漢代律學的可能演進方向，為理解魏晉時期律令體系變革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既往的認知思路。

以上三章構成本書下篇，圍繞“漢代體系、律學新研”的主題展開，是出土法律文獻資料研究的第二階段目标，亦即，嘗試将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進行有機結合，重新解讀各類文獻記載，探尋彼此差異之可能由來。

結語部分，着重提及方法論的問題。魏晉時代對古代律令沿革的相關叙述當屬晚出，但并不是沒有證據依托的，隻不過這些記載随着歲月的流逝而逐漸亡佚。将不見等同于不存在，從而“探赜索隐”，從方法論的層面看，是存在嚴重問題的；以此為著書立說之利器，可以所向披靡，也可以自傷其身。先入為主地去否定文獻記載的真實性，一如據出土文獻記載斷然去否定傳世文獻一樣，均不可取。援入西學，固然“如活水泉源，适時洗滌不合時宜的舊學，其貢獻非得一概抹殺，況且居間亦曾激發出典範性的佳作”，但在亦步亦趨地跟随西學更新換代時，中國史學提供的不過是有形的資料，神早已蕩然無存了。

歸納小書要點如上，是否實現最初的預想，就交由讀者評判吧。

即将結束本篇時，就非發掘資料，闡述拙見。我主張“和而不同”的态度，尊重研究者的個人選擇。有人以為，“在研究中，對流散簡牍中重要資料（包括支持和否定某種意見的資料）采取無視态度，恐怕并不真正符合學術工作的規範”。筆者對此并不認可。本書對于非發掘資料，尤其是所謂的“古董簡”，均不采納。至于代價，坦然受之。有所舍，方有得，也許即“不采蘋花即自由”之詩意吧。

資料：中西書局

編輯：徐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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