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劇《山河月明》講述了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的成長故事，其中有沙場浴血的戰争戲，有婚姻與家庭的倫理戲，也有朝堂與宮闱的權鬥大戲，雖說口碑衆口不一，也是一時熱度不減。

《山河月明》劇照

劇中有一幕，朱棣得知太子朱标要重用盛庸，勸阻朱标說，盛庸是個賣主求榮、搖尾乞憐的無恥小人，不宜委以重任。朱标從書架上取出了一套《魏武三诏令》，讓四弟回去抄寫50遍，領悟他的用意。

《魏武三诏令》是曹操分别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發布的三道“求賢令”。具體說了什麼呢？

【《魏武三诏令》就一個意思】

1

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闾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這份诏令頒布之前，建安十三年冬，曹操在赤壁之戰中大敗而歸，诏令頒布之時，西有涼州未平，南有孫劉聯軍，正如曹操所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這份诏令中，曹操引用孔子的話說，清廉如孟公綽，讓他做一個大國的大夫家臣綽綽有餘，但要讓他做一個小國的大夫，都不能稱職。曹操看來，如果隻選用清廉之士，齊桓公就不會重用生活奢華的管仲，也就談不上什麼霸業了。賢才不是足不出戶就能從天而降的，而是要放下身段去尋訪求得的。現在世上還有出身貧寒、衣着簡陋的姜太公，或與嫂私通、接受賄賂的陳平在等着良主知遇嗎？曹操的求賢标準很明确，無論操守是否清廉，聲名是否低賤，“唯才是舉”。這與漢代以來“舉孝廉”，注重清譽名流的選才标準大不一樣。

成毅飾演的少年朱棣在抄寫《魏武三诏令》。《山河月明》劇照

2

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笃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滞，官無廢業矣。”

第一份求賢令發布後，兩年之内，曹操逐馬超、破韓遂、斬宋建，基本平定涼州，又殺伏後、複九州、建魏國、稱魏公，看似風光無限，其實高處不勝寒。

到了建安十九年冬，曹操對孫權用兵無功而返，劉備已得益州，他得趕在劉備之前拿下張魯占據的漢中。在這種局勢下，曹操頒布了第二份求才令，繼續以盜嫂受賄的陳平為例，陳平能幫助劉邦建立大漢，言而無信的蘇秦能救濟弱小的燕國，說明“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不能因為人的品行有短處，就棄才不用，官府要重用有才之人，不要有所遺漏。

3

令曰：“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着千載。吳起貪将，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将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秋，曹操已是魏王，名為王，實際與皇帝沒什麼差别。發這道求賢令時，曹操雖已收服張魯，但有失去漢中的趨勢，劉備、關羽橫跨益、荊兩州，東線孫權相持在合肥一線，三國鼎立的局面已初現雛形。

曹操年事已高，要與上天争時間，更要與孫、劉争人才。在第三道诏令中，他以伊摯、傅說、管仲、吳起、蕭何、曹參、韓信、陳平八位有污點的謀臣武将為例，認為隻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便出身低賤，即便曾經是敵人，即便身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都可以為我所用。

《山河月明》劇照

就如同《山河月明》一劇中朱棣說的那樣，這三道诏令，其實都是一個意思：“唯才是舉，不論德行。”不過劇中的少年朱棣并不贊同這一做法，他認為“君子無才，遠勝小人”。以“仁孝”為基石，崇尚“以德治國”的儒家社會，對曹操“唯才是舉”的人才觀批評不絕，但帝王家真正奉行的卻是“不論德行，為我所用”。盛庸得到朱标提拔，後來在靖難之役，他和鐵铉站在了朱棣的對立面，成為朱标兒子建文帝的維護者。

【“唯才是舉”不該背鍋】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批評曹操傷風敗俗，一人毀掉了東漢數代皇帝樹立的“風俗之美”：“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于是權詐叠進，奸逆萌生，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不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

何焯則将曹操類比為“羅緻屏棄不齒之人”“使為己用”的王莽，罵他們是“篡賊所求，往往必于其類”。“所得者不過從亂如歸之徒，雖取濟一時，東漢二百年之善俗俄焉盡矣。由此篡亂相循，神州左祍，豈非中國禮教信義為（曹）操所斲喪而然耶？”

周壽昌認為“魏武此令，專務狡詐”，所以華歆、王朗這樣的小人得到重用，而管甯等品德高潔之士隐世不出，最終魏國“立國甫及二世，而廢篡相尋，旋即亡滅”，與曹操用人“不講武德”有關。

以上就是近代大家對曹操“唯才是舉”的基本看法，代表了正統主流的儒家觀點。不過，曹操的“唯才是舉”是否就真的不講德行？言而無信、盜嫂受金、不仁不孝之人，真的能得到曹魏重用嗎？史實告訴我們，這還真不能一概而論。如建安十五年春發布了第一道“求賢令”，當年初曹丞相府上招聘了“丞相征事”二人，得以錄用的是邴原、王烈。論品德操守，這二人與管甯齊名，王烈之名甚至在管甯之上，隻是由于遼東公孫氏阻攔沒能上任。

曹操屬下掌管人事的是毛玠和崔琰，《和洽傳》稱：“時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又據《毛玠傳》，“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先賢行狀》又稱毛玠：“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

《山河月明》劇照

曹操用人“唯才是舉”，是因為形勢所迫，非常之舉，而并非他不注重人的德行。在《魏武帝論吏士行能令》中，曹操認為“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群雄割據之時，不能因為德行不足就不賞有功的軍吏，也不能隻看德行就獎賞無功之臣、不戰之士。

德行，特别是在察舉制窮途末路的漢末，已經成為空洞的虛名。“孝廉”不孝不廉，卻可以被操控、作僞，成為門閥士族權力交換的工具。

建安十年時，曹操曾下令在冀州“整齊風俗”：“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

無兄之人背盜嫂污名，娶孤女的人被冤枉打嶽父，專權的奸臣被稱頌為忠臣，忠義之人卻被斥為邪道，“以白為黑”的社會，怎麼讓曹操相信一個人的品德虛名？三道诏令中都提及的陳平，不就背負着“盜嫂”的污名嗎？曹操不避污名，選拔微賤有才之人，還有提攜寒門、打擊士族的重大意義。隻是曹操之後，曹丕采納士族代表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相當于延續了兩漢的察舉取士，以家世和德行定品級，又鞏固了士族的利益，造成“德優能少”，才是真正流弊後世，贻害無窮。

封面新聞記者 文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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