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餘價值”是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早在馬克思之前，就有不少經濟學家研究了它。例如威廉·配第認為剩餘價值隻存在兩種形态：地租和利息；洛克認為利息（剩餘價值）是一種政治發明，産生于所有權；休谟把地租視為剩餘價值的根本形态；重農主義者說隻有農業勞動才能産生剩餘價值；亞當·斯密超越重農主義的理論，在他看來，地租、利潤和利息，都是剩餘價值的不同形态。

經濟學家們的研究雖然觸及了剩餘價值，但就如中世紀的化學家曾研究過氧化現象，卻把它誤解為“燃素”一樣，他們都不明白自己所研究的對象。拉瓦錫用氧代替了“燃素”，馬克思也用“剩餘價值”代替了前人各種模糊不清的理論。

我們介紹剩餘價值，力求通俗、簡練，因而省略掉一些繁瑣的經濟學證明過程。

馬克思與《資本論》

剩餘價值論建立在勞動價值理論之上。任何商品都是人類勞動的産物，如果我們把商品體的有用性抽掉，那麼它就隻剩下勞動産品這個屬性。勞動産品凝結了人們生産它時所耗費的勞動量，商品之間的交換以此為依據。

因為一個商品耗費多少勞動量，這本身是難以衡量的，所以我們需要用時間來使它量化。時間是勞動量的标杆，通過勞動時間，我們才能夠對比各種商品體中各自含有多少勞動量。也隻有通過時間，我們才能進行生産規劃，決定是想耗費更多時間去生産那些價值多的産品，還是節省時間去生産價值較低的産品。

但是，我們在對比兩個商品的價值時，不能單單看它們生産的時長。而是要看在先今的生産力水平下，依據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強度來生産商品，所至少要耗費的時間，這個時間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國富論》裡，假定一個熟練的漁夫在基本的作業條件下，捕捉一隻海狸，至少需要一天；而一個熟練的獵人也在基本的作業條件下，捕捉一頭鹿，至少需要半天，那麼就說海狸的價值是鹿的兩倍。

任何商品都包含着一定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商品間進行交換的依據。在交換時以貨币來作為中介，所以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即用商品換到貨币，再用貨币購買同樣價值的另一種商品。這是普通人的交換過程，這個過程叫“為買而賣”。

但是我們在做生意時，卻不是這樣，我們常常是先用本錢去買進某樣商品，然後再把它賣掉，也就是“為賣而買”，公式寫為G—W—G。

在為買而賣的過程中，我們并不在乎買進的W價值是否超過原來賣出的W價值。例如我們賣掉一堆棉花，換取100英鎊貨币，然後再用這100英鎊去買一件衣服。我們并不在乎這件衣服的價值是否超過100英鎊，隻要它足值、跟我們賣出的棉花等價，我們就會感到心安理得。

但是在為“為賣而買”裡，我們卻不能接受花100鎊買進棉花，然後再以100鎊的價格把它賣掉，不能接受G—W—G這個公式，不然這生意就僅僅是回本，沒法一直做下去。我們總是索要一個增值的差額，要求最終賣出去的價格高于100鎊，以便我們能夠賺到利潤。所以公式變為G—W—G’，G’跟G之間有一個增值額∆G。

馬克思說：“我把這個增值額或超出原價值的餘額叫作剩餘價值”，地租、利潤、利息等都是它的特殊形式。

地租、利潤等代表了價值增值的部分，它們都有一個共性——無酬勞動時間的化身。亞當·斯密誤以為它們是無酬勞動的支配權，認為誰占有資本，誰就有權支配利潤，仿佛利潤（剩餘價值）是來自于資本而非勞動。其實利潤不是一種權利，而是無酬勞動的成果。弄清這個問題，就需要研究剩餘價值、利潤是怎麼産生的。

亞當·斯密：“來自運用資本的收入稱為利潤。”

剩餘價值是怎麼産生的？

為什麼我花100鎊買進棉花，然後再以110鎊把它轉賣掉，能夠多得10鎊的增值額呢？重商主義者認為這是我賤買貴賣的結果，我騙了某個傻子的10英鎊。可是這完全是偶然的，我的顧客不可能全都是傻子，這樣我也就不可能在做生意的時候每天都産生增值額。而且，我自己在這個場合是賣家，在另一個場合又是買家，我自己也會成為賤買貴賣的受害者。

因此，我從顧客那裡騙到的錢也會在另一個場合付給了房東或供應商，這樣的話，做生意怎麼可能會賺到錢呢？難道所有企業家都是最擅長騙術的騙子嗎？——顯然，剩餘價值不是從偶然的賤買貴賣中産生，商人并不具有貴賣的特權。在買者方面也是同樣道理，剩餘價值依然以公平的等價交換為前提。

可是，如果進行等價交換的話，公式就是G—W—G了，誰又會去做這種隻能回本的生意呢？問題就産生了：“如果是等價物交換，那麼不産生剩餘價值；如果是非等價交換，也不産生剩餘價值。”那麼剩餘價值∆G究竟是怎麼産生的？

有些人選擇跳出流通領域，到生産領域去考察剩餘價值的來源。例如，我買進100鎊棉花，然後我退出了流通，對這100鎊棉花進行加工，或者運往其他地方，給它注入新的勞動量，之後我再重新回到流通裡，以110鎊的價格賣掉，就産生了10鎊的增值。

可是問題依然存在，在這種場合下，原先100鎊棉花的價值其實并沒有變，多出來的部分隻是我自己新的勞動成果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是一個商人，而是一個工人，我的商品沒有自行增值。我沒有靠商品賺錢，依然是靠勞動獲得收入。如果我是老闆，我從原料廠買進原料，然後雇傭10名工人來進行加工，除非我克扣了工人的工資，否則我一分錢也賺不到——這種生意也沒人願意做。

為此，我們必須抛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思維，辯證的承認亦此亦彼——∆G“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産生”。

勞動力——一種特殊的商品

所有的商品都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但對于一般商品來說，它們的使用過程就是貶值的過程。因為商品在使用時會消耗自己，使它變得陳舊、磨損，價值低于全新的時候。但有一種特殊的商品，它在使用的過程中，會給占有者提供源源不斷的新價值，這種商品就是勞動力。

勞動是價值的源泉，是勞動力的活動。企業家、資本家、老闆等——一切雇主，通過工時的形式，用工資來雇傭到勞動力，令其做工，并占有勞動成果。勞動力在工作的過程中，能為雇主生産新價值，它的使用過程就是增值過程。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了，如果沒有勞動的參與，再怎麼倒賣貨物也賺不了錢，增不了值。

那麼雇主是根據什麼來确定工資标準呢？首先他要根據勞動力的價值來定價，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一個勞動者能夠生存、不至于餓死且繁育後代的基本條件，表現為生産生活必需品的價值。在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最低工資标準，它體現的就是勞動力的基本價值，工資都是參照它來規定的。

以價值為基礎，勞動力的價格——工資——還要受到勞動力市場的調節，高學曆、高技能的人較少，可替代性弱，競争小的職位，工資就高出價值很多；普通學曆、常人可勝任，可替代性強，競争大的職位，工資就隻能在最低工資的上方輕微浮動。

每個人在求職時，也會充分考慮最低工資标準和自己的能力（競争力）。作為一名雇主，他為每個職位開出來的薪水，肯定要考慮勞動力的價值并參照市場價格，所以大體上是能夠體現勞動力價值的。勞動者在出賣勞動力時，是按市場價予于出賣，因此是等價交換，就像100英鎊換棉花一樣。如果雙方的一方進行欺詐，那麼合同随時都會解除，雇主招不到人，勞動者找不到工作。所以，雇傭勞動中的交換是等價交換。

但是，在勞動力賣出去之後，雇主怎麼使用它、使用多長時間，都擁有了充分的話語權。他使用勞動力創造出了多少新價值，與勞動者不再有太大關系，因為他已經用工資把勞動力買下來了。就如用100鎊買下棉花後，賣出去多少錢，跟原來的賣主無關。但是，勞動力與棉花不同，勞動力在使用的過程中能夠增值。

假如，勞動力隻要每天工作4小時，就能夠創造出與工資相當的價值。那麼雇主肯定要規定勞動者每天勞動≥4小時，不然他雇傭勞動就沒有意義。如果勞動者每天工作所創造的價值都等于自己的工資，那麼雇主永遠也賺不到錢，沒有人願意開公司，也就不會有大量的稅收。所以，法律一定要認可、默認雇傭勞動每天最低工作的時間要超過必要勞動的時間，并默認雇主擁有适當延長工作日的權力。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鬥争

剩餘價值就是超出必要勞動的那部分剩餘勞動，假定必要勞動為4小時，工作日為8小時，那麼剩餘勞動就是4小時，剝削率為100%。雇主每雇傭一個勞動力，可以獲得每天4小時的剩餘價值。延長工作日，安排加班，剩餘勞動就随之而增多。

通過加班而産生的剩餘價值就是絕對剩餘價值。如果不加班，而是加大工作強度、改良辦公環境，把生産率提高到社會平均水平之上，那麼生産出來的額外價值就是相對剩餘價值。

雇主的利益表現為：

一、延長工作日；

二、提高生産率；

三、加大工作強度，或提供熟練度；

四、擴大生産規模以便招募更多的勞動力。

這樣才能推動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增長。而在所有的手段裡，延長工作日、要求加班是最容易的辦法，連小公司都能夠勝任。

在工資制度的掩蓋下，雇主總是要通過各種借口、各種手段、各種方式來延長勞動者的工作時間，使它盡量超出必要勞動之外，996就是一種絕佳的選擇。雇主的貪婪表現為對加班的渴望，每一次遲到、早退都是對他們利益的最大冒犯，每一次加班則是基本的義務。如果放的假不通過調休來補足，那麼雇主就會感覺虧損巨大。如果勞動者拒絕加班，那麼隻能考慮把他換掉，否則賺不到錢。

關于争取正常工作日的鬥争的曆史詳見《資本論》第一卷，我們不再贅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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