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常被視為艱深和難以理解的代名詞，普通人往往高山仰止并敬而遠之。造成這種現象的大半原因或許可歸為德國哲學。“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的哈尼斯堡王朝君主查理五世曾諷刺德語的粗糙，說它隻配得上用來同馬對話。當時正值16世紀初期，馬丁·路德為反對羅馬教廷，用“一種還完全沒有出生的語言”（海涅語）開始翻譯《聖經》。自此之後，德語日趨成熟，發展為德意志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素，但其艱深刻闆則始終存在。語言是思想的外化，思想則借助語言傳達。語言的邏輯就是思想，它們具有同一性。故德語之艱深便體現在了代表德國思想精華的哲學上。然而，正如張汝倫教授在《萊茵哲影》自序中所說的：“德國哲學晦澀難懂，卻不一定不管人間冷暖。……哲學的表述形式與哲學的現實關懷沒有必然的聯系。而哲學成就的高低，卻與其人間性和實踐性大有關系。”

原文 ：《德國哲學與其對生活的回答》

作者 | 南京師範大學 郝春鵬

圖片 | 網絡

德國古典哲學

提到德國哲學，即便不懂它的人也能說出幾個名字：康德、黑格爾、謝林、費希特，乃至馬克思、尼采、海德格爾、阿倫特……如果了解這些哲學家的作品就會發現，雖然他們彼此思想不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即總體上被稱為“德國哲學”的那種共性。事實上，區别于法國哲學的浪漫與天馬行空、英美哲學的分析和邏輯感，德國哲學提供了一個非常經典的範式，這種範式被後人稱為“德國古典哲學”。

據說這個稱呼最早由恩格斯提出。在《自然辯證法》中他曾提到：“辯證法的第二個形态恰好離德國的自然研究家最近，這就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而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他把費爾巴哈視為“走出”（ausgehen）德國古典哲學時代的人物。

或許受恩格斯的影響，學界通常把從康德到黑格爾這段時期所涉及的哲學稱為德國古典哲學。這裡的“古典”并不是時間意義上的，而是一種精神氣質。“古典”，英文為classic，或可譯為“經典”，乃是對哲學最為深刻問題的反思。之所以将這段時期的德國哲學稱為“古典”，是由于此時的各國哲學繼承了古希臘哲學中最根本的形而上學問題的思考，并形成了具有系統性特征的解答。自亞裡士多德開始，形而上學就是哲學研究中的第一哲學，是哲學及一切其他學科的根基與靈魂。黑格爾在《邏輯學》裡曾說過：“一個民族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沒有神一樣。”德國哲學始終傳承正統哲學問題，不僅再現了形而上學，同時也深化了辯證法與理念論。德國古典哲學對古希臘羅馬哲學、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的哲學，以及17、18世紀的近代哲學進行了批判性的總結，它吸收了西方哲學傳統中的精華，從而凝結成思想深邃、結構嚴密、内涵豐富的哲學理論體系。可以說，哲學是在德國古典哲學這裡被最為認真地對待并加以闡發的。

後古典哲學

德國哲學不僅自身具有古典的特征，同時它也為西方哲學向近現代的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思想資源。特别是現象學、存在主義，解釋學等，直接承接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問題域，而其他諸如實證主義、分析哲學、結構主義等，也無不受到其所蘊含的問題意識的影響。可以說，德國後古典哲學（後黑格爾哲學）從馬克思、尼采等人開始，其後又湧現了諸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阿倫特、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約納斯、哈貝馬斯等衆。而在這些人中，起引領作用的第一人乃是胡塞爾。

的确，在法國的一次講座中，胡塞爾曾把現象學的起源追溯到笛卡爾，排除部分逢迎法國人的考慮，這種追溯也不無道理，但實際上現象學對法國哲學的影響則更為深遠。雷蒙·阿隆曾經在德訪學，研究新康德主義，他偶然間發現了現象學，在花神咖啡館将這個發現告訴了薩特，這才有了之後存在主義的誕生；從俄國來的亞曆山大·科耶夫在德國海德堡大學學成後，于1927年來到法國，随後開設了黑格爾哲學的課程，吸引了一大批諸如梅洛—龐蒂、拉康、凱諾、布勒東、阿隆、薇依、巴塔耶等學者，這些人後來都成長為法國哲學的頂梁柱。此外，德國近現代的其他哲學家，如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胡塞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哈貝馬斯等人，也都對當代法國哲學家的思想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哲學—生活

可見，德語和德國哲學的晦澀隻是其表達形式，與其現實關懷其實并沒有必然聯系，真正讀懂德國哲學的人就能夠體會到它的語重心長。張汝倫教授專治德國哲學多年，他的《萊茵哲影》這本書反其道而行，一改哲學表面語言的晦澀，以另一種非“學術化”的方式來揭示哲學所關心的根本問題。但這些文章在思想性和哲學性上的深度絲毫不遜色于所謂的“學術論文”。

實際上，哲學與哲學家的生命曆程（Erlebnis）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相關性，例如書中談到了海德格爾與政治，阿倫特的愛情，約納斯的宗教……哲學在本質上并不隻是概念間的辯證遊戲，其根本乃是對人應當如何正确生活的回答。因而，德國哲學，無論古典抑或後古典，其表面的晦澀難懂并不意味着它脫離塵世。事實上，德國哲學之所以得到舉世公認，不僅僅是由于它的晦澀和形而上學類的問題讨論，更是由于其人間關懷。

“何謂學者？”這個問題并不能簡單地通過知識層面的回應來作答，否則納粹時期部分德國學者的慘痛經驗就會再現。例如，在現代哲學乃至整個哲學史中，海德格爾哲學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他與納粹的關系則成為他一生中難以抹去的污點。海德格爾可以說是“佳人做賊”的代表，《黑皮書》的出版更坐實了他是“反猶主義”的納粹。然而，海德格爾不過是樹大招風，學術做得好卻親近納粹的學者仍不鮮見：康德和尼采的研究者包姆勒，長期代表納粹積極活動，1933年擔任柏林大學的哲學和政治教育學教授，1934年被任命為“總體精神與意識形态教育與訓練管理局”的科學部頭目；耶拿大學研究新康德主義的教授包赫，連同哈特曼，在1933年同樣對希特勒及其政權表示敬意，并和德國哲學學會宣布完全支持納粹的革命。此外，還有宗教哲學家史華茲、威廉·馮特的兒子馬克斯·馮特等。此外還有很多對納粹獻殷勤者，其所涉及的哲學流派甚多，着實令人驚訝。

這一方面表現了部分學者對權力的谄媚，但根源則在于學術思想與政治生活的脫節，是知識與德性這一古老問題在現代的回響。因而，“何謂學者”這個問題，根本上乃是一個實踐問題，是每一個現代學者既要認真思考，又要用自己一生的行動去回答的問題。“真正的哲學從來就由現實問題激發，針對現實問題的……一旦它被體制化，即成了學院哲學，哲學也就走向了死路。”張汝倫教授在《萊茵哲影》中如是說。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04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内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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