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塔之事不可緩也”。長期以來，中國人特别愛也特别重視修塔。中國人懷念祖先會修塔，為“望旱澇”會修塔，有時為迎佛經聖典也會修塔。總之，中華民族的的确确是一個喜愛修塔的民族。當然，中國之大，世事蓋難盡也，就算這修塔一事在中國不同地區都有其獨特之處，并非千篇一律。其中，位于贛南地區的“風水塔”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贛南的範圍大約就是如今整個贛州市，而在明清時期，贛南之範圍則大約為贛州府、南安府以及甯都直隸州三地。贛南地區是客家人重要的聚集地，大量人口出于躲避戰亂等目的，紛紛從北方河洛等地遷到南方，最終在贛南等地彙聚，形成了一支吃苦耐勞、和善友好的客家民系，因有“十家九客”之說。大量北人南遷的同時，帶來了他們的一些行為方式，修塔就是其中之一。當然，修塔這一行為也逐漸與贛南本地的強勢文化相融合，并在融合中求發展，形成了贛南地區獨特的塔景觀。

客家風景

風水信仰是贛南地區的獨特文化，其已根植于贛南人民心中七八百年之久。中國人是很相信風水的，風水最早傳入贛南應始于唐末，當時的風水大師、形勢派開創者楊筠松在贛南地區招收弟子，宣傳其風水思想，遂使得風水信仰開始在贛南地區流傳開來。

兩宋之際，贛南有著名風水先生賴布衣，其足迹遍布華南各地，至今仍有影響，香港甚至還專門拍攝過一部電視劇《賴布衣》，贛南地區的定南縣也專門修建了一座“布衣塔”來歌頌他的功德。

布衣塔

到了明代，贛南風水信仰已是全國聞名，這時還出現了号稱“中國風水第一村”的三僚。明朝永樂五年，三僚的風水師廖均卿曾經從政，受命為徐皇後尋找墓地。嘉靖十五年，三僚的廖文政、曾邦旻又被選中，為世宗擇地以建皇陵。些都是贛南風水信仰興盛的重要例證。

正是由于贛南風水的興起，使得贛南修塔逐漸受到風水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風水塔。

風水塔，由其名而觀之便知是受風水信仰影響而建成的塔。塔所修建的地方必須要有好的風水，簡單來說，就是必須要擇一塊所謂的“風水寶地”作為塔的地基，那怎樣的地方才算“風水寶地”呢？贛南各縣志中多用“山水環抱，一望平衍”，“憑眺桑麻，煙火盡入樓中”，“霧峰峻峭，旺氣凝涵”等語句來描繪寶地，有時也用“蛤蟆形”、“筆架形”等詞彙來描述。總之“風水寶地”形式多樣，根本上是由風水師憑借自身所學來判斷哪一塊為風水寶地。

修建風水塔最注重的是憑風水來選址，但似乎修塔的人們唯一看重的也隻是憑風水來選址這一點。贛南風水塔的造型，其實大多為無平座、無大台基的樓閣式塔，并沒有什麼奇異之處，而且許多風水塔根本不能登臨，隻能在外而觀之，不能“身臨其境”。另外，塔的規模一般較小，建造所用的材料也一般，因此出現了塔“屢修屢毀”的現象。由此觀之，贛南的風水塔似乎沒有什麼獨特之處，那為何它會被贛南人民廣泛修建呢？

明清時期，風水塔在贛南地區開始被廣泛地修建，各州縣都建起了各式的風水塔，現存明清時期所建的風水塔就有43座，如果加上已消失的風水塔，數量恐怕還會更多。明清時期修這麼多風水塔到底是出于何種目的？難道是為了地主士紳們觀賞遊玩所用？顯然不是，正如上文所說，塔的建築構造比較簡陋，如果是為士紳們“附庸風雅”之需，肯定不會這般簡陋。那原因為何？實際上，這和贛南人民希望本地“文風蔚然四起”，“科舉興”的期盼有着緊密的關聯。

“造風水，興科舉”被贛南人認為是兩個前後呈現因果關系的事件，造完風水之後便可使得科舉大興。正因此，風水塔被大規模修建。

唐宋時期，贛南地區一直都是“化外之地”，地廣人稀，刁民集聚，民風剽悍。甚至贛南多次出現對抗中央，割據地方的現象，如唐末譚全播、盧光稠，元末的熊天瑞等割據勢力。正是在這樣一個混亂動蕩的社會背景下，朝廷很難有效地對此地進行控制，贛南人民對于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也不高，更多的則是匪患盜賊隐匿于贛南深山密林之中與朝廷作對。

但明以來，随着閩粵之民“倒遷入贛”等因素影響，贛南地區人口數量不斷上漲，另外由于高産耐旱作物被引入，促進了山地開發，讓贛南經濟不斷發展。而且，明王朝還加強了對贛南地區的管理，設立了南贛巡撫，任命王陽明等人清剿匪患，肅清治安。在此過程中，陽明心學也在贛南廣泛傳播，這讓贛南文風愈起，也讓贛南成為陽明心學的一大聖地，因此便就有了“贛南為陽明學之興盛之地”這一說法。

時過境遷，在各種因素交彙影響下，原屬“化外之地”的贛南，逐漸被朝廷控制與教化，贛南人對于國家的認同感不斷增強。正是基于認同感的加強，贛南人士想要盡快進入國家統治階層的情感日益急切，以便為自己也為家族甚至為整個地區謀利益，科舉便成了這些人可資利用的一個重要途徑。但現實很骨感，明清兩代，贛南地區的科舉并不興旺，相比于同省的饒州、撫州等地都相差甚遠。現實和理想之間的巨大差距，讓贛南民衆不得不尋找一些超自然的方法，于是在明清時期，風水塔便被大量修建出來，以寄托人們對贛南科舉興旺的美好念想。

贛南各縣志的編撰人員們聲稱，這風水塔被修建後，果然是效果立顯，不久贛南地區就“風氣秀發，人文振起”，“登科者相繼而起”。但是實際上，效果并不如這些官員們所言那般美好。有明一朝，江西中進士者有2719人之多，占全國進士總人數的11%，可以說是江西科舉史上最輝煌的時刻之一，但是不幸的是，贛南地區的贛州府和南安府的進士總人數卻隻有可憐的49人，還不到贛中吉安府818進士人數的零頭。可見風水塔并未起到“興科舉”的作用。既然無用，那為何風水塔在明清時還會被廣泛修建呢？筆者認為除了蘊含着贛南人民對本地科舉大興的願望之外，還表達了人們内心之中的一種無奈、彷徨之感。

贛南的風水塔寄托着贛南人民追求科舉繁榮的希望，也表達了人們對于國家的認同感不斷增強。贛南風水塔建造簡樸，但它不隻是一座座樸素的塔，它還是傳承贛南人民思想精神的文化坐标，反映着贛南“由亂到治”的曆史物證，可謂意義深遠。在大力宣揚“科教興國”思想的今天，贛南的風水塔不應被忘記，更應該被宣揚，因為它寄托了人們對科舉興盛、文脈繁榮的美好追求。

黃志繁：《明代贛南的風水、科舉與鄉村社會“士紳化”》，《史學月刊》2005年第11期。

（作者：浩然文史·重振丁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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