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字靜安。我國近代著名學者。他一生淡泊名利,勤勉不怠,唯讀書做學問為性命。在哲學、文學、文字學、史學諸領域,開山立派,卓爾不凡,是蜚聲中外的國學大師。
1923年6月,王國維出任清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之後,就搬入地安門内大街的織染局10号,房屋高大寬敞,有20間之多。直至1925年4月,王國維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之聘任教,方遷居清華園西院17号、18号,王國維在織染局10号住了近兩年時間。1924年初,蔣複璁去家中拜望,王國維相送一本白紙鉛印的《靜安文集》,裡面收有他早年譯的康德、叔本華文章,拜倫詩以及以叔本華學說為出發寫成的《紅樓夢評論》。蔣複璁問先生以後還想用西學做點什麼工作,當時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國維說,想用英文譯本重譯《馬可·波羅遊記》并加以考證。可這部書沒有來得及寫,他就自沉于昆明湖了。
溥儀被趕出皇宮後,作為“帝師”的王國維便失業在家。此前,胡适通過得意門生顧颉剛牽線搭橋,頂着秋風如約去拜訪王國維。胡适讀過王國維的衆多詩文,對其心儀已久;王國維對胡适的大名也是早有耳聞。于是,兩代學者就各自的學術難點進行探讨。
王國維
1924年春天,清華學校要改辦大學,并将設立研究院,校長曹雲祥寫信給胡适,聘他擔任研究院院長一職。胡适不可能離開北大,他向曹校長推薦了四個人,都是當時學術界的頂尖人物。即: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陳寅恪。這四位國學大師的名字,令曹雲祥眼前一亮。但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唯有當時沒有工作,連生計都成問題的王國維堅辭不就。
開始胡适并不認為王國維是真的拒絕,以為他就是做做樣子,耍耍大牌,中國知識分子多是這樣的“臭毛病”。而曹雲祥甚至已經在清華大學的教學計劃中安排了王國維的課程,但王國維自始至終不點頭,這可難壞了舉薦人胡适。為了不使這位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大學者埋沒,胡适打電話找到王國維曾經的主子溥儀,以及同為帝師的莊士敦,請他們來給王國維下“聖旨”。結果同樣全無作用,就連曹雲祥設的飯局,王國維也一口謝絕,全然不顧溥儀的面子。
為了王國維的生計,更是為了國學的傳承和國家育人,胡适對此始終沒有放棄。某天晚上,胡适将王國維哄上汽車,帶着他從地安門駛向城外的清華園。在實地感受和考察了清華大學校園後,又來到專為王國維安排的辦公室,還将他未來的同事大名:章太炎、陳寅恪、梁啟超等一一報上。胡适等人的真誠和熱情打動了王國維,最終他接受了清華大學的邀請,答應就任研究院導師。
即使如此,當吳宓走進王國維家客廳呈送聘書時,先恭恭敬敬地站在王國維面前鞠了三個大躬,大禮之後才說明來意。吳宓在其日記中寫道:“宓持清華曹雲祥校長聘書恭谒王國維先生,在廳堂上行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但王國維“以院長須總理中大小事宜”,拒絕院長職務,而專任教授。
在清華大學,王國維月薪四百大洋,這在全國教授中都是高薪。但在當時,他的名聲遠不及同在留學日本的梁啟超,更何況他還留有那條象征“複古”的發辮。1898年王國維在上海時務報館做一個小書記員的時候,梁啟超已是《時務報》主筆,兩人地位懸殊。而他們同在清華國學院任教後,梁啟超卻堅持尊王國維為首席,自己甘居其後,對其廣而深的學問極為欽敬。
在清華園王國維家租用了16号和18号兩棟宿舍,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回憶說:“16号是父親的書房,為研究寫作的地方。書室為三件正房的西間,三面靠壁全是書架,書籍堆放到接近屋頂,内間小室亦放滿了書。南面靠窗放大書桌一張,藤椅一隻,書桌兩旁各有木椅一把,備學生來訪時用。”在女兒王東明的印象中,父親生活很有規律,如果沒有預先的約會,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辦公,下午在家中書房研讀或撰稿。
在清華園中,有個流傳很廣、意味深長的細節,有次王國維的太太為他梳辮子,問他:都到這時候了,還留着這東西做什麼?他的回答是:正是到這時候了,我還剪它做什麼!
1920年,梁漱溟先生曾在上海朋友家見到王國維一面,說“他頭頂有小發辮,如前清時那樣,說話時鄉土因很重,而且神情靜斂寡言。令人意外的是,一代大師王國維在其人生最輝煌之時,投湖自盡。其死因被稱為“中國文化史世紀之謎”,至今未有定論。
1926年9月,王國維長子王潛明在上海病逝。其長子早在1918年就與羅振玉的三女結為夫妻,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關系也從此改變,由原來的亦師亦友,發展成為後來的兒女親家。有知情者說,長子王潛明的病逝,對王國維的打擊确實不小,加上羅振玉有遷怒于王國維的言語。不僅撕破了臉皮,而且有斷絕來往之意……但大師梁漱溟寫文記述說:“梁任公(梁啟超)某日從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談及他風聞紅色的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途中如何侮慢知識分子的一些傳說。這消息大大刺激了靜安先生(王國維),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遺筆”。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國維告别清華園,坐人力車來到頤和園内的魚藻軒前,自沉于昆明湖。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窦,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纭,又難以确論的“謎面”。而對于王國維之死,胡适在日記中寫道:“此老真是可愛可敬,其學問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幾乎沒有第二人。”
據王國維之子王登明撰文:“1929年研究院師生立紀念碑于校園(大禮堂西南隅),由梁思成先生設計,陳寅恪先生撰碑文,林志鈞先生書丹,馬衡先生篆額。”碑文内容是:“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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