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 治安策?“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形容指揮順利、政令暢通、組織嚴密，從上到下步調一緻，中間沒有制約阻礙此典原出自賈誼的《治安策》賈誼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在遠任梁王太傅時，他心念朝政，居安思危，多次上疏陳奏政事，這些疏奏以“如何長治久安”為主題集中起來，便形成了西漢第一雄文《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賈誼 治安策?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賈誼 治安策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形容指揮順利、政令暢通、組織嚴密，從上到下步調一緻，中間沒有制約阻礙。此典原出自賈誼的《治安策》。賈誼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在遠任梁王太傅時，他心念朝政，居安思危，多次上疏陳奏政事，這些疏奏以“如何長治久安”為主題集中起來，便形成了西漢第一雄文《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

（一）

賈誼所處的時代危機四伏，《治安策》充分表現了作者深切的憂患意識和赤誠的拳拳之忠。文章開篇就振聾發聩：“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針對“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的谀論，作者認為情況緊急危險，已經到了“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寝其上”的地步。“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如不加緊治理，馬上就會天下大亂。

亂之最大隐患在諸侯。天子與諸侯的矛盾，自周以來就有。秦廢封建而設郡縣，無疑是曆史的進步。但漢興之後，由于宗親功臣割地稱尊的強烈訴求和斥責廢分封是“貪吝之舉”的輿論誘導，漢初實行“郡國并行”的雙軌制——即在地方上，既有歸屬中央管轄的郡縣，也有由諸侯王控制的封國。朝廷能夠以郡縣制直接控制的地域，大概隻有戰國後期秦國轄地的範圍，原六國之地則封立諸侯國。諸侯王占有廣土衆民，握有強兵重器，盡收一地之财賦。而其國制類同京師，擁有完善的官僚體系，除封國太傅、丞相為中央委派外，其他官員任命皆出自諸侯王。諸侯王位代代世襲，家臣隻認其主，不知朝廷，形成了對諸侯王的人身依附。中央對諸侯國的控制極其有限，而諸侯王則積極在朝中安插親信、賄賂大臣，窺伺中央，刺探情報。長此以往，一旦諸侯王決定舉兵抗命，很快就會出現動亂甚至大分裂。

從漢高祖時起，諸侯王叛亂便此起彼伏。至漢文帝時，諸侯王與中央的矛盾愈發尖銳，譬如淮南王劉長“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跸，稱制，自為法令，拟于天子”。諸侯王的驕縱狂妄無疑包含着觊觎皇位的野心。賈誼認為，目前諸侯王大多羽翼未豐，尚且蠢蠢欲動，一旦羽毛豐滿，肯定會出現天下分裂的局面，大抵強者先反，而弱者後反；疏者必危，而親者必亂。

（二）

賈誼深感憂慮，認為君弱臣強的颠倒關系是漢室的心腹大患，這就好比一個人得了肢體浮腫之病：小腿粗過腰肢，手指腫如大腿。如不當機立斷，立刻治療，恐怕要命不久矣。必須要确立起中央對地方的絕對優勢才能保證絕對權威，諸侯王才能不生異心、安分守己。他提出的具體辦法是細分、分解——“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由朝廷将那些跨州兼郡、連城數十的大諸侯國，劃分成若幹小國，分給諸侯王的子孫。這樣，宗室子孫“莫慮不王”，而分割出來的小國勢寡力弱。諸侯“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無）邪心”，最終實現“下無倍畔（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賈誼主張建立嚴明的政治秩序，中央對地方必須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地方對中央的命令必須完全服從。“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這樣才能維護國家統一與穩定。

賈誼的這種思想，被之後的董仲舒總結為“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對解決西漢前期諸侯王勢力坐大的問題産生了重大影響。賈誼死後四年，漢文帝試行其策，将齊國分為六，将淮南國分為三，有效地緩解了強藩對中央的威脅。此後，漢景帝推行“削藩策”，漢武帝推行“推恩令”，均是承接這一思想的繼續實踐。“強幹弱枝”理論，實際上解決的是權力分配問題。權力歸屬中央還是地方，這關系到國家是統一還是分裂、天下是太平還是動蕩、百姓是安居樂業還是朝不保夕。賈誼的立場明顯偏于前者，他主張一切權力歸于中央。

在封建時期，君與臣、中央與地方、中央王朝與邊地民族的關系，歸根結底還是君與臣的權力關系。“強幹弱枝”，就是加強“幹”的權力，削弱或分解“枝”的權力，從而實現權力的集中與統一。這樣的理論是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從地理形态來看，中國幅員遼闊，地形複雜，民族衆多。三裡不同音，五裡不同俗。若不依靠中央權力的強大管理，則極容易産生依山川之險、坐地為王的分裂勢力，把社會拖入無休無止的混戰；從自然形态來看，中國地大物博，同時也多災多難，正是由于有中央權力的至高權威，才能保證各地方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号令的無條件服從，正是有了中央至高權力的坐鎮，各地才能在突如其來的災難中保全平安；從疆域環境來看，中國四周強國林立，非中央權威不可組織起強大軍隊，非強大軍隊不可保家衛國。後來的曆史也無聲地證明了這一點：“強幹弱枝”，則安穩太平；“強枝弱幹”，則天下動蕩。權力下移的情況下，猛将謀臣們對地方權力的依附取代了對國家政權的忠誠，人心不齊而各為其主，由此将社會推入大分裂、大動蕩、大毀滅。唐代藩鎮權力坐大，從而爆發安史之亂，把一個鼎盛時期的文明拖向深淵，大唐從此由盛轉衰。事實證明，尾大不掉必養虎成患，旁枝過盛則主枝不生，必須及早剪除。

（三）

除了提出削弱諸侯的主張外，《治安策》還仔細分析了當時的社會問題及解決辦法。賈誼指出國家之所以似安而未安，除了地方諸侯的威脅，社會秩序的錯亂也是一大痼疾。漢初以黃老之學治世，無為而治，失之于寬。這種自由松散的管理模式，在短期内能刺激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增長的後果則是犧牲了社會秩序與道德風氣。在政府幹預的缺位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廣蓄奴婢，巧取豪奪，逐漸形成了稱霸一方的豪強勢力，奢靡無度，橫行鄉裡，甚至膽敢窩藏要犯，形成一股幾乎不受政府控制的強大力量，企圖與官府分庭抗禮。這種“無為”政治産生的“暴發戶”，以其強大的财力威脅經濟穩定，構成挑戰國家權威的隐患。貧富懸殊，自然會激發強烈的社會矛盾與對抗，而這種憤懑不滿，如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則容易危及來之不易的社會穩定，“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無）為奸邪，不可得也。”貧富懸殊，不患寡而患不均，希望那些貧者不在強烈的貧富對比下仇恨社會，這又怎麼可能呢？

世風日下是“無為”政治帶來的第二個弊病。世風日下，甚至到了為了利益不惜殺害父兄的地步。針對如此惡劣風氣，執政者必須以“有為”政治強力整頓。以禮法改變世風民風，“禮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依靠法律保證道德下限，依靠教化提升道德境界。“定經制”，倡禮義，以國家的核心理念凝聚民心，打造社會共識，以共同的價值觀念塑造溝通的共同話語。這樣，則民衆有信而各得其宜，“群臣信上而不疑惑”，風清氣正，海晏河清。

《治安策》一文，前部分講如何“治理”諸侯，後部分講如何“安定”社會，總而言之，就是講如何讓江山長治久安。然“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既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漸，也要建章設制、久久為功。《治安策》是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政論文之一，尤其是它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反對諸侯分裂的思想，對鞏固社稷乃至延綿後世國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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