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們上小學的時候，有一種高效快捷的通訊方式，那就是由班主任指導學生建立起來的“聯絡網”。學校裡要下發一個通知，通過聯絡網一般不到兩個小時就會通知到每個學生。

這種“聯絡網”的建立，大緻得益于如下幾個因素。首先是“熟人社會”。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即便是天津這樣的直轄市，其實仍然保留着許多“鄉土中國”的特色，鄰裡之間的關系要比今天近得多。各家各戶彼此差不多都知根知底，這家來了一個親戚，很快就成了全院子老老少少的親戚。正是由于是“熟人社會”，所以人們之間，包括孩子以及孩子們的家長之間都不陌生，這樣一來大家互相傳達一個消息會非常方便，即使本人不在，家裡的人或同院的鄰居都可以帶個話。

第二個因素是“多子女”。我們那時的同學當中，獨生子女是鳳毛麟角，以我們那個班為例，全班47個學生，沒有一個獨生子女。這就帶來了一個好處，就是不僅同學之間熟悉，而且家裡的哥哥姐姐們往往也是同學，屬于“親上加親”，彼此之間即使原來還有些許陌生，但一說是哥哥同學的弟弟，也一下子就熟絡起來。

第三個因素是“就近入學”。我們那時候上學特别是小學階段，是百分之百就近入學的，所以同學們之間從廣義上都是鄰居，無非是“遠一點的鄰居”和“近一點的鄰居”而已。以我的小學同學而言，全部是天津五大道的孩子，從家裡步行到學校不會超過20分鐘。正是由于都是鄰居，再加上差不多都住在大雜院裡，所以同學們之間走動得比較勤快，這也給迅速地傳達信息提供了便利。

第四個因素是“住宅的非封閉化”。盡管天津在上個世紀初就在五大道地區有了中國最早的單元式公寓樓，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這些單元樓裡每個單元都住着兩到三家，早就沒有一家一戶封閉的住宅了。在我的同學當中，家裡有獨立衛生間的隻有三家，即使這三家也不是現在意義上的單元房。由于“住宅的非封閉化”，導緻不會出現今天常見的鄰裡之間不相識的局面。

第五個因素是“通訊工具不發達”。這一條不用解釋了，我的同學和老師當中家裡沒有裝電話的，可以說“通訊基本靠吼”。在這種情況下，能夠替代先進通訊方式最好的選擇就是“面對面人傳人”了。

基于以上幾個因素，那時候大城市裡的各個學校裡都在學生中建立這種聯絡網。我們從上小學一年級開始，就由老師指定幾個住得離學校最近的同學作為“網頭”，然後根據其他同學的住址确定每個人在“聯絡網”中的位置，即消息由誰傳給他，再由他傳給誰。

一般情況下，聯絡網發揮作用最多的是調課信息。比如明天的課不上了，改成幾點到學校集合去遊行，又或者臨時通知到附中去聽報告，等等。在這種情況下，都是由班主任老師找到“聯絡網”的“網頭”，然後由“網頭”轉告下一個或幾個人，下面的人再繼續轉告住在附近的同學，這樣消息就從這裡開始以最快的速度傳下去。

那時候，學生們真的是“給點陽光就燦爛”，幾個住得離學校近的學生都争着當“網頭”，覺得能讓老師親臨家門是莫大的榮幸。雖然當“網頭”意味着玩的時候不能離家太遠，必須在可視的距離之内讓老師可以找到，相對而言不那麼自由，但大家都心甘情願。

“聯絡網”也會出故障，偶爾會有斷了的時候。這種情況往往是某一個學生不在家，“上家”的同學把消息留給了這個同學的家人或鄰居，導緻後面的人收不到信息了。不過這種情況極少發生，因為這張“網”上的同學住得都很近，有的就是同院，所以一旦找不到這個同學，就可以直接告訴他的“下家”。

“聯絡網”平時運轉都很規律，隻有到了寒暑假的時候會有變化。一般來說，臨近放假期間，老師都會統計同學們有沒有外出的，都去哪裡，怎樣才能聯系上，等等。這時大家都會告訴老師假期去哪裡。那時社會對人口流動限制很嚴，還沒有旅遊這一說，放假一般都是随父母回老家，老師會逐一登記上每個人的通訊地址，如果有呼叫電話就更好了。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的“聯絡網”在發揮應急響應方面作用最大的一次是1976年大地震的時候。說起來，那個時候人們确實是“聞令而動”，淩晨三點多鐘發生的地震，很多人家裡的房子受損，人們都冒雨站在空地上，多數人隻穿着内衣，也沒有雨衣雨傘之類的東西。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7月28日上午，老師竟然能夠通過這張“聯絡網”給所有同學下達命令，要求大家服從街道的安排，遵守紀律，不許去危險的地方。又過了幾天，還是通過這張“聯絡網”，通知大家因為抗震救災學校延期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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