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是明末與李自成齊名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在明末亂世之中建立了大順政權，逼死了崇祯皇帝，在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張獻忠雖然飽受濫殺的诟病，但是也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政權——大西政權。

張獻忠

張獻忠是陝西人，他在明末起事以來一直在中原地區與明軍作戰，雖然在崇祯末年短暫地進入過四川，但是中原地區一直是張獻忠的主要活躍地區，那麼他為何會最終選擇了四川作為自己的根據地呢？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天，張獻忠率領大西軍占領了湖南省和江西的袁州、吉安兩府，并在這裡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權，張獻忠若能在此地堅守，必定能夠建立一番功業。但是，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張獻忠卻主動放棄了已經建立了穩固政權的湖南和江西，率領部隊從湖北荊州溯流而上、進入尚在明朝統治下的四川。張獻忠為何做出如此重大的戰略決策呢？

首先，張獻忠的戰略決策基于他對當時全國形勢的判斷。1643年底，陝西的明朝官軍已經被李自成全數殲滅，關内已無可戰之明軍（此時明朝可戰之兵隻剩下關外由吳三桂率領的數萬關甯鐵騎），李自成占領北方已經是不可抵擋之勢。而張獻忠此前一直都獨立于李自成，以他的個性自然不願意臣服于李自成，而且有羅汝才和賀一龍兩個前車之鑒（此二人之前都是獨立的農民領袖，臣服李自成後被殺），所以張獻忠絕對不願意成為李自成的部下。

明末農民戰争形勢圖

其次，張獻忠有轉戰四川的經驗，對四川的地形和形勢有所了解。崇祯十三年（1640年），張獻忠被左良玉部擊敗，率部入川，這便是張獻忠第一次入川。張獻忠率部在四川轉戰半年有餘，對四川地形有了直觀的了解——北有秦嶺之峻，東有三峽之險，軍事上易守難攻，但是物産又極其豐富，自古以來素有“天府之國”之稱，所以占領四川可以維持自身的獨立性，又可憑借四川地利随時北取漢中或者東下湖廣，可攻可守。

再次，明朝在四川的統治已經十分薄弱，統治根基動搖。明朝末年，明朝的統治階層腐敗不堪，農民起義四起，四川也有“搖黃十三家”活躍于川東和川北，四川官軍疲于奔命。四川百姓還自發發起“除五蠹”運動，所謂“五蠹”是指“衙蠹、府蠹、豪蠹、宦蠹和學蠹”，這五蠹基本代表了整個官紳貴族階層，百姓們已經占到了他們的對立面，所以四川的整個統治階層都受到了動搖。

前文提到，四川是易守難攻之地，那麼張獻忠要想入川，必須解決從哪裡入川的問題。張獻忠結合自己的形勢，選擇了從湖北荊州和夷陵一帶入川，這個地區原本是明末另一支起義軍——老回回馬守應的活動區域，他因為羅汝才、賀一龍事件對李自成懷有戒心，對李自成采取若即若離的姿态。當張獻忠到達此地時，馬守應正好病死，所以張獻忠收編了他的部隊，整裝後一道入川。

三峽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已經成為了大順皇帝，正率領大順軍親征北京，張獻忠則率領大西軍渡過了三峽天險，占領了四川的門戶萬縣。但是，張獻忠在萬縣卻遭遇了一些挫折，延誤了大軍的進程，因為萬縣兩岸都是懸崖，人煙稀少，所以很難籌集大軍所需的糧草，而且還有明朝守軍曾英的阻擊，所以大西軍進展十分緩慢。

在萬縣滞留了數月之後，大西軍繼續前進，于六月初八日攻克了涪陵，然後便兵分兩路攻擊四川重鎮重慶，二十日攻克重慶，處死了一批明朝藩王和地方大員。原封漢中的瑞王朱常浩因為躲避陝西的大順軍逃亡至重慶，此時卻逃不過張獻忠的毒手，被處死，與瑞王一同被處死的還有前四川巡撫陳士奇等人。

占領重慶之後，張獻忠随即率軍向省會成都進軍，而此時受命于李自成的大順四川節度使黎玉田和總兵馬科也正率領大順軍從北向南進逼成都，成都北面和西面同時受敵，明朝蜀王朱至澍和四川大員們隻得龜縮于成都城中，束手無策。八月九日，張獻忠率先破城，占領了四川省會成都。

成都蜀王府遺址

随後，張獻忠派遣軍隊收取四川各府、州縣和土司，因為成都和重慶等重鎮已經被破，四川方面大員也大多被張獻忠處死，各地群龍無首，隻能接受張獻忠的命令，就這樣，四川基本已經被張獻忠占領。

張獻忠在占領四川後都幹了什麼事情，很多人可能都隻知道張獻忠殺了不少人，但是張獻忠能夠在四川立足，隻是殺人恐怕是做不到的，那麼他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首先，大西軍占領成都之後，重新建立了中央機構。張獻忠在湖廣地區曾經建立了中央政權，但是崇祯十六年底放棄了該地區之後，中央機構不複存在。到四川後不久，張獻忠又與李自成決裂，自稱“大西皇帝”，改年号為“大順”，以成都為西京。大西朝重新建立了更加完備的中央政權，分設左、右丞相，有着與明朝類似的六部尚書掌管實際事務，在地方上則設置巡撫、道、知府、知縣等官員。

大西朝形勢圖

其次，張獻忠注意延攬四川本地人才。張獻忠的設想是“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所以人才是根本，而延攬人才的最有效手段則是科舉。一方面，為了防止讀書人躲避科舉，他規定“未取童生不許閃躲”，由各州縣送到指定地點參加科舉；另一方面，“已中者不得甯家，未中者不得在鄉居住”，防止讀書人在鄉造言生事，這樣對讀書人既防範，又利用，為大西政權網羅了不少人才。

再次，張獻忠在軍制上對大西軍進行了改革，分設了正規軍和地方武裝。正規軍被稱作“皇兵”，這些部隊都是張獻忠的老部下，負責出師征讨等重要任務，共分四十八營，由張獻忠的養子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和劉文秀等人分别率領，鎮守各地，或者巡視地方。而地方武裝則被稱作“裡兵”，“按戶口簽派，三丁抽一”，主要負責本地的城防，維持社會治安等事務。

但是，大西政權在經濟建設上卻一直比較掙紮。張獻忠治理軍隊有一套，但是對經濟卻有點束手無策，始終沒有找到一條适合當地情況的政策。原來，明朝施行按土地、人口征收賦稅，但是張獻忠入川後廢除了原來的政策，卻沒有建立新的财政措施。張獻忠入川後基本沿用了之前的政策，兵源和維持政權所需要的錢糧物資基本都依靠沒收貴族、官府和鄉紳财産，但是這種方法短期有效，但是并不是一個長期有效的政策，由于經濟上無章可循，導緻四川的生産一直沒能夠得到恢複。

張獻忠在四川的統治經曆了一個興起而又衰亡的過程，那麼是什麼原因驅使四川百姓态度上的變化呢？

張獻忠在崇祯末年入川之際，正是百姓們對明朝統治者失去希望之時，當時百姓們對明朝統治者的腐敗已經失望至極，而大西軍雖然有着殘暴的名聲，但是百姓們在疑懼之中不得不寄希望于大西政權。“初，成都官吏見獻忠将至，逃避不追。繼見獻忠稱王，分官任事，以為暴雨之後，雲收霧散，将見太平。又聞獻忠有勇有為，能任國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所以，張獻忠在入川之初還能夠得到四川百姓的支持，但是随着時間流逝，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轉變。

1644年五月，江南的明朝力量擁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繼位稱帝，建立了弘光政權，弘光朝廷作為明朝的繼承者，雖然無力在武力上與清朝、大順相抗衡，對于遠在四川的大西政權也鞭長莫及，但是卻不影響弘光政權在政治上對四川造成影響。弘光朝通過許願封官的形式任命了一批四川的地方官僚和頗有威望的原明朝在籍官僚，通過他們聯絡明朝勢力和地方宗族勢力反抗大西朝在四川的統治，四川各地的反大西運動越演越烈。

因為各地反抗運動，張獻忠控制的區域越來越小，而張獻忠采取的對應措施則是派出大軍四處鎮壓，但是每況愈下的形勢使得張獻忠的報複心理越加狂熱，漸漸地走向了不分順逆、濫殺無辜的道路，甚至還将官紳的反抗牽連到無辜的百姓身上，發出“除城盡剿”的命令。于是，張獻忠逐漸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在四川站不住腳了，隻能放棄成都，準備離開四川。

張獻忠

而另外一方面，清朝在消滅了大順朝和弘光政權之後，開始集中精力處理割據四川的大西政權，清朝的應對之策是軍事征讨和政治招降雙管齊下。1645年十一月，多爾衮派出大軍“會剿四川，征讨叛逆”，同時又發布诏書招降大西軍：“張獻忠如審識天時，率衆來歸，自當優加擢叙，世世子孫永享富貴，所部将領頭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賞。倘延遲觀望，不早迎降，大軍将至，悔之無及。”最終在清朝的雙重攻勢之下，張獻忠被逼入了絕境。

順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清軍豪格率領鳌拜、準塔等人進逼到西充，但是張獻忠對清軍的行動卻一無所知，面對探報還将信将疑，張獻忠便親自率領随從出營觀察，結果被清軍弓箭手射殺。随着張獻忠的死亡，大西軍潰敗，大西朝在四川的統治也随之告終。

張獻忠在明末入川可謂審時度勢，但是因為面對的形勢十分複雜，張獻忠的性格不足以支持其處理如此複雜的局勢，最終走上了狂熱暴戾的道路。

參考文獻：《南明史》、《清世祖實錄》、《蜀難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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