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女性創業更容易成功?文/Maggie McGrath、Alexandra Sternlicht2021年10月，Rent the Runway聯合創始人詹妮弗·海曼（Jennifer Hyman）以17億美元的估值，将這家她創辦了12年的時裝租借公司推向上市，而她持有的5.1%的股份估值接近4,900萬美元，同時，這位41歲的CEO也是美國曆史上僅有的25位帶着自己創立的公司上市的美國女性之一但令其IPO不尋常的地方在于，它不僅有一位女性創始人，還有一位女性CFO和一位女性COO，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為什麼女性創業更容易成功?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為什麼女性創業更容易成功

文/Maggie McGrath、Alexandra Sternlicht

2021年10月，Rent the Runway聯合創始人詹妮弗·海曼（Jennifer Hyman）以17億美元的估值，将這家她創辦了12年的時裝租借公司推向上市，而她持有的5.1%的股份估值接近4,900萬美元，同時，這位41歲的CEO也是美國曆史上僅有的25位帶着自己創立的公司上市的美國女性之一。但令其IPO不尋常的地方在于，它不僅有一位女性創始人，還有一位女性CFO和一位女性COO。

海曼在納斯達克交易所裡花團錦簇的講台上慶祝了這一高光時刻，她的身邊圍繞着團隊中的關鍵女性、自己的兩個女兒，以及大量粉紅色的紙屑。雖然講台上有着這麼多女性元素，但有一個詞是海曼永遠不會用來标記這一時刻的：“女孩老闆”（Girlboss）。

創造曆史的一幕：2021年10月，Rent the Runway成為第一家由女性擔任CEO、COO和CFO的上市公司，估值為17億美元。圖片來源：RENT THE RUNWAY

海曼說：“我們創造了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人們看了兩三個女性創業的例子，而她們碰巧在社交媒體上有很高的關注度，所以我們就稱之為女孩老闆時代，其實這從未存在過。”

然而，它的确存在過。

這個如今讓人避諱的話題标簽可以追溯到2014年，當時零售品牌Nasty Gal的30歲創始人索菲亞·阿莫魯索（Sophia Amoruso）出版了一本名為《女孩老闆》（#Girlboss）的回憶錄。在八年的時間裡，阿莫魯索把Nasty Gal從eBay上的一家初創公司發展為一家擁有4,000萬美元融資的企業，客戶遍及60個國家，并在洛杉矶梅爾羅斯大道（Melrose Avenue）開設了一家實體店。這本書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上停留了18周，并推動阿莫魯索推出了一個專門采訪其他女性創始人的播客：Girlboss Radio。

今年5月底，37歲的Glossier創始人艾米麗•韋斯宣布，她将從這家自己于2014年創辦的公司中卸任CEO一職，并在休完産假後擔任執行董事長。當時，韋斯的美妝業務正在成長為一個價值18億美元的化妝品巨頭，而與此同時，關于“女孩老闆”的話題也在公衆的讨論中不斷擴大。

大約在同一時期，J.Crew将泰·哈尼（Ty Haney）創立了兩年的運動休閑公司Outdoor Voices納入了“我們喜愛的品牌”系列。2015年秋天，哈尼在奧斯汀開設了OV的第一家實體店，當時27歲的哈尼已經為Outdoor Voices籌集了超過6,000萬美元的資金，投資者包括General Catalyst、GV和J.Crew前CEO米基·德雷克斯勒（Mickey Drexler）。

自從索菲亞·阿莫魯索在2014年出版了她的回憶錄《女孩老闆》以來，帶有這個标簽的視頻在TikTok上的點擊量已超過60億次，在Instagram上的帖子也有2,600萬篇。過去八年裡，“#Girlboss”的标簽在推特上的使用次數超過450萬次，其中大約一半出現在2021年——但與此同時，一些更知名的女性企業創始人卻被迫出局了。

就在同一年，曾就職于新銳眼鏡品牌Warby Parker的兩名前員工斯蒂芬·科瑞（Steph Korey）和珍·盧比奧（Jen Rubio）創立了智能行李箱公司Away，這令科瑞在2018年11月登上了《福布斯》雜志的封面。到了2019年，科瑞的身家已經達到14億美元。在Away誕生一年後，奧黛麗·格爾曼（Audrey Gelman）也創辦了The Wing，這是一個專為女性開設的聯合辦公空間，并為其成員提供衆多在下班後與大咖嘉賓交流的機會，包括克裡斯汀·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和希拉裡·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那些有抱負的女性每年會花費2,700美元成為The Wing的會員，在2020年疫情來襲之前，這個熱門品牌的估值已經達到了4億美元。

有了這些迅速成功的故事，這些女性創始人很快就被譽為“女孩老闆”——這個詞通常還伴随着她們都年輕、迷人，而且是白人的意思。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當她們一飛沖天的品牌又跌回地面時，人們對她們的嘲笑也是無情的。一檔名為#GIRLBOSS的奈飛節目并不足以支撐阿莫魯索的Nasty Gal品牌：2016年，該公司申請破産保護，并于第二年被Boohoo集團以2,0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PitchBook的數據顯示，這隻是其2014年8,600萬美元估值峰值的一小部分。

在Outdoor Voices，哈尼也于2020年初發現自己的領導能力受到了批評，而同事們會在私下裡會對媒體記者說她“被寵壞了，而且善變”。那年3月，哈尼被趕出了自己創辦的公司。在同一時期，科瑞和格爾曼也發現她們的領導風格受到了媒體的抨擊，到了2020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這兩位女性都辭去了各自公司的CEO職務。

到韋斯在今年5月卸任Glossier CEO時，“女孩老闆”時代的訃告已經寫了至少兩年了。然而，作為千禧一代創辦的一家最時髦公司的門面，韋斯的辭職仍然為人們的評說提供了新的素材，用她來解釋女性創始人離開自己打造的品牌意味着什麼。不過，一些仍然在崗的女性企業創始人表示，這些事後分析既帶有性别歧視，也對那些仍在經營颠覆性、高增長企業的女性來說不公平。

在經營了自己創立的美妝品牌8年後，艾米麗•韋斯于今年5月在動蕩中辭去了Glossier的CEO一職。圖片來源：JOEL BARHAMAND

因創辦物流公司Shippo而登上2017年福布斯U30榜單的勞拉•貝倫斯•吳（Laura Behrens Wu）說：“每當一位女性創始人離職，就會出現類似‘女孩老闆之死’這樣的标題。但是當一個男人這麼做的時候呢？不會有任何關于他的頭條新聞，因為這種事發生得太頻繁了，沒什麼大不了的。”對此，Wu提到了41歲的Flexport創始人兼CEO Ryan Peterson，後者在韋斯辭職後不久也宣布了辭職的計劃，可關于Peterson辭職的消息卻并沒有引發1,000篇關于男性CEO未來的思考文章，而一個被罷免的“女孩老闆”卻“變成了對所有女性創始人的推斷”。

雖然“女孩老闆”的概念以賦權為幌子開始，但它最終就像一個烙印一樣對女性創業者造成了損害。這個帶有優越感的綽号弱化了那些尋求投資的女性創始人，讓投資者不是根據公司的質量，而是根據性别來評判她們。

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語言學教授Kristen Syrett說：“一旦你修改了‘老闆’這樣的詞——雖然我們的詞彙當中并沒有‘男孩老闆’或‘男性老闆’這樣的詞——就會非常明晰地凸顯出一個情況，那就是作為女性，我們仍然在與一個不是由我們塑造的形象作鬥争。這麼做是在提醒每個人，做老闆是有風格的：既有普通老闆的風格，也有‘女孩老闆’的風格。而且不管你工作多麼努力，你仍然是一個女孩——一個在男人世界裡的女孩。”

6月初，這個詞的始作俑者索菲亞·阿莫魯索也在推特上懇求她的粉絲們：“請停止使用‘女孩老闆’這個詞，謝謝。”

阿莫魯索也許已經準備好繼續前進了，但《福布斯》采訪過的Rent the Runway的詹•海曼和其他幾位企業創始人還在苦苦掙紮于女孩老闆時代的廢墟之中。

海曼說:“有時候，媒體對女性創始人或女性老闆全盛時期的積極評價，實際上讓情況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它掩蓋了女性創業者融資異常困難的現實。”

裡拉·科斯格羅夫（Lilla Cosgrove）就生活在這樣的現實中。2017年，她與人聯合創立了正畸校準公司Candid，并且使其開始成為牙套界的Warby Parker。從那以後，科斯格羅夫已經籌集了超過1.5億美元的資金。和過去兩年裡的許多CEO一樣，她不得不調整公司的發展方向，讓Candid從一個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品牌轉向直接向牙醫銷售牙套的B2B模式。在最高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做出裁決前不久，31歲的科斯格羅夫告訴《福布斯》：“随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在當今的這個世界上做人都很困難，更不用說做企業創始人了。除此之外，還要做一名女性創始人？獲得資金和支持的難度仍然超出了預期。”

事實上，在所有的風險投資當中，隻有2%的資金投給了女性創始人，更是隻有0.2%的資金給了有色人種的女性創始人，自從#MeToo和#TimesUp改變了全美的輿論對話以來，這一比例在四年裡幾乎沒有變化。

最近發表在《組織科學》（Organization Science）雜志上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約2,100家初創公司中，在早期融資輪中從女性投資者那裡獲得了資金的女性創辦的公司在後續輪次中獲得資金的可能性較小。研究人員的結論是，她們在早期獲得的資本是基于共同性别的象征性姿态，而不是基于對一個有前途的想法的戰略投資。

Rethink Impact是美國最大的一個專門投資于女性領導人的風險投資公司，其資金規模為3億美元。該公司的管理合夥人海蒂•帕特爾（Heidi Patel）表示，“女孩老闆”一詞就是這種環境的副産品。如果投資者想放心地給女性創始人開出支票，那麼資助一個具有較高公衆形象的人更像是一種工具，旨在提高個人品牌知名度——并最終募集資金。“這是一個消費者企業獨有的情況。我認為，這真的是一個營銷角度，是一個令人向往的故事線，目的就是為了吸引年輕的女性消費者。”

在被趕下Outdoor Voices CEO的職位兩年後，33歲的創始人Ty Haney建立了一個新的網絡平台——Try Your Best。圖片來源：JAMEL TOPPIN FOR FORBES

顧名思義，“女孩老闆”是對年輕的強調，針對的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相比之下，2022年《福布斯》最富有的白手起家女性榜單上的前五名女性的身家超過300億美元，但她們都出生于1948年之前（平均年齡60歲），而且沒有人自認為是“女孩老闆”。

有趣的是，Outdoor Voices的創始人哈尼堅持說，她實際上從來沒有被稱為“女孩老闆”，或者用這個詞來指代自己。在韋斯宣布辭職後，哈尼在Instagram上寫道：“我從來不是女孩老闆，也從來沒有将自己與這個詞聯系在一起，現在，記者們是時候停止試圖從我們的故事和這個主題上獲得點擊量了。”就像哈尼在2021年接受《福布斯》采訪時承認的那樣：“女性創始人的身份對我是有幫助的。我成了媒體的寵兒，這幫助我與一個新興社區（客戶）建立了直接關系。從籌款的角度來看，這個身份也很有幫助。”

事實就是，宣傳哈尼和其他像她一樣的女性創始人的正面媒體，也引起了人們對她的失敗的更大關注——這創造了一個循環，使人們認為"出局文化"希望看到下一個失言或失策的女性領導人的出現。

而這正是許多年輕女性創始人和CEO希望避免的惡性循環。曾創辦智能飲水機公司Bevi的伊莉莎•貝克頓（Eliza Becton）登上了2014年《福布斯》U30榜單，如今的她已籌集了9,500萬美元，從而能将一款聯網的天然飲水機帶到美國4,000個辦公室（而且這個數字還在增加）。“我不喜歡太多的關注。”38歲的貝克頓說。“我真的很喜歡我所做的工作，我喜歡和家人、朋友和客戶呆在一起，但我更喜歡埋頭工作，做産品開發。這讓我很開心。我不喜歡面對公衆，坦率地說，我覺得這讓我分心。”

Alexa Hirschfeld是另一位看到這些幹擾并選擇退出的創業者。作為數字文具公司Paperless Post的聯合創始人，Hirschfeld管理着100名員工，并運營着一個吸引了超過1.75億用戶的平台。在2018年的最後一次融資中，Paperless Post的估值達到了1.15億美元（根據PitchBook的數據），但和貝克頓一樣，Hirschfeld并沒有打算提升她的個人品牌。

“我不會在早上醒來的時候自問，‘作為一名科技女性，我今天要做什麼？’我擔心的是我的産品、公司和工作；我擔心的是每個人敢于冒險、承擔很多風險和責任的人都要擔心的事。”

對于MindRight Health的創始人阿什利·愛德華茲（Ashley Edwards）來說，女孩老闆時代的教訓是痛苦而明顯的，尤其是作為一名有色人種女性。這位31歲的企業創始人剛剛完成了180萬美元的融資，投資者包括梅琳達•弗蘭奇•蓋茨（Melinda French Gates），用于發展她為得不到服務的青少年提供的心理健康輔導平台。愛德華茲說：“作為一名女性和一名黑人女性，我真的為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工作上。”

勞拉•貝倫斯•吳的Shippo在本月的估值達到了10億美元，她同意并認為自己避開了女孩老闆的許多雷區，是因為她拒絕了大多數媒體——包括社交媒體。

她說：“這不是一個我們的優先事項。我一直沒能把它與某種業務優先級，或我作為CEO真正關心的事情聯系起來。”

而這也正是許多年長的高管對後“女孩老闆”時代女性的建議。安妮塔·卡邁克爾·羅伯茨（Anita Carmichael Roberts）是一名退伍軍人，是矽山資本（Silicon Hills Capital）的創始合夥人，也是《福布斯》50位50歲以上傑出女性榜（Forbes 50 Over 50）上的成員。由于年齡和種族原因，她從未背負過“女孩老闆”的名頭。事實上，許多商界人士甚至不會認為一個53歲的黑人女性可以掌管數百萬美元和投資決策。“人們通常不會認為我們是老闆，對吧？”羅伯茨說。“當我說我是老闆時，這就意味着我是房間裡最壞的東西——不論是男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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