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經曆的乃是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我們都是這曲悠長的“時代戀歌”的歌手與聽衆！那麼，我們能否譜出陳寅恪“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那樣的學術長歌行？

原文 ：《“寂寞之原則”與“純粹之知識”》

作者 | 同濟大學　葉隽

圖片 | 網絡

1925年，陳寅恪留德歸來，任教清華；兩年之後（1927年），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又兩年（1929年），陳寅恪撰《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謂：“士之讀書治學，蓋将以脫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甯死耳。……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處“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精神的最重要規訓之一，也是在現實語境中最值得遵循的基本學術原則。彈指煙雲，距靜安先生之死近乎百載，寅恪先生墓木之拱亦逾半個世紀，而前賢念茲在茲的中國現代學術究竟若何？

筆者以為，或許可以補充的是“寂寞之原則”（das Prinzip der Einsamkeit）與“純粹之知識”（das Wissen der Reine）。至少對于學者（廣義）來說，讀書治學，其若立志弘道，探尋真理，固然當持守獨立之精神，以依已不依他的果決和堅毅知海揚帆、百折不撓；固然當放飛自由之思想，以海闊憑魚躍的從容和淡定學山辟徑、如風遊弋；但若無寂寞之原則，必然難以脫俗于滾滾紅塵；若無純粹之知識底氣，則必然會困于功名利祿之重重羁絆。而如果沒有對“純粹之知識”的向往與執着，則更不能在當下不乏焦慮、悖論和倉皇的語境中突出重圍。

源自德國學術的“純粹”追求

陳寅恪先生的主要知識資源來自德國，如此強調德國學術，不僅因為德國在曆史上确實曾經以柏林大學及康德、費希特、蘭克等偉大學者而成為世界學術中心場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其所構築的“學者共和國”（Gelerhtenrepublik）理念成了一種可以引領知識世界的導向性思想。

相對于“精神”（Geist）、“思想”（Gedanke）這類更容易讓人饒感興味的核心詞，“原則”（Prinzip）與“知識”（Wissen）無疑略顯平淡，但絕非不重要。前者的好處在于振奮精神、激揚意志，但也容易讓人陷入過于蹈虛踏空的困局中，所以需要有更為堅實、可以支撐的基礎性架構。作為學人，我們應确立的思路是“循原則”“求知識”。大道所在，本是萬物共生共享，那麼如何能在普遍性基礎上建構起學術之道，則是一流知識精英不能回避的問題，如康德所言：“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批判”的路徑和方法：“我之所謂批判非指批判書籍及體系而言，乃指就理性離一切經驗所努力尋求之一切知識，以批判普泛所謂理性之能力而言。故此種批判乃決定普泛所謂玄學之可能與否、乃規定其源流、範圍及限界者——凡此種種皆使之與原理相合。”這個定義非常重要，因為這意味着将“批判”（Kritik）概念上升到一種“元方法”的理論高度，尤其是對近代以來一直作為西方知識世界主導原則的理性的自我反思，這是很難能可貴的。但他還是未能進一步上升到二元架構的高度，即“理性—感性”的基本結構中來看問題，也就是“秘索思—邏格斯”的框架之中。盡管如此，如果将“批判”視為可能介于其間的流力因素，則未嘗不可尋得第三維開出的蛛絲馬迹。康德接着說：“蓋此等著作者承當能擴大人類知識于可能經驗之限界以外，顧我則謙卑自承此實為我之能力所不及者。”康德之卓越，在其能自知限止之處，與黑格爾之僭越恰成對照，他直承将探究之範圍局限在“理性自身”與“理性思維”，将後者又界定為“純粹思維”，正是這種對于“純粹”的追求，乃可以進一步闡釋“純粹理性”的概念。康德對于“純粹理性”（當然還有“實踐理性”等概念）的訴求，表現出一種锱铢必較、深入底裡的學術态度，這恰是德國學術之所以為德國學術，能成為一度引領現代世界的大纛之根本原因所在。不妨繼續延伸，拓展出“純粹之知識”的原則，這将在更為廣泛的範圍内為中國現代學術甚至世界學術提供根本的學術倫理原則。

在“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提出的兩年之後（1931年），陳寅恪撰《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強調：“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此今日之公論也。”并一一拈出中國學術之弊病：“——本國史學文學思想藝術史等，疑若可以幾于獨立者，實際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國文則全國大學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國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為一種人文主義之教育。——今日國中幾無論為何種專門研究，皆苦圖書館所藏之材料不足；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這就意味着，其實大學職責的命題，并不僅針對學者個體，還有着更為高遠的學術共同體意識，甚至是國家學術的考量，是具有文明史建構意義的“純粹學術”。

“寂寞”的特殊價值

一般而言，物質量化相對容易，而随着時代發展，知識量化似乎也是一種趨勢，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人類近30年來所積累的科學知識，占有史以來積累的科學知識總量的90％，而在此之前的幾千年中所積累的科學知識隻占10％。”科學知識的增速是極為驚人的，英國學者詹姆斯·馬丁（James Martin）測算為：“人類的知識在19世紀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紀初是每10年增加一倍，20世紀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而近10年大約每3年增加一倍。”面對如此浩如煙海的知識及其無限擴展的增量與速度，任何一個個體在有限的生命中都不可能窮盡其涯。在知識的無邊海洋面前，若對于其壯闊瑰麗的奇偉沒有一絲敬畏之心，那隻能被視為無知無識，或者是無恥。學術的謙遜本是學者應當具備的基本美德，可充斥今世的不少是自吹自擂、胡言亂語、毫無底線之人。所謂“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顧炎武《廉恥》），或可模仿一句：“學人之無知，是為無恥。”因為無知，所以利欲熏心；因為無知，所以自甘堕落；因為無知，所以曲學阿世；因為無知，所以沒有底線……

與“獨立”“自由”等稍顯高端的詞彙相比，“寂寞”“純粹”無疑更顯得邊緣與孤獨。可正是這樣的比照凸顯了這類核心詞的特殊價值所在，因為這種寂寞，既可以是“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宗元《江雪》）的宇宙感知之大，也可以是“欲将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嶽飛《小重山》）的英雄事業之難，還可以是“斜陽漏處，一塔枕孤城”（王國維《臨江仙·過眼韶華何處也》）的士大夫的憂患情懷，說到底，這些與現代學者的孤守自持也都是相通的；而所謂純粹，則既可以是“感時思弟妹，不寐百憂生。萬裡經年别，孤燈此夜情”（唐·白居易《除夜寄弟妹》）的純真親情，也可以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周敦頤《愛蓮說》）的潔身自好，還可以是“體素儲潔，乘月反真”（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崇高雅潔……

至少在當下，我以為在承繼的基礎上繼續拓展前賢認知，認真思考這一學術倫理問題甚有必要。“寂寞之原則”與“純粹之知識”是否值得作為學術倫理原則，以及可否承擔起時代的學術與精神使命有待曆史的檢驗，好在曆史既有精英的琴孤引領，也有大衆的曲歡相和，兩者究竟以怎樣的互動關系推動曆史的行進，無疑也是對作為高端知識的學術倫理原則的重要考驗。所謂“初聞不知曲中意，再聞已是曲中人”，我們正在經曆的乃是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我們都是這曲悠長的“時代戀歌”的歌手與聽衆！那麼，我們能否譜出陳寅恪“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那樣的學術長歌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00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内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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