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少年閏土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詩中如是寫道。處在異鄉的遊子，在張燈結彩的佳節裡，往往更能體會到親情的存在。每到春節，我們更能體會到“家”對于中國人根植于心的含義。“家”的含義之于中國人與西方人是不同的。于是乎，産生了隻有中國才會有的人類奇觀——“春運”。人群伴随着車水馬龍以及汽笛聲回到家的方向，回到那個生他養他的土壤。然而，有一群人是很難再回去的。他們通過努力在千軍萬馬的高考中成功走出獨木橋，卻在回頭時發現橋已坍塌。他們回不去家鄉，卻也融不進城市。就這樣，成為了懸浮中的異客。

——題記

高考——鯉魚躍龍門

前些日子，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家嚴飛出了一本叫做《懸浮——異鄉人的都市生存》的作品。作品以城市的邊緣人群，諸如快遞小哥、打工人群為對象，不可謂不新穎。他用一個極其形象的詞語來形容這一城市邊緣人的生活狀态——懸浮。這讓我不由得思考起來懸浮着的另一個群體——農村第一代大學生。他們憑借努力從傳統的農村文化場域來到極其現代化的城市文化場域之中。并随着城市生活的經曆愈來愈豐富，愈來愈感受到處在兩種文化場域的剝離感。對于這一點的關注越多，讓我越産生衆多疑問。是哪一群人在承受着這種剝離感？為什麼是他們成為“異客”？何以重構“異客”心态？

是所有的農村大學生都成為了“異客”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回答一個問題——如何定義“異客”。這裡的“異客”概念是與傳統的“異鄉人”概念不相同的。傳統的“異”往往強調的是地域上面的不同。指的是某人由于某種主觀或者客觀的原因産生了流動，從而到底了空間地域上的不同。我們在這裡的“異客”則着重強調由于流動産生的一種社會普遍心态。一種剝離與抽離感，一種既不屬于這裡又不屬于那裡的丢失感。

因此，從定義出發來回答“‘異客’者誰人也？”便會較為容易了。首先，“異客”産生于社會流動這一社會層面的運動。顯然，幾乎所有的農村大學生無不需要離開故土去城市上大學。所以從社會流動這一“異客”産生的客觀基礎上我們還是難以辨别誰是“異客”。所以，我們通過嘗試回答誰更容易産生此種“剝離感、丢失感”來尋找“異客”群體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在經過對一定量來自農村大學生的觀察與訪談，我們驚訝的發現。在高校層次上，來自雙一流及以上的農村學生比來自普通一本、二本的學生擁有更為強烈的剝離感、丢失感；在對該群體的家庭學曆狀況進行進一步跟進的同時，我們有了另外的發現，即屬于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大學生群體丢失感、剝離感更為明顯。他們更加明确的表達了自己對于城市與家鄉的無所适從。因此，本文暫且将“異客”概念俠義地定義為農村第一代雙一流高校大學生。也就是，我們常言的“雞窩裡飛出的金鳳凰”。

之所以是他們表現得最為強烈大抵上與他們對于未來的期望值更高有關。雙一流大學生由于擁有更好的平台，往往增加了他們接觸更多開放思想的就會，擁有更高遠的眼界。這時候就會滋生出強烈而又自然的想法“我也要成為這樣的人”。在思想層面的這一追求激發了這一群體深刻的感歎，其威力不亞于林則徐、嚴複等人的“睜眼看世界”。在思想層面這一想法是進步的，但是在面對現實一次次的打擊時他們便感受到了無盡的痛苦。正如餘華在小說《活着》中寫到的“誰讓你讀了這麼多書，又知道了雙水村以外還有個大世界。如果從小你就在這個天地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現在就會和衆鄉親抱同一理想：經過幾年的辛勞，像大哥一樣娶個滿意的媳婦，生個胖兒子，加上你的體魄，會成為一名出色的莊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這種不能為周圍人所理解的苦惱。”是的，之所以他們成為“異客”是因為他們在同齡人中思考的更多，有了遠大的目标和對自身處境清醒的認識，然而不幸的是卻又一次次陷入了現實的骨幹之中。想要掙脫桎梏擺脫貧窮實現華麗的階級躍遷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實現，想要擺脫相對落後的文化卻陷入城市與鄉村文化的夾縫之中難以融入。這便是這一代人的異樣感所在。

畢業的本科生

“異客”之所以産生“異物感”，與場域的轉換極為相關。他們生長于傳統的農村文化場域，而借助高考這一流通渠道獲得了流向城市文化場域的通行證。顯然，城市與鄉村的轉換所帶來的沖擊是巨大的。這種差異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表現得更加明顯。

我們可以通過刨析城鄉間差異來找到此種剝離感的淵源。第一點也是最直觀的一點便是空間上的差異。傳統的農村相比較之城市，其空間結構相對要更加扁平化。無論是坐落于山間的存在，亦或是地勢開闊的平原小村落，它都是匍匐于此的存在。而發達的城市，由于土地利用的需要，更加突出了“高效”二字。于是乎，幢幢高樓拔地而起，條條地鐵從湖底、樓下、山腳穿過。城市給予人更加的立體感，而農村更給人以扁平感。這是初到城市的農村孩子所感受到的。于是乎，他們産生了源自内心的陌生感。這種陌生感是第一次乘坐地鐵時慌亂而不知出口，是一路手持導航而不知入口，是駕駛自行車時誤打誤撞跑入機動車道的驚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曾經表達，此種現象不是農村人笨的緣故，而是他們不知道城市生活是該如此。正如常年居住于城市的人來到農村認不得莊稼是一個道理。是的，來自農村的這些年輕大學生們面對着逛過陸離的空間是充滿惶恐的，但與此同時是好奇的。這與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們第一次來到鄉村旅遊大概是同一個心境。第一次望見這綠油油的麥田、低頭喝水的牛犢，他們便面露欣喜地掏出手機拍着這農村人司空見慣地一幕，生怕漏掉些什麼重要的信息。這幫農村孩子面對車水馬龍、高樓大山地城市，同樣迫不及待的掏出手機，努力的調整好攝像頭與它合了一張影。由于空間上的不适，造成了心裡的複雜激蕩——好奇、欣喜、惶恐、熱愛、慌張。

第二點是社交變遷，初次來到大學的農村孩子眼裡是有光的，他們渴望與城裡的孩子交朋友。但是，他們此刻的欣喜很快就會被澆上一盆冷水。他們并不清楚自身所具有的“土氣”。所以，希望能與宿舍以及班級幾乎所有人都建立聯系。因為他們的父母曾經樸實的告訴他們“多個朋友，多一條路”。然而，隻有在逐步的相處之中，大家才會明白一個道理。因為每個人的地域環境不同、家庭環境不同所産生的習慣不同。更為宏觀的可以用布迪厄發明的“慣習”來概括。因為天然的不可抗拒的便是我們身處于不同的場域，被不同的文化所包裹。而此種包裹培養了我們的“慣習”，我們自身的“貼标簽”行為恰恰又加強了我們的“慣習”。并将之以“習慣”的形式表現出來。此刻，農村大學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原來，當他們安靜下來時才發現，你與我，他與我是不同的。此外，普遍的膽怯也來自于不經意的對比。比如，在一次英語口語課堂上，突然發現昔日熟悉的同學用極其流利的倫敦腔與老師對話，談論着自己年幼時去澳大利亞學習騎馬的故事。另外一個同學在才藝表演時，拿出了自己的薩克斯。然而輪到自己時，隻是遲鈍的說了句“我為大家唱首歌吧”。這時便體會到，原來我們真的是不同的。第一知道原來口語還可以聽出是倫敦調還是愛爾蘭調。原來，童年不隻有彈珠，還可以有小提琴、薩克斯、鋼琴。于是乎，在下課後這些同學便暗下決心，一定要留在大城市，一定要努力學習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并希望自己未來的孩子也能夠從小接觸到自己同學所接觸到的這些。

第三點是歸屬感的缺失。歸屬感的缺失是“異客”最為重要的情感體驗。他們歸屬感的缺失要從社會關系講起。歸屬感用通俗的話講就是發自内心的“我屬于這裡”。而這批青年人恰恰陷入了“既不屬于這裡，又不屬于哪裡”的境地。他們歸屬感的背後是社會關系的變遷。

自傳統鄉村鯉魚躍龍門般進入一流學府，随着生活地域的變遷，他們的社會關系也産生了激蕩。在城市裡他們進入了全新的話語體系。在這裡他們談論着星巴克、論文、PPT等等種種在農村或在以前從不談論的名詞。當然，在城市裡長大的孩子是體會不到這一點的，這源于他們由于地域上的優勢更早的熟悉這套語言。而由于他們的父母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于農村父母，所以與孩子間的共識成本較低。而農村第一代大學生們卻很難生活在一套話語體系裡面。當他們的父母詢問他們最近做了什麼時，是不能直接說“做PPT”的。需要切換到他們另外的一種話語體系轉換為最容易理解的“做作業”。這種話語體系差異感覺最強烈的時候便是放寒暑假回家時期。這時他們會驚訝的發現自己與家人的溝通出現了障礙，與兒時玩伴（當初那些并未進入一流學府的人）也産生了一定思想的差異。從而再次産生了一種孤獨感。

靜谧的鄉村

光怪陸離的城市

在城市裡沒有建立一種強關系，在農村又處于關系的弱化階段，從而導緻他們失去了歸屬感。走在高樓林立的城市和昔日熟悉的鄉村是一樣的。都會産生歸屬感的缺失。而很少有人專門将他們當作“異客”。從而從本群體内尋求慰藉便是一種極其自然的共識。所以産生了諸如“985廢柴”這樣的社群。他們借助互聯網平台聚集在一起，尋找着共鳴與理解。

除了借助社群的共同體力量之外，還需要從自身出發展開自我價值的重構。第一是客觀認識“異客”身份以及不适感的來源；從場域轉換等多維視角客觀認識“異客”身份的來源于空間變換與心理嬗變的疊加。此種現象具有普遍性亦具有其特殊性。其顯性表現于自組織形式的社群中，隐形的藏于無數此種疊變中的大學生群體。第二是突破他人價值的束縛，構建新的價值定位；處在此種不穩定的關系中的群體表現出“兩不親近”的特征，即不親近傳統農村關系又不親近新的城市關系。加之年齡與經驗的局限所以往往容易出現價值的扭曲與崩解。此時最容易發生的事件便有兩種：一是未完全跳脫農村糟粕傳統的保守束縛，從而淪為其價值取向的傀儡而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躍遷；二是陷入城市高度資本化的異化價值取向中，價值觀純粹的被金錢與權力包裹而又難以自知。所以自我價值的重新定位顯得尤其重要且迫切。此時的可取做法便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從系統熵增的角度或許更好理解或者闡釋這一觀點的合理性。所謂“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用比較禅意的詞講便是“遇”，用更口語化的語言來講就是“不斷折騰”。當然這裡的折騰不是瞎折騰而是“無為”的折騰。“無為”意為不亂為、不枉為，此般折騰便是正确的做法。從而達到保持自身“開放性系統”的目的。在在深入思考與閱讀中加之“走出去”，從而強化價值定位。第三是強化城市關系，減緩農村關系的弱化；鄉村的衰落與城市的興起已經成為學界普遍的共識，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所以，這一群體走入現代化的城市并建立城市裡的新關系也成了必由之路。或者換句話說即使不生活在城市中，也必然與城市元素展開密切的互動。因此強化城市關系是這一群體需要做到的。城市關系的強化中需要掌握大量現代溝通的技巧，對于這一技巧的迫切渴望不光是這一群體的餐食還是現代人共同垂涎的盛宴。《人性的弱點》一書的出版奇迹正是這一點的印證。當然，一味的學習技巧所帶來的效果并不會顯著，了解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差異才能從根源上把握其脈絡。而對于這一方面的論述是極為豐富的。如費孝通先生提出的“禮俗社會”、“法理社會”。索羅金提出的“親密關系”、“契約關系”。貝克爾提出的“神聖社會”與“世俗社會”。這些偉大的社會學家為我們從不同角度理解現代城市社會提供了可行的觀察方式。為我們強化城市關系提供了一個有本之源。此外，減緩農村關系的瓦解也是尤為重要的。之所以在加強城市關系的同時還要減緩農村關系的瓦解，是因為這一群體處在轉角這一特殊的地帶。雖然走向城市或者與城市接觸是必然的，但這是一個處于過度的階段。所以需要與鄉村有短暫的緩和。那麼如何減緩這一群體與農村關系的瓦解呢？其一是“求同存異”，在農村關系的相處上保持着空杯心态；其二便是做文化傳播的橋梁，将自己的所見所聞用樸實的鄉村口吻講述出來；第四是做到降低期待，減少比較；“異客”群體處于嬗變之中所以往往容易産生兩種極端，一是與同一“附近”的農村青年相比，了解到曾孩童期朝夕相處的玩伴在這一階段或好或壞的境遇從而産生落差。二是和同一“附近”的城市青年做比較，在了解到其背後差異化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階級“慣習”帶來的心态差異與處境異質化。因為意識到了群體間的差異，所以企圖利用有限的資源僅憑借學曆優勢跨越階層是他們最佳的選擇又是不得不要做的選擇。故然産生了對未來社會地位、職業等的無限期待。一面望着光怪陸離的城市，一面看向已經回不去的農村。這群未被社會關注的“異客”應該何去何從？或許最好的方式便是降低期待、減少比較。第五是多參與異質性群體活動，突破圈層局限；所謂異質性群體，其“異”之維度并不限于一種。包括但不限于職業、年齡、性别、地域等常見或者便随着互聯網衍生的新型社群。之所以需要與異質性群體接觸，是基于同質性群體的弊端而言。異質性群體在思想、方法、理念、信仰、立場上表現出與該“異客”群體頗為迥異的觀念。對于這些通常較為逆耳或不順的言語的接受與聆聽對于打破“信息繭房”将有重要意義。但是這既需要極大的勇氣又需要極為強烈的自我革命、自我否定的意識。

總之，空間的變遷加之心态的嬗變構成了該群體強烈的“異物感”。“異客”群體的進階之路任重而道遠，遠非一種結構一種理論一種解釋所能窮極。實現階層的躍遷，對于文化資本本就匮乏、信息資源嚴重不足的農村第一代大學生來說将是艱難而又孤獨的道路。最後，引用費孝通老先生的一句名言，作為對這一試圖改變命運的群體中每一個成員的期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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